昆德拉说，犹太人有一句精彩的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没想到自己也有一天陷入了这个圈套。我一直认为作家和理论家二者的关系是很可笑的，作家生出许多新鲜而奇怪的念头，但是更让人吃惊的是理论家找出的理由会让作家大吃一惊，他们也许自己压根儿就没有那样想过。所以，经过理论家的妙笔，一个鲁迅会克隆出无数个性格各异的鲁迅，感谢他们让我们从不同的地方和角度看见了鲁迅。
就像我再次走进课堂我们的导师之一李俊国先生将我认为是优秀之作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称为庸俗之作一样，我对理论和理论家充满了迷惑和恐惧，张大民成了一条无形的绳索捆绑着我四处寻找他的始作俑者刘恒为什么会有如此先生所说的平庸之嫌，读了一批书后，我认为李先生的确没有说错，刘恒作为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将悲剧精神消解了，他只是一个平庸的旁观者和叙述者。
现在我面对的是鄂西地域文学的前辈野夫和王月圣。我仍然是诚惶诚恐的，但我必须扮出理论家的面孔，我要写出我的观点并且还要找出证据进行论证，正如昆德拉所说的那样：“小说，是个人想象的天堂，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人是真理的占有者，但所有人在那里都有权被理解。”如果谁跳出来对那些有权去理解小说的人指指点点，我们所有人可以像好兵帅克那样谦恭地回道：是的，先生，您说得太有道理了。
(一)剥枣诗社：启蒙话语身分的确立
1、 剥枣诗社与野夫和剥枣十七子
剥枣诗社的历史背景是：基本出生于1961—1964年代，从呀呀学语到发育成熟，他们经历了完整的文革岁月，苏家桥说是在一种“夺过鞭子揍敌人”的仇恨哲学中“茁壮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而这些人的父辈正是纯正的红色革命家，而他们也成了“红色贵族”， 苏家桥说：“从小学到中学，我们熟悉的字眼是阶级仇、血泪恨、造反有理、打倒一切，而且打倒了还不解恨，还要踏上一万只脚，叫被打倒者永世不得翻身。 ”
剥枣诗社的文化背景是：协复高考后的受益者。大部分是恩施师专的学生。据剥枣十七子之一的苏家桥回忆：“ 毕竟，那年头非常稀薄的所谓高等教育（哪怕只有恩施师专的水平）正在稀释我们血液里市井泼皮的狼奶毒素。我们要从“武器的批判”回归“批判的武器”，在自己粗蛮的街头恶少的脸孔上贴一张文雅的诗歌面膜。告别了暴力革命的诱惑和瓜分地主浮财财的冲动，我们纠结在缪斯女神的石榴裙下，企图向高贵的精神层面靠拢。 ”
他们意识到：政治话语下的他们是一代被愚弄的对象，从而企图从精神上向父辈们（政治话语的现实身分）说：不——！他们凭借个人经验与历史记忆、智性地抒写自己拥有的感受、经验，形成了一股惊世骇欲的强大风暴，用诗歌的形式表达被愚弄后的愤怒。这就是 剥枣诗社形成的历史、文化和知识背景。而野夫正是 剥枣诗社这发起人和中坚力量。 1982年8月8日“剥枣”诗社就诞生，相继加入的有野夫、苏家桥、方舟……，共十七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剥枣十七子。
他们的目光是：审叛父亲，他们把自己推向了启蒙者的角色。
2、逃离与颠覆
我们来读一读野夫在1985年的一首叫做《鼠尸》的诗：我忽然被风倾斜。唉，生命竟如此不支，好单薄的岁月。/怎么从呆滞的路面上浸出一滩血，/这里陈列了哪位远游者的足迹呢？/胸膛拉紧了手，已经无数次了，/这样从重轭下取出试探虚脱的气息。/而一具鼠尸竟这样沿着夜色贴向视觉------/心啊，也曾经那样穿越过簪花的田野，/一些风也曾经飞矢般偷袭，/为什么在翻过同一片土地时才同时被击倒/让这般鲜艳的余色来渲染我们的厄运呢？/仿佛依定了一个秩序。/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都市之路，/多风的黄昏，然后倒下。/液化的思索从指缝溢出，为所有/被驱逐的命运默哀，一具太小的身体，/一粒更小的心开放成春天的落樱，/万户楼窗从此捂紧面孔。。。。。。/在屠场般的大道上，永远不缺乏这种颜料。/而漫游总难结束，小驻了又终将出发。/即使脚下有弱者在羁绊，/仍旧新鲜地渴望生活。/眩目的死亡啊，你以路诱惑我们，/又以我们多难的际遇弥合你原本苍白的画布。/在已经平息了的挣扎中，我多么想/------像注目这一具鼠尸一样-------/回视我零碎的影子啊。
