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人的诗歌意识中内含着一种中心意识，其诗歌表现的主题、题材往往都是重大的，风格上也倾向于严肃庄重。这种中心意识既是朦胧诗人赋予自身的，也是一代人、全社会乃至全民族的委托。而当第三代诗人登上诗坛的时候，社会已经把目光从文艺、诗歌身上移开，另一个真正的中心——‘经济建设’得到了确立。在社会和公众的瞩目之外，第三代诗人们开始把目光从朦胧诗人笔下的纪念碑、长江、黄河、大雁塔这些凝聚着民族、历史记忆的大题材收回，聚焦于日常生活，风格上也一变而为轻松俏皮、滑稽反讽。同时，诗人的地域分布也呈现从北京等中心城市向边缘省份扩散的趋势，这一事实也带动了诗歌的触角伸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同于大多数第三代诗人对日常经验的私人化、原子化处理，骆一禾在一种文明史视野的观照下，从心理、精神结构、历史处境等多个层次剖析了所谓的当代经验，揭示了表层经验下的历史和精神逻辑。”
关键词：日常生活 朦胧诗 第三代诗歌 王小龙 韩东 骆一禾
当代诗歌的日常化运动——从王小龙、韩东到骆一禾
1970年代末（以1978年底《今天》的创刊为标志）到1980年代末（以海子、骆一禾的去世为标志）被称为“新诗潮”的十来年时间是百年新诗史上难得的辉煌时代。在这十年间，朦胧诗由地下转入地上，并达于极盛；第三代诗歌（广义的）于1980年代初兴起，一开始受到朦胧诗影响，不久便对朦胧诗扔出白手套[1]，与之形成模仿、影响、反抗、互动并存的竞争局面，这期间有才华的诗人不断涌现，到1986年，《诗歌报》《深圳青年报》举办“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一下推出100多诗人、60余“诗派”，“第三代诗歌运动”达到鼎盛状态。这十年也是社会上对诗歌热情最高的时期，《诗刊》等官方组织在中山音乐堂、首都体育馆等举办的诗歌朗诵会，数千人的会场每每座无虚席；《今天》等民间组织的诗歌朗诵会也动辄千人。朦胧诗人在社会上享有明星地位，一首诗就可以让一个诗人一夜之间扬名大江南北。[2]十年间，从朦胧诗向第三代诗歌的演化轨迹无疑是考察当代诗歌流变的重要线索，其中既体现了诗歌意识的更新，也体现了诗歌题材、技艺、风格的新陈代谢。韩东、于坚等发起并得到众多第三代诗人响应的诗歌日常化运动则是则是这一演化的关键一环，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第三代诗人用以确立自身身份、与朦胧诗分庭抗礼的看家法宝。对这一运动的缘起、兴盛和后来的裂变加以考察，对我们理解当代诗歌发展的社会学、心理学和诗学逻辑无疑会有极大的助益，甚至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当代诗歌未来的走向。
朦胧诗是带着觉醒者的光环登上诗坛的。他们也以此自居，并且自觉地代表一代人发出声音。顾城写《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舒婷写《一代人的呼声》：“我站起来了/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能把我重新推下去”；北岛则喊出了一代人的最强音“我不相信！”（北岛《回答》）。在另外一些时候，朦胧诗人超越一代人的身份，作为民族的代表，为整个民族立言。江河写“在英雄倒下的地方，我起来歌唱祖国”（江河《祖国啊，祖国》），“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沉重/我就有多少重量/中华民族有多少伤口/我就流出过多少血液”（江河《纪念碑》）；北岛替整个民族对历史和传统作出反思，“长夜默默地进入石头/搬动石头的愿望是/山，在历史课本中起伏”（北岛《关于传统》）；杨炼把大雁塔也把自己变成民族的化身，“我被固定在这里/已经千年/在中国/古老的都城/我像一个人那样站立着/……/面对无边无际的金黄色土地/……/记录下民族的痛苦和生命”（杨炼《大雁塔》）。在这些诗句中，除了一种先觉者的意识，显然还内含一种中心的意识。这种中心意识既是朦胧诗人赋予自身的，也是一代人的委托，全社会乃至全民族的委托。与此相关，朦胧诗表现的主题、题材往往都是重大的，风格上也倾向于严肃庄重。所以，朦胧诗在其兴起之始就处于时代的聚光灯下，同时也是全社会目光的焦点。当然，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一首诗的影响力才可能一夜之间辐射大江南北。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朦胧诗的主要诗人都集中在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京。
