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辦學院的前生,歷史上那些致力於教育的官員值得我們銘記

自明清以來,澧州出現了大大小小的書院四十多所,這些書院後來有的己被鬧市淹沒,有的已被廟宇替代,有的變為民居,有的成了荒地,能一直傳承書院的秉性,沿襲為學校,散發書香氣息的卻寥寥無幾,而澧陽書院就是其中之一,最終演變成為今天的澧縣一中。

官辦學院的前生,歷史上那些致力於教育的官員值得我們銘記

走進澧縣一中,一石一雕,一樹一景,無處不浸染著歲月的風韻。其中最為醒目的文化景觀要數歷史悠久的洗墨池。洗墨池是澧陽書院的核心和靈魂。池畔豎立《范文正公洗墨池重修記》一碑,幾語道出了洗墨池重建之要旨:“溯澧州書院之經脈,數範公憂國憂民,陶公經世致用,車公刻苦勤奮。”

據說范仲淹2歲時隨母親改嫁到山東,後因繼父到安鄉任職遷往安鄉,被送到澧州文廟讀書。當時的文廟是國家行政教育場所,以辦學為宗旨,學習儒家經典思想,同時也是祭孔場所,是官宦弟子讀書的學廟。范仲淹借住在州府,也就是洗墨池附近。讀書刻苦的范仲淹經常到洗墨池畔讀書練字,以車胤、李群玉為榜樣,“身居僻隅而情懷天下”,“心慕聖哲而志向寰宇”。

官辦學院的前生,歷史上那些致力於教育的官員值得我們銘記

范仲淹仙逝百年之後,澧州文人為紀念范仲淹,在洗墨池畔修建范文正公讀書堂。明朝時,華陽府在范文正公讀書堂旁邊劃出一塊府地修建了範文正溪東書院,後來稱之為澧州文正書院。隨著明王朝的衰亡,文正書院也灰飛煙滅變為一塊廢址。

1776年,清乾隆年間,任嶽常澧道的梁敦書,為小金川戰事捐銀無數,還派出一千多澧州精壯將士,騎著騾馬晝夜急馳奔赴四川,支援清軍,取得了久攻不下的金川之戰的勝利,被皇帝嘉獎,升官調遣。離任之即,還在牽掛著久未修復的文正書院,擔心“士無所儲,業由是弛” ,“捐俸二百金”,“存典生息”,以“謀創之”。

13年後,守道藏榮青、學正王室龍、訓導龍柳溪再次倡議,澧州州牧方維祺積極組織紳士捐資,擬重建文山書院。恰值此時,位於城西的文正書院遺址從澧州軍營收回,便在文正書院舊址修建了規模空前的一所州級書院,傳承古澧州以三大文化名人命名的車渚書院、文山書院、文正書院(溪東書院)的精萃,“武子聲蜚囊螢臺,文山響戛仙眠沚”“範公淋漓落墨滓”“溪東延光互興墜”,稱之為澧陽書院。

官辦學院的前生,歷史上那些致力於教育的官員值得我們銘記

這座花了三年時間才完工的書院,有頭門、二門、公局、文昌祠、講堂、樓座、倉廒、廚房及東西兩齋等堂舍50多間,有教師和學生宿舍,甚至門衛都有房間,學田400多畝,年可收租谷近800石,用於維修校舍和支付教師薪俸、學生補助等。當年開辦文生課和童生課2個班。先後聘請湘籍名師張九鉞、左宗植、張啟鵬、黃碧川、陶澍等才子擔任講師,尤其是才思飛揚,意氣風發的陶澍,吟詩作賦,明經論道,在澧州的教育史上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澧陽書院作為官辦學院,官府也對書院實行嚴格的監督管理,書院雖是科舉制度的附庸品,但書院所推崇的家國情懷、倫理思想和刻苦精神有它合理的內核,這也是文化和教育的普世價值。

澧陽書院連續運行到1902年,被清政府改名為澧州官立中學堂。在這113年的發展中,不斷修繕,不斷完善,積累了豐富的辦校和教育經驗,特別是校訓、校風、學風、師德的規範化,為澧縣一中的健康發展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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