在80年代早中期远在大山深处的山区与当时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诗歌潮流契合了，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剥枣诗社”的诗歌团体，走的是纯文学的道路。与同时代出现的朦胧诗群相比，野夫们具有了惊人的现代性和前瞻性以及惊人的悟性（这对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已经实现了自我确立和自我分裂，这正是启蒙主义和现代主义最重要的特征。注意！这是在80年代早期出现在鄂西的现代主义思潮。
所以在说起恩施的文学之时，很多人忽视了这些重要的写作形式，他们当年没有成为主流写作，那是因为他们更接近真实，更具现代性。而1985年前后的主流文化从官方到知识分子再到民间三位一体的集体意识全部失去了主体审判的勇气，他们纷纷为自己急于在找“替罪羊”。
但是这种现代思潮却在几年以后烟消云散，个中原因说来肯定很复杂，用野夫自己的一段话来说：“ 我原来想写一下剥枣的悲剧，后来又三缄其口，这里扯到这个话题了，简说一回。80年代上半叶，剥枣的文学活动在湖北还是有过一些小影响的，那一代写诗的都知道。长江文艺也出过专版。但发表的总不如未发的好，这是国情。我们当年也写过一些绝不次于外地诗人的好东西，但我们确实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非主流的路，年轻人心高气傲，不太喜欢跟官方合作，也都不爱投稿，客观上变成了一种私人写作，因此很容易被时代遗忘。多数人并没想从事写作，玩票而已。不执着是出不了道的，这是我现在可以定论的话。中国的民间写作一直都存在，尤其诗坛，好作品基本都出于民刊，从《今天》开始，我可以如数家珍到现在。诗刊现在诗界毫无地位，只有文联作协系统及边远作者会把它当回事。”
从他的这个谈话有一些东西是很明确的：一、他们的创作是在当年得到认可的；二、走上了一条与主流文学相抗衡的道路——这是不奇怪的，他们的举动在当年被人看作是惊世骇俗的，回顾一下80年代早期诗歌创作领域一直末被人重视，野夫他们一干人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三、他们很多人并没能坚持下来，我想这和许多当年的诗社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他们或者最后投入主流文化的怀抱，或者被主流文化扼杀，或者就是从文学本身出发认为文学源于游戏说。
3、剥枣诗社的地域文化的意义
野夫等人文化意义在于：启蒙。
何谓启蒙？德国哲学家康德1784年曾经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何谓启蒙》，根据张志扬先生的概括（参见张志扬：《缺席的权利》第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启蒙”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脱离出来。“不成熟状态”是指无他人的引导便无法使用自己的知性的那种无能。“自己招致”，是指不成熟状态的原因主要不在于缺乏知性，而在于缺乏不靠他人的指导去使用的决心和勇气。
野夫等人完美地实现了自我启蒙。但由于他们主动地与主流文化切断脐带，在文化闭塞的恩施就成了独自舞蹈的精灵，让这个启蒙话语成了少数人的自我吟唱，对于大众启蒙坐失良机。过了那个特殊的时机，人们很快消失在物欲之中，不再对精神追求有更多企盼。
如果站在后辈的立场上来说这个精神事件，从哲人的“真”来说，我觉得没能让这种现代思潮存在下去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由此，我们在回到“五。四”新文学来审视这个精神事件，他们错过最好的启蒙时代，而这样的时代会一去不复返，这就是剥枣诗社留给后辈的人精神继承上的缺失，这就像我们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并没有继承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实质一样，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重大的缺憾。
最后随着主力战将相继离开，他们所倡导的启蒙思想落入低谷，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精神缺失，智性写作被抛弃，众声喧哗的时代到来，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了。
二）汉语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民间书写
1、汉语文化语境下的身份焦虑
