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歷史」杭州市委書記拍桌子大吼：改革時候製造阻力，撤掉 !

馮根生，浙江杭州人。曾任中國（杭州）青春寶集團董事長。2017年去世。

馮根生

槍打出頭鳥 我也不走回頭路

中新社 嚴 格 柴燕菲

改革開放不是一帆風順的。像我這樣，在全中國企業家裡也算是屈指可數的，很多人說我是“國有企業的常青樹”，可常青樹為什麼常青，很多人都覺得是個謎。

1972年，杭州中藥廠（胡慶餘堂）在郊區有一個車間，杭州市政府決定把這個車間建為杭州第二中藥廠（以下簡稱“中藥二廠”）。我原來是車間主任，杭州中藥廠六個副廠長都嫌這個地方太偏僻路太遠不願來，所以後來就把我定為廠長。

中藥二廠交給我的時候，只有18萬元淨資產，37萬元的總資產。成立以來國家沒有給我們一分錢，我們是靠自力更生髮展起來的。到2008年，我們的總資產有20多億元，還是國有的。

馮根生與領導班子討論新產品的開發與研製

很多人說我是“國有企業的常青樹”。我說：“你們不要只看到這棵常青樹風光的一面，要知道這棵常青樹的背後有多少心血、汗水和眼淚啊。”為什麼國有企業都不“常青”呢？在我看來，對待企業，要像照看盆景一樣，半夜裡都要起來呵護它，才能使它“常青”。

我剛當上廠長的時候是37歲。1972年7月2日早上10點鐘宣佈的，成立中藥二廠，我當廠長。宣佈的領導班子剛走，就有人給我來掛牌子了，說我是“走資派”。我說，我剛當上廠長才兩個小時，走都沒走，怎麼就成了“走資派”了呢？他們說不管的，廠長都是“走資派”。那時候的口號是：誰家工廠煙囪在冒煙誰就是“走資派”。杭州其他幾個工廠都停工了。像原來的一些老的廠還是有一點家底的，但中藥二廠是新成立的，政府也沒給我們一分錢。沒有生產就沒有收入，沒有收入職工怎麼辦？當時職工最低工資25元，最高52元，工資還是要照發的。不當家不知柴米貴，當廠長就要發工資。現在想想，那個年代已經過去了，但在我的人生經歷中是非常重要的，那個時候鍛鍊了我，培養了我。

我們廠1972年剛成立不久，衛生部門來檢查，臨走時嘆氣說，你們這個地方連像樣的辦公室也沒有，工廠不像生產藥品的地方，倒像是電影《夜半歌聲》中的那座破廟。

杭州中藥二廠建廠初期的廠景全貌

我想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召集了全廠人開會統一思想。當時開會是在一個40平方米的草棚裡，也沒有凳子，只有100多個工人。我大概講了十幾分鍾。我說我們太窮了，被人看不起；我們太落後了，同樣被人看不起。

不僅沒有掌聲，好多工人還笑我，他們說只要有飯吃，有二十幾元的工資那就蠻好了。我說我們要有志氣，我承認窮，承認落後，但是我不甘心窮也不甘心落後。“10年以後把它變成中國最好的中藥廠”是激勵大家，但這個10年確實是艱苦的，當時廠裡窮得連一袋水泥都要向兄弟廠家借。

到1982年，我們已經有一個像樣的工廠了，那時有500多人了。我說我們離現代化還是太遠了，再用10年時間，一定要把這個廠變成全中國最現代化的中藥廠。那時我當廠長已經當了10年。那時中國的廠長的任期都是“短命”的，都是3—5年，超過10年的廠長很少，10年以上的更少，我想當個15年我可能也要走了。在建廠10週年的大會上我又講：“如果能讓我在這個舞臺上表演下去，我一定要把它建成全中國最先進的現代化中藥廠。”這話講了以後，職工有點相信了，因為他們已經看到了這個廠前10年當中的發展。

實際上改革開放當時是給了每個人平等的機遇

我只念過小學，但是我有個特點，就是對新的東西、對抓住機遇特別敏感。什麼叫抓住機遇呢？就是抓住就抓住了，抓不住它就不再來了。當時改革開放沒人敢去深入、去牽頭，也不敢大膽地去改。這裡就要提到當時杭州市委書記厲德馨了。1984年，厲書記等市委市政府的一班人到了深圳、珠海、福州考察，他們那時在福州看到了一個電視機廠，當時它是中國最早的也是最成功的一家合資企業。20世紀80年代的合資企業是很少的。他們看了好多家回來以後，就把我叫去，另外還有一個電視機廠的廠長，要確定杭州市選兩個點作為杭州的改革試點，一旦成功以後就全面推廣。他選這兩個點的原因是：一個是最古老的中藥行業，中藥二廠；一個是最現代的電視機廠，設備全部是引進的，這兩個試點如果成功的話，那所有的行業都能搞了。