但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太久。随着社会生活的逐步正常化，“觉醒了的一代人”逐渐厌倦了把目光投射在别人的身上，他们想要自己的生活，想要自己成为生活的中心。这是社会生活的逻辑，也是人道的逻辑——后者也正是朦胧诗人一直以来所呼唤和期待的。因此，对朦胧诗的反叛也就成为必然了。不过，尽管新人们渴望成为中心，但时代提供的条件已不可能让他们像朦胧诗人那样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与朦胧诗人大多聚集于政治中心的北京、出身干部家庭不同，后起的诗人们的大多生活于外省，出身农家或普通市民家庭，本身处于社会边缘位置，而且这个时候社会也开始把目光从文艺、诗歌身上移开，另一个真正的中心——“经济建设”已经得到确立。既然社会不再把诗歌当作中心，诗人们就把自己和周围普通民众的生活当作诗歌表现的中心。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第三代诗人开始目光从纪念碑、长江、黄河、大雁塔这些凝聚着民族、历史记忆的大题材收回，聚焦于日常生活。这一逻辑早在上海诗人王小龙1982年前后对朦胧诗提出批评和挑战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作用。王小龙所谓“宁可像魔鬼，别去装天使”[3]显然是对朦胧诗及其模仿者的含蓄批评。在王小龙看来，“写诗的青年不是踞于人群之上的。不比其他人更聪明、更愚蠢、更高尚、更卑鄙。仅仅因为活着，像其他人一样活着，仅仅因为敏感，甚至不必其他人更敏感，仅仅因为偶然，我们写诗。”[4]王小龙所描摹的诗人形象已经从朦胧诗人高高在上的雕像底座跌落到了地上，开始和普通人处于同一高度。这是诗人形象的一个重大变化，预示着诗歌内部即将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对于很多当代诗歌的观察者，这件被暗中期待了很久的诗歌内部的事情就发生在韩东的《有关大雁塔》这首诗里。韩东后来曾经谈到他写这首诗的动机：“八二到八四年，我在西安财经学院教书，我们学校就在大雁塔的下面。从大雁塔上看我们学校就像一个财主的院子。同样，从学校的院子里看大雁塔也挺令人失望。当时我是一个‘诗人’，来西安之前刚读过杨炼的‘史诗’《大雁塔》。在这首浮夸的诗里大雁塔是金碧辉煌、仪态万方的。我的失望之情开始针对大雁塔，后来才慢慢转向杨炼的诗。在此刻单纯的视域里，大雁塔不过是财院北面天空中的一个独立的灰影。”[5]看来，韩东首先在生活中对杨炼的“大雁塔”施行了“还原”手术，把杨炼笔下负载了沉重的象征和寓意的大雁塔还原为他所看到的真实的大雁塔，“财院北面天空中的一个独立的灰影”。从这一生活的“真实”出发，韩东的诗也对诗的大雁塔进行了还原处理。在杨炼的诗里，大雁塔是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象征，承载着历史和民族的苦难，也承载着未来和希望。在韩东的诗里，大雁塔变成了一个无主的客观的事物，它对我们无所关心，我们对它也无所了解。杨炼笔下那种大雁塔和人之间彼此交融的关系消失了。对大雁塔的朝圣过程变成了“爬上去……然后再下来”的无意义甚而有点莫名其妙的徒劳行为。所以韩诗劈头一句就是：“关于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这种从象征向事物的还原，在年轻一代诗歌作者那里渐渐成为了共同的气候。韩东说：“这场美学上的反抗明显是共时的。在大学文学社里我的‘同志’有杨争光、小君等。工作以后，我陆续接触了于坚、王寅、小海、丁当、普珉、吕德安。大家都处于无形的压力之中，同时也感到了某种无法把握的希望。”[6]在与友人的通信中，韩东指责了一些大学生诗人的“贵族化”倾向：“贫穷的中国，在精神上居然产生了这样一批俗不可耐的贵族。