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為改革開放的開啟奠定了堅強的思想和理論基礎。沈寶祥教授曾任中央黨校《理論動態》主編，當年直接在胡耀邦身邊工作，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親歷者、見證者之一。現採擷沈寶祥教授為本刊撰寫的關於當年胡耀邦同志在鄧小平等老同志的堅定支持下，以政治家的極大勇氣及睿智，組織開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幾則故事，以饗讀者。
一、胡耀邦發動真理標準討論紀實
從1978年到1981年，胡耀邦同志通過中共中央黨校舉辦的《理論動態》，發動了三次大的討論，即1978年5月開始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1979年9月開始的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討論，1981年3月開始的清理“左”的思想討論，在當時有力地推進了撥亂反正。本文著重記述胡耀邦同志發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部分史實。
發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是胡耀邦同志的一大歷史功績。在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有力支持和引導下，在眾多領導幹部的積極支持參與下，廣大理論工作者和新聞工作者密切合作，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發展成為在當時中國作用巨大、影響深遠的思想解放運動。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由一篇文章的發表而引發。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第60期刊登了經胡耀邦同志審閱定稿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經胡耀邦同志同意，5月11日《光明日報》用“特約評論員”的署名公開發表這篇文章。這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這一歷史事件的起點。筆者有幸，當年在胡耀邦同志領導下，參與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具體工作。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40週年之際，願將自己所知同大家分享。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有其歷史的必然性。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幫”，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歡欣鼓舞，憧憬著社會安定、人民幸福、國家興旺的願景。當時面臨的緊迫問題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糾正“左”的錯誤，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消除“文革”的惡果，開闢一條新路。
但是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個人崇拜（個人迷信）仍然盛行，“句句是真理”那一套仍然禁錮著人們。特別是“兩個凡是”的出臺。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兩報一刊”名義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目是《學好文件抓住綱》，明確提出 “兩個凡是”，造成極為不良影響。胡耀邦同志曾用兩句話揭示其實質，就是除了粉碎“四人幫”“文革”不能否定，毛澤東同志的晚年錯誤不能糾正。
在這樣的複雜形勢下，撥亂反正，分清正與反、是與非，異常艱難。歷史在前進，大家的思考在深入，一些領導幹部和理論工作者提出需要啟蒙的哲學。尤其是南京大學胡福明、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邢賁思、中央黨校孫長江等同志同時在思考並撰寫以實踐標準為主題的文稿。
1977年10月9日，中央黨校隆重舉行復校以來的第一次開學典禮。葉劍英同志在講話中提出，中央黨校要認真總結十年“文革”。 胡耀邦同志召開中央黨校黨委會，審議黨史黨建教研室提出的總結“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經驗”的教學方案。鑑於對擬定出來的方案不滿意，胡耀邦同志提出嚴肅批評，並作出諸多具體指導。他明確提出：“這十幾年的歷史，不能根據哪個文件、哪個同志講話，……還要看實踐嘛”“以哪個講話、哪個文件為根據，不是科學態度，那就不是研究了”。胡耀邦同志的講話否定了盛行多年的語錄標準，有針對性地排他性地提出了實踐標準,顯示出他的政治堅韌性和理論勇氣。
此時，哲學家吳江同志創造性地提出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題撰寫文章。中央黨校也正在撰寫這篇文章，適逢剛從中央黨校高級幹部讀書班結業的《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轉來南京大學胡福明同志撰寫的同樣主題的文稿，題目為《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要求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幫助修改，並請求先在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發表，然後再以特約評論員署名在《光明日報》發表。吳江於是囑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稿撰寫者孫長江將這兩個文稿“捏在一起”，還是用原來的題目。孫長江完成了這個任務。