厲書記在1983年的一次大會上，在省人民大會堂對著2000個人說中藥二廠到20世紀末，銷售產值要達到1億元。我聽到1億元魂都沒有了，因為當時我們銷售額只有一千多萬元。我想提歸提，現實歸現實，增長幅度是很慢的。那時1億元好像就是現在的幾十億元。

厲書記是個非常有魄力的領導，說實在話，沒有他的一貫支持，我們廠的改革可能最後就不成功了。

隨後，杭州市委市政府要我和電視機廠都帶一批人到福州福日電視機廠蹲點學習。按照指示，我們兩個廠大概去了二十幾個人，去了3天。這3天對我的觸動實在是太大了，福日電視機廠3000多個員工，只有3個日本人管理，卻管得井井有條。而我們國有企業怎麼都管不好，什麼道理呢？

當時國有企業是“大鍋飯”，員工就像進了保險箱一樣，有調皮搗蛋的人你不能開除他。國有企業的職工當時是這樣講的：大錯不要犯，小錯每天犯都不要緊。你對他是無可奈何的。合資企業不一樣，全都是合同工，半年或一年一簽，如果不好的話合同不籤，這樣員工就有危機感。國有企業員工沒有危機感，犯小錯不會被開除，從這一條就看出了“大鍋飯”破壞了企業的發展。當時福日電視機廠還有一個重獎重罰制度，那就更進步了。

那時再有本事的企業家去管國有企業也管不好，不是他沒本事，最大的受制原因是“鐵飯碗”。要實行合同制，這一條就能把企業管好了，職工的積極性也就能調動起來了

從福州考察回來以後我們就制訂了改革的方案。當時厲書記有個特點，他經常到下面來調研。我直截了當地對厲書記說：“我全部按福州的搬過來可不可以，全部按合同制？”這個風險是很大的，全國也是沒有的。他說：“既然讓你改了，你大膽地改，我支持你，為什麼國有企業不能試一下？”

當時改革是“難於上青天”，是冒風險的，好多人跟我講，改革的人沒一個有好下場，提醒我要適可而止。可我認定了，就豁出去了。

1984年，馮根生在杭州中藥二廠首次提出全員合同工制

改革方案經市政府批准以後，我們實行幹部能上能下，待遇有高有低。當時，幹部都是終身制的。後來我改成幹部兩年聘一次，不稱職的話不聘，下去當工人。實際上全國國有企業這樣做是我們首先突破，再傳到北方的，1990年以後又回到杭州，叫“破三鐵”。

勞動合同制改了以後，1985年上半年《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上發了一篇文章，說杭州中藥二廠改成勞動合同制後獲得成功，相信全國所有的國有企業都能改。這篇文章總結了我們廠半年多來的實踐經驗。可是你知道全員合同制關係到多少人，當時政府部門裡很多領導的兒女、姐妹、三姑六姨都在我這裡。我的改革方案實施之後不知有多少電話打來罵我，他們說他們革命了幾十年就是為了得到一頓安逸的“大鍋飯”，說這才是社會主義，合同制學的是資本主義，是倒退。我想也不至於得罪那麼多人啊！後來我在電話裡說，這個我沒辦法的，都是市裡批准的，全部改為合同制。

當時，我說我不想任何一個人離開這個單位，只是希望大家能把自己的工作搞好，不要像過去那樣大錯不犯，小錯每天犯，工廠要發展，工人還是要招的，要重獎重罰。過去曠工遲到的很多，後來我們就規定全部電腦考勤，包括我，這個在中國也是第一家。1984年7月，我們花了很大代價購買電腦，制訂考勤制度，遲到一秒鐘罰款十元，那時候工資才五六十元。我說我不是要你的罰款，重罰的目的就是讓你罰不起，罰不起才能按時出勤。當時我在大會上講，廠長遲到也同樣要罰，我不希望有人遲到，希望大家艱苦一到兩年，我用兩三年時間買五到六輛大客車，到時用大巴車來接送你們。

我們就是要這樣通過改革來創造財富，來改善職工的生活。幾個月以後，職工也習慣了，他們也覺得嚴格好，重獎重罰才能教育人，才能分出好壞。好的和差的獎金那時拉開兩倍，突出的話還有特殊獎勵。