可笑？可悲！那些质朴的东西哪里去了！那些本源的东西哪里去了！”[7]韩东这里所说的“质朴”“本源”并不是寻根者所谓的根，而是一个还原到事物本身的世界。1984年底，韩东、于坚等在南京成立了“他们”文学社，1985年创办了《他们》杂志。《他们》创刊号上刊出了韩东、于坚，小海、丁当等诗人一批有着相近倾向的作品。尤其是于坚的作品，进一步把这场“美学的反抗”引向市民化和日常生活的方向，而且提供了一个操作性强、便于模仿和复制的标本。于坚在《作品第39号》中写道：“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于坚笔下的这个“人”不仅和北岛“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宣告》）的“人”相差悬殊，也和王小龙“像魔鬼”的“人”有一定距离。他比王小龙笔下的“人”更世俗，更日常，更卑微，当然也更具体，更私人。这个“人”始终处在他人目光的包围中——但这目光不是针对朦胧诗人的那种仰慕的目光，而是居高临下的、审视的、淡漠以至不屑的目光——这个“人”以他人为中心，不断为他人，为具体的、日常的情境所捏塑。至此，诗人的位置完成了一个大挪移，由仰慕者包围的中心转移到无人喝彩的边缘，中心的位置则已为另外的“当代英雄”所占据。于坚《作品第52号》进一步把这种日常化引向琐碎以至于无聊的细节：“很多年屁股上拴串钥匙裤袋里装枚图章/很多年记着市内的公共厕所把钟拨到七点/很多年在街口吃一碗一角二的冬菜面”。诗中这个“很多年”的复沓显然是对北岛那首《很多年》的戏仿，北岛诗中严肃、深沉、凝重、忧伤的男中音被一个满不在乎、冷漠和充满自嘲、戏谑的小人物的声音所代替。在1986年的“现代诗群体大展”上，由韩东执笔写下了“他们”的艺术自释。在这个自释中，韩东解释了“他们”的诗歌观和“世界”观：“我们关心的是诗歌本身，是诗歌成其为诗歌，是这种由语言和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美感的生命形式。……我们是在完全无依靠的情况下面对世界和诗歌的……世界就在我们眼前，伸手可及。”韩东的“艺术自释”表现了他对诗歌作为艺术和审美的关心，同时强调了摆脱“依靠”，回到“伸手可及”的日常世界的决心。这个“依靠”是什么呢？在刊于《他们》第4期（1988年）的《三个世俗角色之后》，韩东做出了说明，它就是朦胧诗人的“政治”“文化”“历史”。[8]也就是说，韩东所谓的世界是剥离了政治、文化、历史之后的我们手边的、眼下的、即刻的世界，韩东认为只有这个世界才是我们作为个人拥有的真实的世界。对韩东来说，这个真实的世界就是诗的世界。这个世界当然比朦胧诗的世界更接近日常的生活，也更私人化，但从另外的角度说，却比朦胧诗的世界更抽象，更纯粹。与于坚的市民化日常世界相比，韩东的这个世界并不那么日常和“真实”。事实上，韩东具有相当顽固的纯诗癖好，这一特点显示了韩东和于坚之间的深刻分歧。由于《他们》所产生的反响，于坚、韩东应邀参加了《诗刊》1986年的“青春诗会”，同年《诗刊》11月号刊出了于坚《尚义街六号》等4首，韩东《在玄武湖划船》等6首。借助于《诗刊》的影响力，于坚、韩东的诗名逐渐扩展到年轻一代诗人中，奠定了他们作为第三代诗人领袖的地位，同时也把他们这种日常化的写法推广到了全国。因而，这一届的“青春诗会”成为当代诗歌日常化运动的一个重要节点。
[1]上海诗人王小龙1982年就对朦胧诗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意象’！真让人讨厌，那些混乱的、可以无限罗列下去的‘意象’，仅仅是为了证实一句话甚至是废话。”（引自王小龙《远帆》，载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编印，第106页）。1982年，四川大学生们在集会上喊出PASS北岛、舒婷的口号。1983年，骆一禾在北京提出“第三代人”概念，以此集结年轻一代的诗人，并撰文讨论其新倾向；韩东在西安写出《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水手》等诗，开始从作品层面酝酿一场对朦胧诗的美学革命。1985年，刑天在朦胧诗的中心北京喊出了“打倒北岛”的口号。1987年，上海《文汇报》发表程蔚东文《别了，舒婷北岛》。第三代诗人对朦胧诗的反叛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