胡耀邦同志兩次審閱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稿，並同意《理論動態》刊登後，作為特約評論員文章在《光明日報》公開發表。
一石激起千層浪。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從一開始就遭遇到堅持“兩個凡是”派的壓制和阻撓。對這場討論，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給予有力的支持和指導。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羅瑞卿同志支持和指導吳江同志撰寫《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系統批駁了責難實踐標準的錯誤觀點，並於1978年6月24日在《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同日發表，有力地支持和推進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胡耀邦同志頂著很大的壓力，堅持推進這個討論。他堅信歷史潮流滾滾向前，不可阻擋。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全會公報認為：“這對於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經過了近40年，這一討論的歷史意義更清楚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胡耀邦同志主持召開了理論工作務虛會，深入剖析了“兩個凡是”的錯誤，進一步分清了實踐標準與“兩個凡是”的是非。
從1978年六七月開始，在全國範圍展開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補課。1981年6月，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為標誌，這一討論勝利結束。這一場大討論重新確立並發展了黨的思想路線。黨的十二大黨章總綱規定：“黨的思想路線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將實踐標準充實到黨的思想路線，從而發展了黨的思想路線，意義深遠。這也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重要成果。從黨的十三大到十九大，黨章幾經修改，但黨的思想路線的文字表述，一個字也沒有動過。
二、胡耀邦同志組織中央黨校八百學員討論“三次路線鬥爭”、用實踐標準檢驗“文革”
1978年4月，胡耀邦組織中央黨校八百學員討論“三次路線鬥爭”，這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重要醞釀，也可以說是前奏，又是全黨否定“文革”的起點。
什麼是“三次路線鬥爭”呢？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為標誌，稱之為“第九次路線鬥爭”；1971年的林彪事件，稱之為“第十次路線鬥爭”；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稱之為“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所謂“三次路線鬥爭”，涵蓋了10年“文革”的全過程。討論總結“三次路線鬥爭”，就是研究總結10年“文革”。
這項重要而又艱鉅的任務，是怎樣下達到中央黨校的呢？這是葉劍英副主席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講話中提出來的。
1977年10月9日，中央黨校隆重舉行復校後的第一次開學典禮。葉劍英副主席在講話中說：“我希望在黨校工作的同志，來黨校學習的同志，都來用心研究我們黨的歷史，特別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歷史。”（《人民日報》1977年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在開學典禮講話中提出這個任務，意味著這是黨中央交給中央黨校的一項很重要的任務。
其實，這項重要任務是胡耀邦主動請纓的。原來，葉劍英同志的這個講話稿，原本就是胡耀邦撰寫的。
大約在開學典禮前的兩三天，將近中午時分，胡耀邦找筆者去談一篇文稿的修改。談完後，筆者起身欲走，他卻說，老沈，坐一下嘛。他和筆者一起坐在沙發上，他心情很好，很放鬆。他說，開學典禮的事都就緒了，兩個講話，華主席的講話稿，搞好了；葉帥的講話稿我讓他們幾個人搞，不行，索性我自己搞了。他接著說，我自己也有一個講話，講了三個年齡段的幹部。說著他站起來踱著方步背誦那三段。背誦完後他問怎麼樣？筆者說很好，便起身離開了。
後來，看到當年參與撰寫葉帥講話稿的黃曉河（時任中央黨校團委書記）回憶，說得很具體。原來胡耀邦讓吳江、陳維仁、黃曉河老中青三人各寫一個稿，但都不滿意，決定自己親自寫。“十月一日國慶節晚上，胡耀邦參加天安門廣場焰火晚會後回到家中已凌晨兩點，就索性自己動手為葉帥起草講稿，寫到清晨7時一氣呵成。接著，已60多歲又一夜未閤眼的胡耀邦也顧不上休息，徑直坐車到中央黨校上班，他一方面讓校印刷廠將葉帥講話稿排印出來，另一方面通知原先撰稿的三位起草者前來修改他起草的講稿。由於耀邦親自撰寫的講稿高屋建瓴、深刻流暢，很快就被大家確認定稿”。（見沈寶祥主編《胡耀邦在中央黨校》，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6年出版，第210頁）可見，胡耀邦通過在葉帥講話稿中要求研究“三次路線鬥爭”不是貿然為之，而是經過深入思考的。