我們有個女職工，早上騎自行車上班，在少年宮附近摔倒了，裙子都摔破了。後面一個本廠的員工看到她受傷了，就把她扶到醫院去看病。這樣一來兩個人都遲到了，兩個人都被罰款，電腦是無情的。這事情就在廠裡鬧開了，做好事也要罰款，這樣還有誰做好事呢？我說按照規章制度罰款照罰，但是做好事這人要重獎，而且這個罰不計入電腦。這樣對職工很有說服力，職工都服了。

重獎重罰是改革開放的第一步，我們受到勞動部門的表揚，那時候來參觀的人不計其數，北方的人來學習以後拿回去後稱“破三鐵”—“破鐵交椅、鐵工資、鐵飯碗”就是這樣帶出來的。

中國有句古話叫“槍打出頭鳥”，像我這樣的“出頭鳥”，早就遍體鱗傷了，但我不走回頭路，一回頭肯定給幹掉了，而且我始終保護好心臟，我的心臟就是無私。

當時市場經濟還沒開始，工廠的產品都是通過醫藥站收購再賣給醫院的，醫藥站跟你關係好的就進你的產品，關係不好的就不進你這個廠的產品，就算產品療效再好都只能堆在倉庫裡。你改革，你去改好了，醫藥站可以不來收購你的產品，這個就叫計劃經濟。當時我們就想自己銷售，開訂貨會，但這個是不允許的，在全國都是沒有的。我們工廠直銷後，省醫藥公司知道了，就全省通報，說中藥二廠違反政策自己在賣產品。說來這些都是過去的怪事，省醫藥公司是企業，我們工廠也是企業，他們有什麼資格通報批評我們？通報以後，我們在外的影響也就差了。後來我們就決定，不要去理他們，我們自己繼續賣。市裡也支持我們。從那時候起就開始進入了市場經濟。人其實都是被逼出來的。後來他們原料不供應給我們了（原來都是他們供應的），我們就自己組織採購，所以我們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培養了一支銷售和採購隊伍，全面進入市場經濟。

當時杭州市發生過一件大事。那是1984年6月29日，經過市委市政府批准，我們廠7月1日要在工人文化宮召開全廠職工大會，宣佈改革開放實施方案。29日那天，我到醫藥局，向他們彙報這個決定，說後天我們中藥二廠開全廠職工大會，宣佈改革開放實施方案，請局黨委書記去給我們做一些指示。

半年多過去後，改革的效果出來了，效益百分之幾十地提升，職工的隊伍管好了，產量質量也在穩步地提高。到了1985年的上半年，我接到醫藥局黨委一個簡報，其中一段話觸目驚心，說中藥二廠以改革之名，實為偷雞，結果沒有偷到雞，反而蝕了一把米。這並不是針對企業，是針對我來的，他是想弄點輿論出來，好免掉我。我也不是這麼好免的，我不跟他當面講，也沒有向厲書記彙報，更沒有拿到市委市政府去。

收到簡報以後大概兩個月，杭州市政府召開了一個改革開放情況彙報會，300多人參加，兩家改革試點企業彙報，還有兩家企業做準備改革的彙報。那天在市政府老會議室開會，我第一個彙報。我坐在厲書記旁邊，我問書記：“你要讓我彙報說真話還是假話？”厲書記說：“彙報還有假的嗎？當然是讓你講真話。”當時我就實話實說了，改革半年多來我們改革成效已經體現出來了，我們也在不斷地深化改革和改進工作。但是我到現在也想不通，我們杭州市堂堂的醫藥局簡報上，說我們的改革是在偷雞，結果是沒有偷到雞反而蝕了一把米。我實在是不理解，如果對我這個廠長有意見、不滿意，你們隨時可以把我免掉，我毫無怨言，但何必要挖苦我的改革是在偷雞呢？這個改革不是我要改的，是市委抓的試點，這矛頭是不是指向市委市政府？我認為不僅是指向市委市政府，實際上是指向小平同志，因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是小平同志，你的矛頭是直指小平同志，把我們國家的改革開放都說成是偷雞。

這個事情一講以後，事情就鬧大了。

厲書記對我說：“你怎麼可以這麼講話？你講這個話是要負責任的！”我說：“剛才是你要我講真話的。”我把早已經準備好的那份簡報指給厲書記看。厲書記看完後，一言不發。下面300多人，一下子鴉雀無聲，連一根針掉下來都能聽見。最後厲書記一拍桌子，大吼一聲：“醫藥局撤掉！改革的時候製造阻力，撤掉！”這個會就開不下去了。厲書記說了“散會”，臉色很難看。他站起來，我才敢站起來，知道自己闖禍了。