[2]1986年12月《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为期一周的“中国·星星诗歌节”，北岛、顾城、舒婷等10位当选“我最喜爱的当代中青年诗人”应邀出席，受到热烈欢迎。摄影家肖全《顾城和诗人们》一文记录了当时的盛况：“北岛、顾城、舒婷等住进了成都花园宾馆……四川作协的大楼，人流不断，会议室的门被严把着”“北岛来了，他被一群人簇拥着挤进会场，我们只能在过道上观看，几个窗户也被人群堵得满满的”“晚上，成都的新声剧场，里里外外人山人海……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诗人们被保安人员疏散在后台的一间化妆室里，门被反锁，走廊外人声鼎沸。一小时过去了，人流有增无减，保安人员只得抱着一堆各式笔记本，请诗人们一一签名。两小时又过去了，坐在化妆桌上的顾城面色铁青：我不管，我要出门，我要回去！他一把拉开了门，气势汹汹地往外闯，诗迷们见顾城出现了，欣喜若狂地蜂拥而上，他却用胳膊肘左右开道，杀出了一条‘血路’”（肖全《我们这一代》，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14页）。显然，这种聚光灯下的状态是专属于朦胧诗人的，同时期的第三代诗人还只在诗人的圈子内享有有限的声名。
[3]王小龙.自我谈话录：关于实验精神//老木.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108.
[4] 王小龙.自我谈话录：关于实验精神//老木.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109.
[5] 韩东.有关《有关大雁塔》// 韩东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156.
[6] 韩东.有关《有关大雁塔》// 韩东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157.
[7] 韩东.关于诗的两段信//老木.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125.
[8] 参见韩东.三个世俗角色之后//韩东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8：121-127.
几乎与“他们”的结集同时，在重庆，一批大学生诗人开始在《大学生诗报》周围聚集。他们最早喊出了PASS北岛、舒婷的口号。1985年1月重庆市大学生联合诗社成立，3月《大学生诗报》创刊号出版。尚仲敏在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时为大学生诗派补写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在艺术上提出了三大主张：“反崇高”，“消灭意象”，“取消结构”。其中，“反崇高”一项显然和“他们”所引导的日常化运动不谋而合：“反崇高。它着眼于人的奴性意识，它把凡人——那些流落街头、卖苦力、被勒令退学、无所作为的小人物一股脑儿地用一杆笔抓住，狠狠地抹在纸上，唱他们的赞歌或打击他们。”[1]在表现平民化的日常生活这点上，“大学生诗派”和“他们”同人如出一辙。1987年1月14日《文汇报》笔会专刊发表了浙江诗人程蔚东《别了,舒婷北岛》并诗一组。程蔚东在文中说:“我觉得应当和你们再见了，舒婷北岛。你们曾经朦胧，我们也跟着朦胧。但不久我们便突然发现，我们朦胧什么呢?你们不相信一切，你们又并不是不相信一切。你们为迷路的蒲公英朦胧，你们为远和近的争执朦胧，你们发出的声音是奇特而勇敢的，也许在沙龙里有你们的市场，或者在不谙市（世）面的学生中能够再朦胧下去,一进入了现实生活，我们便发现你们太美丽了，太纯洁了，太浪漫了，于是我们忍痛割爱。别了，舒婷北岛，我们要从朦胧走向现实……我们不愿再进行沙龙式的朦胧，而要平民们能够感知的具体的有意识高度的情绪。……也许你们手中的鸟高雅而且优美，但老是飞在高高的空中，我们仰望得脖颈已经发酸。文学总是在老百姓中活着，我们宁愿做平民诗人，也不要成为贵族作家。”[2]这里对朦胧诗之“朦胧”“沙龙化”和远离“现实生活”的指责，以及走向“现实”、“做平民诗人”的愿望，与王小龙、韩东也是一脉相承的。至此，第三代诗人对朦胧诗的反叛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