胡耀邦同志在主持中央黨校工作過程中，他的思考逐步深化，提出“四人幫”為什麼能作惡那麼久的問題。1977年5月5日，他在一個小會上說，“四人幫”在林彪垮臺後，還敢於搞他們那一套，而且很兇，時間很長，要研究一下。他提出，打日本我們只有9000萬人民，幾十萬軍隊；在“四人幫”橫行時，有9億人民，幾千萬黨員、幾百萬軍隊，就在那裡無可奈何。1977年9月22日，胡耀邦同志在黨史黨建教研室座談會上講話，他指出，分清黨內兩條路線的是非，首先就是分清第九、十、十一次路線鬥爭的是非。他說，要向全世界全國來答覆這個問題：為什麼中國黨內兩條路線鬥爭那麼激烈？如果解答不了、解答不正確，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沒有學好。以上情況說明，胡耀邦同志對於總結“三次路線鬥爭”即總結“文化大革命”早就有了思考，而且有輔導學員（學習討論）的初步設想。他下決心要在中央黨校研究解決這一重大的問題，這反映了他的政治勇氣，也反映了他敢於擔當的黨性。
胡耀邦當時對“文化大革命”是怎麼看的呢?這裡講一個故事。記得就在1977年秋季的一天，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組的幾個同志在他辦公室彙報工作。有人問他：耀邦同志，你對“文化大革命”是什麼看法？他的回答是：“思想是光輝的，實踐是錯誤的。”他接著解釋，毛主席老人家發動“文化大革命”是為了反修防修，這個思想還是光輝的嘛!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實踐是錯誤的。他列舉了許多事實來說明“文化大革命”的實踐是錯誤的這一結論。他的回答脫口而出，語言又是那樣明確，說明他對這個問題早有考慮，使我們感到很新鮮，也很受啟發，更增加了反思“文革”的勇氣。
總結10年“文革”，重要而緊迫，但又十分複雜而敏感，甚至有風險。對此，胡耀邦同志作為政治家，應當是很清楚的。他將這項任務寫進葉劍英同志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的講話中，藉助當時中央主要領導同意，由中央黨校運作這個課題，表明了他作為政治家的睿智。
秋季開學典禮一結束，胡耀邦同志對這件事抓得很緊，他讓中央黨校黨史黨建教研室制定方案，召開黨委會審議方案。他明確提出：這十幾年的歷史，不要依據哪個文件、哪個領導人講話，要看實踐。1978年4月，中央黨校將《關於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若干問題（徵集意見稿）》作為文件發給全校八百學員人手一份，拿出10天時間進行討論。學員們討論熱烈，思想很活躍。每個學員小組都寫出一份意見，對10年“文革”提出諸多疑問，表達了對“文革”的否定態度。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王海光教授還對學員的意見作了系統梳理。
胡耀邦同志這時的主要工作在中組部，但他還是擠時間參加學員的討論。據高級幹部讀書班學員王鐸(結業後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常務書記）回憶：“在學習討論過程中，胡耀邦同志幾次到支部會和各學習小組會上，鼓勵大家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暢所欲言，要求把討論的問題更集中些，更深入些。”（沈寶祥編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資料彙編》第二分冊第370頁）
中央黨校八百學員關於“三次路線鬥爭”的討論，就是以實踐標準對10年“文革”的初步檢驗。雖然1977年8月黨的十一大仍然肯定“文革”，但到了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了“文革”。至此，從胡耀邦同志組織中央黨校八百學員開展關於“三次路線鬥爭”討論開始，到徹底否定“文革”，經歷了長達4年的時間，這是一個相當複雜而艱難的反思認知過程。但可以肯定的是，胡耀邦同志組織中央黨校八百學員進行“三次路線鬥爭”的討論，無疑是全黨否定“文革”的起步，也為當年開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奠定了強大的思想和組織基礎。
三、羅瑞卿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強有力支持
羅瑞卿同志是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在黨的各個歷史時期擔任過重要領導職務，在“文革”中慘遭迫害。粉碎“四人幫”後，他受鄧小平同志和黨中央之託出任中央軍委秘書長，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適逢胡耀邦同志在中央黨校開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羅瑞卿同志對此認識敏銳深刻，態度鮮明，支持堅決有力。曾任《解放軍報》總編輯的華楠同志專門回憶了羅瑞卿重視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情況,筆者予以摘錄：
1978年3月，羅瑞卿同志看了《人民日報》發表的《標準只有一個》一文後，就找我（華楠——下同）。他對我說，這篇文章寫得不錯，要宣傳這個精神。他還詳細地向我們詢問了有關“兩個凡是”的情況。那天，他是晚上8點找我談的，直到深夜12點。後來我參加籌備全軍政治工作會議，這期間我至少到他家去了3次。他準備政治工作會議材料，講得最多的是實事求是。他尤其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評價很高。他認為，這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大問題，要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好好學習、貫徹這個思想，徹底肅清“兩個凡是”的影響。