我想走的時候，當時的常務副市長拉住我說：“你今天闖禍了！醫藥局撤掉是應該的，但以後誰管你水、電、煤？計劃送哪裡去，報表送哪裡去？”他讓我去找厲書記講。後來我沒辦法，只好找厲書記道歉：“對不起，今天讓你生氣了。”我又說：“醫藥局撤掉是應該的，但是以後水、電、煤誰來管，好不好給我們成立一個行政公司負責統計報表？”厲書記一聲不響。幾天後，醫藥局就不存在了，改為醫藥公司負責統計及平衡水、電、煤的分配，原醫藥局的人、財、物管理職能劃給市政府。

這件事在杭州轟動了。以後杭州市所有的局長都跑到各個廠裡去，問那些廠長改革有什麼困難，有困難跟他們講。這樣就在杭州帶出了一個好風氣，推動了杭州市的改革。這個就是杭州的魄力，撤掉就撤掉。杭州市醫藥局直到1990年才恢復。

改革拿數據來說話。1984年我們廠的銷售額是2400萬元，稅收是300萬元，員工700多人。到了1988年，員工為1000人，銷售額猛增到1.7億元，稅收是2700萬元。那時全中國製藥企業銷售額超過1億元的就只有我們杭州中藥二廠，稅收增加了7—8倍。本來這是世紀末的目標，可是1988年就完成了，4年時間，改革的效果就出來了。

但是好景不長，1990年提出全面治理整頓國有大企業，當時的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還不多。治了3年，也整頓了國有企業3年。到了1990年，廠裡銷售額不到1億元，利潤從2700萬元跌到500萬元，下降了80%，銷售額跌了40%，所以1990年下半年我們坐下來“總結過去，面對現實，思考將來”。這就是國有企業當時的困境。

國有企業要走出困境發展起來，機制一定要靈活

當時民營企業剛起步，也很困難。後來民營企業的機制好，國有企業就沒辦法跟他們比了。同樣開銷售會，他們送吸塵器、電飯煲，而我們國有企業卻不能這麼做，明顯地拉開差距了。

所以當時我們要自己找一條路。想走股份制企業，不可能；改民營，更不可能；改校辦企業，沒學校兼併我。後來我們決定合資，這條路還能走，這是個機遇。所以在1992年5月，為了合資，我們成立了集團，實際上所有資產都在子公司中藥二廠，這個集團是空的，我兼董事長。為什麼建個集團呢？因為這樣中藥二廠作為子公司可以參與局部合資，品牌留在集團這個母體，這是為了保護我們辛辛苦苦創下的青春寶品牌能掌握在國家手裡。當時合資的橡膠廠、啤酒廠都是沒有成立集團，淨資產及品牌一起合資，我認為這個是吃虧的。

1992年7月份的一天，杭州4個廠和香港中策合資。下午要開發佈會，香港中策的黃總上午來我廠裡考察，說如果我願意就合資這家廠，他就把其他4家廠放在後面了，因為我這家廠跟國際是接軌的，管理和效益也不錯。當時考察時市長陪同來廠，問我願意合資嗎，我說願意合資。就這樣，當天晚上籤了意向書。

第二天，我們到黃龍飯店的一個大房間裡談合資的具體事宜，談不攏。黃總說，中藥二廠合資是歡迎的，但要以青春寶整個集團合資。他很聰明，整個集團合資，那青春寶品牌也一起進去了。我也聰明，我說對不起，青春寶整個集團是不合資的，就跟中藥二廠局部合資，青春寶這個品牌是國家的，借給合資企業用可以，集團母體要保留的。這就是我不肯跟他合資的主要原因。我要保留這個品牌，現在這個品牌不知值多少個億了。我堅持：

我感覺他也太黑了，一方面要淨資產合資，另一方面要母體企業連品牌全部合掉，這樣我吃虧得不得了，等於三分之二的資產都送給他啦。我離開談判桌後，有個幫腔的拉住我說：“你怎麼這麼笨，杭州也不是就你一家企業淨資產合資，全國都這樣的，你個人情況我們會考慮的。”我說，我今天不跟你講個人，就跟你講企業，合資後我做不做都不一定了。我問他如果是民營企業肯不肯賬面淨資產合資，我今天談的是企業而不是個人問題。

離開後，黃先生說他在全國100多家企業談下來都沒有看到過像我馮根生這麼精明的人。

一個星期後，正大集團就來了。正大集團早就想進來了，他們領導提出條件：只要馮根生留下，其他什麼條件都答應。我就說中藥二廠合資，青春寶集團不合資。淨資產一定要評估，本來4500萬元的淨資產後來評估到1.28億元。後來國務院來杭州調查國有資產流失，調查到我這裡，我說我不僅沒流失，還增值近兩倍。正大集團領導對我說：“你們來管理，我來控股。”這是一次機遇。剛開始衛生部不同意，後來正大集團做了很多工作，我們的合資企業總算批下來了。