1986年前后，“他们”的作者群和“大学生诗派”的作者群出现了合流的趋势（他们本来都是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两者之间本来就有交集），当代诗歌的日常化趋势逐渐成了当代诗歌的主流。作为“第三代诗歌”中另一重要流派“非非”，其理论主张虽然与前两者并不相同，但其倡导的口语诗与“他们”、“大学生诗派”的生活流倾向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因此，“非非”的“废话”写作也就构成了1980年代“日常化”运动的另外一支。这个时期涌现的众多自命的流派，尽管艺术主张千奇百怪，风格、语言千差万别，但在主张诗歌表现普通人和日常生活这一点上，却难得地形成了共识。上海的“海上诗群”声称，“我们的诗歌是村民的诗歌”“如果一首诗不是出自本性，而是因为命运，那将是他们最大的悲哀”“艺术只不过是一种‘活计’，艺术家应该算作手工劳动者，这种想法使他们活得平静、从容”。[3]这里，诗人的身份从社会英雄降为手工劳动者，而诗只是这个手工劳动者出自本性的内分泌活动，这样也就把它从社会悲剧的命运里剥离了。四川的莽汉主义似乎保留了些许英雄主义的色彩，但这个英雄只是一个个人英雄，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假英雄，并不愿承担为社会进步、社会公正、社会启蒙歌呼的任务。《莽汉主义宣言》说：“捣乱、破坏以至炸毁封闭式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以最男性的姿态诞生于中国诗坛一片低吟浅唱的时刻。莽汉们如今也不喜欢那些精密得使人头昏的内部结构或奥涩的象征体系。莽汉们将以男性极其坦然的眼光对现实生活进行大大咧咧地最为直接地楔入。在创作过程中，莽汉们极力避免博学和高深，反对那种对诗的冥思苦想似的苛刻获得。在创作原则上坚持意象的清新、语感的突破……以前所未有的亲切感、平常感及大范围连锁似的幽默来体现当代人对人类自身生存状态的极度敏感。”[4]莽汉主义反抗的主要对象也是朦胧诗，其艺术方法上的讲求“直接”，风格上的追求“亲切感”“平常感”“幽默感”也与“他们”的主张大同小异，两者的区别只在语感上的泥沙俱下或精致讲究。福建的星期五诗群主张“以平凡而简洁的态度让诗歌与生活处于正常的关系中”[5]，其主要诗人多在《他们》上发表作品，可以视作“他们”诗群的福建支部。浙江的极端主义主张，“诗歌仅仅是注视，或者说纹丝不动的凝视，在凝视中改变事物的质与量”“它只奚落或重视自己，外界只是它的房子”“极端主义者日常的姿态是，无视事物的本质，拒绝说明真伪”。[6]这些主张同样是是对朦胧诗的代言人身份、启蒙姿态的一种有意偏离。而上海的撒娇派奶腔奶调地说：“与天斗，斗不过。与地斗，斗不过。与人斗，更斗不过。……社会主义制度好，我们撒娇；风花雪月江山无限好，我们撒娇”“我们的努力，就是说说想说的，涂涂想涂的”。[7]这种“红色幽默”（徐敬亚语）既是对虚假的革命话语的解构，也是对朦胧诗的启蒙姿态和庄重严肃的艺术风格的解构，其目标是还原人和诗的日常状态。实际上，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主要诗人中，与这一日常化运动保持了相当距离的，大概只有四川整体主义的石光华、宋渠宋炜兄弟，新传统主的义廖亦武、欧阳江河，以及北京的骆一禾、海子、西川等诗人。整体主义认为“艺术的永恒与崇高在于它不断地将人的存在还原为一种纯粹的状态”，要求“任何艺术实在结构都应该从经验的、思想的、语义的世界内部，指向非表现的生命的领悟——深邃而空灵的存在”。[8]这种对象征维度的保留，对永恒和崇高的追求，和韩东、于坚所倡导的直接性，对当下的事物和经验的原样呈现，可以说大异其趣。新传统主义指责朦胧诗的“现代史诗”“用现代派手法表达封建的怀古意识”，但他们的艺术目标不是退回日常生活，而是希望回到创造的原点，“他们生活在世俗中，却独自走向想象的荒野……除了屈服于自己的内心情感和引导人类向宇宙深处遁去的冥冥之声，新传统主义诗人不屈服于任何外在的、非艺术的道德、习惯、指令和民族惰性的压力”，“我们终有一天也会疲乏，但我们向前扑倒在自己这个传统里”。