6月7日（或8日），我們3人到羅瑞卿同志那裡彙報工作，談及在中央黨校工作的吳江同志寫了一篇文章很不錯，並請他看了文章的清樣，受到羅瑞卿同志的高度重視。那時為了這篇文章，他和我幾乎一天一個電話，每天都到他那裡去一次。6月10日左右，他對我說，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但需要充實，理論上要加強，特別是要引用毛主席一貫講的有關思想觀點，如《實踐論》《反對本本主義》《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等文；第二，要引用小平同志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以及其他講話精神，這樣文章理論上就充實了。為什麼要引用毛澤東和鄧小平的重要講話呢？他講了8個字：立論要穩，無懈可擊。他最後特別強調說，這篇文章千萬不要搶時間，什麼時候改好了，就什麼時候發表。
這樣，我們就回去改這篇文章，其間多次向羅瑞卿同志請示彙報。6月19日前，我們還將這篇文章送給胡耀邦同志看。胡耀邦同志提了3條意見（口頭的，無批文）：第一，同意由軍報發表。因為文章中許多地方談到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問題。要改變一下習慣，不一定先由《理論動態》發表，再公開發表；第二，其中有關“砍旗”的幾句話可以刪去，從理論上講清楚就可以了；第三，這篇文章請韋國清（時任總政部主任）、羅瑞卿同志再看看，由軍隊自己定稿就是了。6月19日，姚遠方同志將修改稿送羅瑞卿同志，並寫了封信，信中報告了耀邦同志的3條意見。文章也同時送韋國清同志。在6月23日以前，羅瑞卿同志對改稿又作了兩次指示，我們進行了修改。6月22日，又將改過的稿子送給羅瑞卿同志，他同意定稿。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在《解放軍報》公開發表，在當時的中國具有定風標式的影響和作用，對推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破除“兩個凡是”具有強烈的導向意義。時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李莊對此有生動的回憶。
李莊說，為使《解放軍報》《人民日報》能同日刊登此稿，而且能安排在突出位置，羅瑞卿同志作了令我十分感動的工作。我們兩人有師生之誼，他當抗大副校長時，我是抗大學員，他的道德文章，幾十年來我衷心仰慕。為了這篇文章順利刊發，從6月23日22時到翌晨2時許，他不顧病痛之身，先後3次打電話詳細指點。他第一次問24日刊登此稿有無困難？如果沒有合適版面，《解放軍報》可以等一兩天；第二次要我們多找幾個同志仔細看看，如有意見馬上提出來，及時斟酌修改；第三次詢問此稿如何安排？聽說擬放第一版下部，約佔五分之二版，通欄題，文排五號楷體，他馬上問：一版上面放什麼？我說上面登華國鋒同志會見阿曼外交大臣消息和照片。他稍稍沉吟後，同意這樣安排，同時諄諄囑咐，校對同志要細細看，編輯同志也要好好看，無論如何不能出現錯字，不能出現錯誤標點。我早聽《解放軍報》同志說，羅總十分關心新聞工作，也是新聞工作內行，他這天夜裡給我們報社夜班工作人員上了生動的一課。（李莊《人民日報風雨40年》，人民日報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頁）
1978年6月24日，《解放軍報》和《人民日報》同時在第一版發表《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的這篇長文，署名“特約評論員”。6月25日，《光明日報》全文轉載。首都3家報紙（同時也是當時中國的主要報紙）發表這樣一篇特約評論員文章，特別是由軍報挑頭，氣勢非同一般。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全文有17000多字，全面批駁了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的指責，深入淺出地闡明瞭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原理，特別是實踐與理論的關係。文章“集中剖析若干糊塗思想，批駁各種謬論，令人拍案叫絕”“這篇文章引起轟動效應，相當徹底地解開了絕大多數懷疑論者和不理解者的思想疙瘩，令‘凡是’論者不能應戰”（李莊《人民日報風雨四十年》，人民日報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頁）。幫助人們認識了“兩個凡是”反馬克思主義、背離歷史潮流的實質，對剛剛興起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是強有力的支持和推進。
羅瑞卿同志一開始就說，真理標準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大問題，他深知這場討論的重要意義和尖銳性，他也深知《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這篇文章的份量。但他義無反顧，敢於擔當。羅瑞卿對當時的《解放軍報》總編輯華楠說：“發表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對，準備駁，不要緊，出了問題首先由我負責。要打板子打我的。”（《人民日報》1996年4月22日）
羅瑞卿同志這種敢於負責，敢於擔當的精神，感人至深！
（選自《決策與信息》2018年第11期，湖北新型智庫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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