鄂西文学这个概念是近些年来鄂西文艺界的人们提出来的，它的参照物就是与鄂西唇齿相依的湘西文学，这就像俄罗斯人提出“俄罗斯理念”一样，人们是想追索本民族存在的价值。鄂西文学这个概念的提出其意义是重大的，一方面鄂西文学有其别于其他地域文学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也表达了鄂西文艺界的人对相邻的强势文化——湘西文学有分庭抗礼的意思。这些年来这群文化人为此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工作，也有许多鄂西的学者将二者作过许多比较，我认为大部分得出的是令人沮丧的结论，而且文学界的人对鄂西的民族文学的关注几乎是微弱的。
但这并不代表鄂西文学就是枯萎的，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些年来还是出了不少值得玩味的力作，同时也涌现了许多功力雄厚的作家，这批作家活跃了九十年代的鄂西，并且让后来人看到了不少希望。这段时间的作品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批作家有厚重的民族历史文化背景，有悲悯的情怀，有人性的拷问，提出了本源的问题，这时的作品如王月圣的《撒尔嗬》、叶梅的《黑蓼竹》，我在此特别看重这两部的作品，虽然这两部作品都是中短篇，但是这两部作品能代表鄂西文学的这块沃土能生出奇异之花来，它以民族文化为根，展现的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生命哲学——勇敢、坚韧、原始，作家们不仅有悲剧意识，而且具有崇高的悲剧精神。
王富仁对悲剧精神是这样下定义的：什么是悲剧精神？悲剧精神就是反抗自己悲剧命运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在激情的支撑下产生的，当激情维持到超于常人的长度的时候才具体表现为一种超常的意志力量，而这种超常的意志力量在悲剧中就表现为一种精神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
2、封闭文化下的浪漫传奇
我以王月圣传奇小说《男儿女儿动情时》说开去 ，熟悉王月圣的人都知道他的小说有两大主题，一是宣扬人性美，二是与外来文化抗争的精神坚守者。
《男儿女儿动情时》写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至改革开放的山乡言情传奇。在这里他要讲述的是整个民族对于生存的理解、对于生命的态度。在一个贫困的小山村，民族的悲剧也在这里上演，异类钟建中一家人来到一个远离革命中心的大都市，但他作为右派之子仍然仍然被作为革命的背德者遭遇了厄运，他被和他同龄的小孩子鲁阿成的欺辱。正义与非正义在这里界线模糊，钟建中和鲁阿成是那个时代的寓言，它的所指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善与恶在王月圣的小说是鲜明的，他对于善的歌颂和对于恶的仇恨是那么强烈。
在《男儿女儿动情时》里我们看到的他对于人性美的一首赞歌，虽然钟建中受到很多来外部力量的打击，可是人性最美好的东西一直是他维护的，他不计前嫌，默默地把自己奉献给了大山。王月圣在主流的洪流中将这个民族的悲剧点上了一掌人性之灯，王月圣 最后有一段寓言式的结尾：“反正，山村仍然是山村，它的溪沟里的水，还在不停地流着；它的山上的草儿，还在年复一年地荣枯现破土而出。普天下的人们头顶上的天比以往湛蓝，风儿比以往和顺，也许今后还有风暴、雷电、山洪、旱涝……但那喷薄欲出的太阳和挂在树梢的月亮，要给人们送来温暖和馨香。”王月圣相信人性是美好的，他的喷薄欲出的太阳和挂在树梢的月亮就如荣格所说的“人类生存的惟一目的，就是要在纯粹自在的黑暗中点起一盏灯”的那灯，现实与理想彼岸分裂、理性沦丧后人性那掌灯依然亮着。王月圣展现的是一个民族的生存境遇和生存方式，他没有要去责备历史，他把改变自己命运的使命抛给了世俗中的人们，他认为人们可以创造自己的历史，从而他以人们的发言者的身份发出了人们的声音“山村的人们，会写出新的传奇，一定”。“山村的人们，会写出新的传奇，一定。”从他的这句话，我们可以这样断定王月圣有着民族身分认同的焦虑，他的愿望是那么迫切，他希望自己的民族会得到尊重和认可。