[9]新传统主义强调诗的创造性和原生性，但它并不打算在诗中拒绝智力、文化、情感、技艺等等因素，也不排斥诗的结构方法。在这点上，骆一禾、海子、西川与之有近似取向。但在1980年代第三代诗歌运动的高潮时期，这种对日常性、直接性的警醒始终不占主流，在一片“反文化”“反崇高”“反英雄”的喧嚷中，听到的人不多，也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实际上，当代诗歌的这一日常化运动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以后。某种程度上，90年代的“叙事性”方式为这一日常化供给了新的活力，并使更多的诗人卷入了这一趋势。值得一提的是，骆一禾对当代诗歌的日常化运动的反思和改造——骆一禾既看到了这一运动对于推动诗歌脱离朦胧诗的桎梏、拓展诗歌前景的意义，同时对它的局限性很早就有清醒的觉察。在骆一禾的笔下，诗歌对日常经验的呈现和心理、精神、文化分析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呈现出另一番迥异的面貌。
[1]尚仲敏. 大学生诗派宣言//徐敬亚，等.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185.
[2]程蔚东. 别了，舒婷北岛.文汇报·笔会专刊，1987-01-14.
[3]孟浪，刘漫流.（海上诗群）艺术自释//徐敬亚，等.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70，71.
[4]李亚伟. 莽汉主义宣言//徐敬亚，等.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95.
[5]吕德安. （星期五诗群）艺术自释 //徐敬亚，等.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118.
[6]余刚. 极端主义宣言//徐敬亚，等.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152.
[7]京不特.撒娇宣言//徐敬亚，等.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175.
[8]整体主义艺术宣言（执笔人不详）//徐敬亚，等.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130，131.
[9]廖亦武，欧阳江河.（新传统主义）艺术自释//徐敬亚，等.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144-146.
骆一禾是最早提出“第三代”概念的诗人之一。[1]对诗歌日常化运动的积极意义，骆一禾有足够的认识。1987年5月骆一禾在其主持的《十月的诗》上发表了于坚组诗《某人》。在这一辑的引言中，骆一禾把第三代诗人的这种写法视为一种“创新”，并且把它与我国古典文论中“以不文为文”的传统联系起来。他认为，这种“以不文为文的样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对既有语言规范的偏移”，二为“超越蒙覆在感性上的原有积淀，摄取本源的光泽”。骆一禾指出了这种创新所造成的艺术效果，“在意象上它是光线清晰，轮廓硬朗的；在进入创作的瞬间，思维是从客观到主观的，使个人历程具有通往大千世界的直接性”。[2]这是对这一日常化运动的正面评价。但是，骆一禾从一开始就对这一运动的局限性有清醒认识。在这一运动刚刚显露苗头的1986年，骆一禾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对这一运动的观感和评论：“‘以不文为文’和‘第二次浪潮’（‘语言的个人生物化’）的变化只不过是使诗歌从一个领域平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这是一种相对主义的作法，沾沾自喜，以为这是真的深化了，但实际上，它是逃避了一些东西，而思想怠工、害了精神懒惰”“当心灵的强力和高度不足时，他们就用平移去显示自己的高明。我可以由此了解到，何以为我会有那么多的‘同志’和那么少的战士。我们没有获得基本精神，从而处于历史进化阶段的文化之外，而属于相对主义的文化，它的内部是实用主义的需求和精神的怠惰。这种相对主义与西方二十世纪从‘理性—非理性’的精神历程中产生的‘相对主义’是两回事，而许多中国的相对主义者不过是思想旷工和才气不足者的伪装而已。”[3]到1987年9月，骆一禾给广西诗人刘频写信，就更坚定了自己对这一运动的判断，并宣告了它的死期：“目前‘第三代诗人’（指一个狭义集团，第三代人的广义意指‘新生代’）”的决断是取消这种态势，这就是说，他们的死期也可以看到了，如果他们把这一决断运（行）到底的话，那就是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的碎片，嘲讽的嘲讽，同义反复的同义反复。”[4]在骆一禾看来，“第三代诗人”的思路仍然因袭了现代主义的惯性，当代诗歌要想有一个更大的格局，必须“超出”现代主义的固有思路。他说：“我的看法是，超出现代主义的思路，尤其是中国在片断了解的草率移植上的土造现代主义，将决定新诗的命运或根本上说趋向于创造力”。[5]
骆一禾认为，诗的任务并不止于对日常经验状态的描摹和呈现，更重要的是揭示日常经验状态下人的精神内质和精神结构。写于1986年3月的《河湾》是诗人对日常经验状态进行普遍化处理的一个较早的尝试。死水一潭的“河湾”在诗里既是一个日常的场景，同时又是寄生性的当代社会的一个象征，而其中准确生动的细节描绘则又呈现了一种现实主义的风格。诗人随后的一系列诗作，如《歌谣》（1986）、《杀我的状态》（1987）、《吞噬的状态》（1987）、《市井邪狭》（1987）、《日常生活》（1988）等等，都是这一尝试的延续。写于1988年的《残忍论定：告别》则对1980年代萌动的物质主义潮流做了深刻的剖析。诗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潮流最根本的精神特征就是“为金币请命”：“最直接也最有力的，是为金币请命/嵌入头顶/结实得连命运也无法夺去”。贩运、抢购、争夺乃成为人人的行动守则：“在石油飞旋的尾波里/信息把仓库掉个干净，不论是人的贮存/还是物的贮存，一九八八充满人味的贩运/所有瞬间都各自爆发，没有什么能够聚集/一九八八扭人的年代/每人分到一寸光阴，抢购一空”。这种疯狂的抢购和争夺把生活变成了一场赌博：“一九八八，时光的轮盘赌，词令的蒙特卡罗”，“在这里注子可以下得很少，但第一回/就可以押到最后，交出器量和小命儿”。在那些急红了的眼中只有价格，真正的价值却无人关心、无人问津：“一九八八价值不可言说，一九八八全是价格”，“没有金字塔，也没有逍遥游/它们都不曾这样贬值过”，最终“以绝对的自信附和了绝对的平庸”。这种不问价值的人生把人贬低为“半个伶人、半支螟蛉、一代亚种”。这一切的出现宣告了满怀热情、充满理想的“八十年代”的结束。此诗实际上是对时代的一个判决，标题所谓“论定”者，笔者以为正是判决的意思，而所谓“残忍”者，乃是指这一判决的铁面和无情，所谓“告别”者，乃是向“八十年代”告别。可以说，诗人早在1988年就已经预见到了“八十年代”的结束，以及后来学者们所说的“历史的终结”。
骆一禾没有孤立地看待这种所谓的当代经验。受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学影响甚深的骆一禾，拥有一种从长历史角度看待人类经验的广阔视野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在《市井邪狭》中，诗人考察了上述种种当代现象的“历史性”。在骆一禾看来，中国明末的《金瓶梅》等市井小说事实上已经活画出所有这些当代鬼魅的灵魂状态，从那以来，这一灵魂状态其实一直都深陷在其惯性的泥沼中。《市井邪狭》提到的1587年也就是万历十五年。这个时期正是中国传统市民社会走向高度发达和烂熟，也是其有毒的本质集中暴露的时期。这一年，万历皇帝刚刚二十四岁，却已经占据皇帝宝座整整十五年了，他在自己的深宫里对生命和生活产生了无限的厌倦。这个厌倦了生命的、年轻而又暮气沉沉的皇帝，正是整个帝国日暮途穷的写照。在这里，诗人把种种当代市井现象与华夏文明的整个历史处境联系起来了。因此，当代现象的根源并不在今日，而在整个华夏文明的历史处境中，必须与宋元以来华夏文明的没落，与1587年及其后的全部中国历史相联系，才能认清其本质。