他们的作品深入民族的骨髓，《撒尔嗬》中“我奶奶”纯朴、坚毅、相信爱情，在以道德为社会关系的生存背景中这无疑是悲剧，最后她在世俗的压力下只能把幸福寄托在天国。“我奶奶”放在远离大都市的小山村，我认为“我奶奶”是一个隐语和象征，一个被人忽视的少数民族在外来力量的冲击下行将灯枯油尽，可是那也是个有着自己历史和辉煌的民族，作品在结尾处写道：“奶奶一生的苦忧，一生的悲烦，一生的悲哀，一生的欢乐，全深掩在一堆黄土之中。对，因为阿楞，我的奶奶也曾风流过……”。叶梅的《黑蓼竹》中的吴先生的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外乡，可是他无法融入人群，他永远是个局外人，一个漂泊者，他一生都生活在宿命相遇红衣少女的那个清晨的梦境中，他守着那份爱情一辈子，他所不知道的是他的红衫女也守望着那份没有着落的感情一辈子，尽管最后他们还是擦肩而过，但是他们有他们一生守望的精神，这就是他们活下去的理由。这些作品表现的主题是： 理智与本能、文明与野蛮、深思熟虑与冲动两种个性，姑且抛开善恶之分，这两种对立的个性也是土家人血液里奔流不息的东西。传达给读者的是一个民间传奇，但反映的是他的宗教情绪——对祖先的深沉的追忆、对于根文化割舍不掉的眷恋。纳入到当代错纵复杂的文化领域中，我认为是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他力求回归民族传统和持守民族本位立场。
（三）大众文化浸淫下的两种写作状态
不管是启蒙话语还是民间书写，他们有一些是一致的：即，没有拥抱现在正在流行的大众文化。排开文本细读后给人的质感，他们还有一点是共同点：相信文学是崇高的。
有人对这批作家的成就是持观望态度的，我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不尊重和不了解。九十年代的文坛，众所周知，作家、艺术家、批评家近乎无保留地拥抱了90年代的都市化、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完全站在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无法接受的立场上。戴锦华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这种文化催生出的两种都市文化——作为都市消费的和书写都市的文化都处于颇为复杂的状态，作为消费对象的都市文化实际上具有非常多的层次，它有极其粗糙的一面，价位适应低薪阶层；还有一种虚假的、新富的文化：豪华、精美，但这部分人能够消费的也许根本就没有文化消费的需求。
还有另一个原因，进入消费时代，人们不再要求崇高，消费者们要的是轻松、娱乐，在九十年代初由于知识分子的困惑整体“失语”后，“唠叨”进入文本并迅速占据了沉寂的文坛，很快迎合了大众口味。而这时我们鄂西文坛的人正耕耘在民族文化这块处女地上，野夫们也好，王月圣们也好，他们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但这时被“唠叨”话语和消费文化充斥的文坛没有注意到这个弱小民族的精神守望者们的声音，大家都齐齐地向世俗文化投去赞许和羡慕的目光。
昆德拉就小说家的个人创作说过这样的话：“小说家并不奢谈他的思想。小说家是一位发现者，他一边探索，一边努力揭开存在的不为人知的一面，他并不为自己的声音所迷惑，只有符合他的梦幻要求的形式才属于他的作品。”维也纳人布洛克有这么句至理名言：“现代小说英勇地与媚俗的潮流抗争，最终被淹没了。” 野夫们和王月圣们在众多的媚俗的潮流中拚命把守最后的城门，他们或者要守住民族的根、或者要守住文学最后一丝幽香。我们要向这些孤独的守门人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尊重和敬仰。
焦虑后的实质是鄂西文学到哪里去的问题，就这一点来说，我认为这是难以把握的，然而就王月圣个人来说他是乐观的，他在《男儿女儿动情时》里相信山村的人们会写出新的传奇。他在他的《撒尔嗬》里有着悲喜交加的声音：“我听见了奶奶嘲弄我的声音，笑声中夹杂着浓重的鼻息！撒尔嗬！撒尔嗬！”他这样的结局是不是带有强烈的预言性质，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看出他的坚强和乐观。
还有一点我是肯定的：这两种文化最终是不会握手言欢，因为传统文化是对原文化的坚守，而现代思潮正是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和逃逸。
参考书目：
《批评的趋势》 何锐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现代艺术札记》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中国文化的守夜人》 王富仁 人民文学出版社
《被背叛的遗嘱》 昆德拉 上海译文出版社
《陪老野聊天：关于诗歌和枣园的零碎记忆》 苏家桥 清江社区人文清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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