这首诗的前四节虽然都在描绘当代现象，但是其背景却是“宫廷的老房子”“王宫的遗址”。实际上，银幕内外、舞台上下的角色一直在互相唱和呼应，银幕上的军阀、枪手，舞台上的元帅、江湖郎中，和台下嗑一地瓜子儿、消磨时光的闲客，或者哼哼唧唧调情的男女，实际上互为镜像，他们的生命不过在讲述着同一个“永远相似的故事”。朝代更易了，服装换样了，然而不同的服装所包裹的却是同样的人性，同样的对生命和创造的厌倦和仇视。骆一禾对当代经验的这一精神分析基于对华夏文明处境的这样一个判断：“我们处于第三代文明末端：挽歌，诸神的黄昏，死亡的时间里，也处于第四代文明的起始：新诗、朝霞和生机的时间里”。骆一禾由此获得了一种深刻的“黄昏”意识，并由此出发对当代社会种种生命堕落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基于其大历史视野的方法论，骆一禾的批判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他的诗不仅对当代经验有准确的观察和描绘，而且能够洞察种种光怪陆离的当代现象和历史上类似现象的内在联系，并据此对其未来趋势做出准确预言——《市井邪狭》《残忍论定》等诗中对当代社会走势的预言，已为1990年代以后的现实所完全证实。这是诗歌的一个巨大胜利，然而却是时代的一场悲剧。
[1]1983年4月30日北大五四文学社印行《大学生作品选·1982》，设有“第三代人（诗辑）”栏目，评论栏刊出骆一禾《“地球是转动着的”——读部分诗作》。这是“第三代”概念的最早使用例子之一，据西川回忆其发明权属于骆一禾。另外，骆一禾1981年日记中就有《第三代人构想》的笔记。
[2]骆一禾.《十月的诗》引言.十月，1987（3）：214.
[3]骆一禾.日记（1986年6月23日）（手稿）.
[4]骆一禾.致刘频(1987年9月14日).广西文学，2010（5）：91.
[5]骆一禾.致刘频(1987年9月14日).广西文学，2010（5）：91-92.
西渡，诗人、诗歌批评家。北京大学文学学士、清华大学文学博士。1967年生于浙江省浦江县。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开始写诗。1996年以后兼事诗歌批评。著有诗集《雪景中的柏拉图》（1998）《草之家》（2002）《连心锁》（2005）《鸟语林》（2010），诗论集《守望与倾听》（2000）《灵魂的未来》（2009），诗歌批评专著《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2012）。部分作品译成法文，结集为《风和芦苇之歌》（法国Éditions Fédérop,2008）。其他编著作品有《北大诗选》（与臧棣合编）《戈麦诗全编》《先锋诗歌档案》《访问中国诗歌》《经典阅读书系·名家课堂》《骆一禾的诗》《戈麦的诗》等。曾获刘丽安诗歌奖、《诗林》首届天问诗歌创作特别奖、《十月》文学奖散文奖、《江汉大学学报》“中国现当代诗学研究”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优秀论文奖、“汉语国际文学大奖”（澳大利亚）、东荡子诗歌奖等。2013年应邀参加第29届加拿大魁北克国际诗歌节。
一日一书
古拉格：一部历史
译者: 戴大洪
定价: 78.00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年: 2013-04
《古拉格:一部历史》在这部受到普遍称赞的权威性的著作中，安妮·阿普尔鲍姆第一次对古拉格——一个大批关押了成百上千万政治犯和刑事犯的集中营——进行了完全纪实性的描述，从它在俄国革命中的起源，到斯大林治下的扩张，再到公开性时代的瓦解。阿普尔鲍姆深刻地再现了劳改营生活的本质并且将其与苏联的宏观历史联系起来。《古拉格:一部历史》出版之后立即被认为是一部人们期待已久的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对于任何一个希望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人来说，它都是一本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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