合資後效益就顯出來了，第一年銷售額是1億元，2007年銷售額是11億元，企業每年交給杭州市2億多元的稅。而且我們這裡空氣沒汙染，水質沒汙染，實際上是旅遊工廠，我們的廠區比花園還漂亮。

我們過去叫人看不起，現在總算可以揚眉吐氣了。溫家寶總理在2004年8月28日到杭州，視察我們青春寶。總理參觀時說：“這麼現代化的中藥廠我第一次看到，了不起！了不起！”總理都這樣評價啊。

2004年8月29日，馮根生接待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及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

作為一廠之長，把國有企業當作是自己的企業一樣去努力拼搏，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企業裡去，國有企業也是搞得好的；如果想反正這個企業是國家的，廠長最多三年總是要走的，叫誰去都搞不好。胡慶餘堂這樣一家百年老店的興衰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胡慶餘堂是百年老店。我從小在胡慶餘堂做學徒，是胡慶餘堂的關門弟子。1972年，它的資產是中藥二廠的10倍都不止，好的技術力量和產品都在胡慶餘堂，但它不爭氣。1972年到1996年，它24年間換了8任廠長，平均3年換一次。廠長都是短期的，企業怎麼可能長命。中國國有企業的廠長在當官的眼裡是沒地位的，看得起你叫你做，看不起你叫你走，這是最大的弊端。那麼廠長想只要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就行了，自己個人問題能解決的就解決一下，五年十年規劃那都是瞎扯，五年十年之後的事情他管得了嗎？

1996年胡慶餘堂到了第8任廠長時，資不抵債，負債9500萬元，一年銷售額才5000萬元，一年的利息就要近2000萬元，1000名員工，面臨破產。這麼個百年老店在20世紀90年代破產是說不過去的。

後來北京的企業想來兼併，深圳的企業也想來兼併。當時柴松嶽省長說，兼併胡慶餘堂非馮根生莫屬。1996年10月30日，我被叫到市長辦公室，聽他們宣佈了市委市政府的決定，胡慶餘堂正式加入青春寶集團，實行強強聯合。市長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說怎麼叫強強聯合。市長聽到我這句話就說，老馮你別有意見，胡慶餘堂的品牌好。我就說企業倒閉了，品牌就不值錢了，企業越好，品牌就越值錢。市政府的決定我認了，因為胡慶餘堂是培養我成長的地方。

市長叫我第二天就派人過去接收，我當時派劉俊過去。他開始不願意去，說大樹底下好乘涼，為啥要去破產的企業。他認為他最多也是3年時間，要是搞不好，回不得家鄉，見不得爹孃。我說：“你錯了，古語說大樹底下好乘涼，大家成天坐在大樹下，這棵大樹不死也得死了；而且你看大樹下面的小樹哪一棵能成長的，離開大樹才能成長。”他聽了我的話去了。

胡慶餘堂藥業有限公司掛牌那天，要我這個董事長講幾句話，我說我已經是63歲的老人了，內心是不想接手的，但胡慶餘堂是培養我的地方，我對它感情太深了。我說我也想不通，同樣是搞中藥的，都在杭州市同樣的政策、同樣的機遇下，為什麼你們卻沒一次抓住，最後這麼好的企業卻倒閉了，而1972年從胡慶餘堂分出去的一個車間卻經過24年的奮鬥成了一個大型企業集團，現在青春寶集團的資產是胡慶餘堂的幾十倍。

經過一年的調整，到1997年，胡慶餘堂銷售額增加一倍，利稅達到1552萬元，創歷史最高水平。

當時我叫劉俊去胡慶餘堂，教他兩句話：公事上膽子要大，私事上膽子要小，該撤的撤，部門該並的並掉。好多國有企業，公事上膽子小，私事上膽子大，到最後就出問題了。公事上膽子小，就跨不開步子，明明是機遇，跨出一步海闊天空，但就不敢跨一步。好多國有企業因為膽子小，面臨的困境越來越嚴重。公與私分清是很重要的，但更要珍惜機遇。

圖為胡慶餘堂 錢晨菲 攝

工者有其股

1997年，黨的十五大召開，比較引人注目。那時我們很關注國有企業今後的發展方向，對政治很敏感。當時十五大報告中有一句話：“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也就是說，資金、土地、廠房、設備、工具等有形資產，經營機制和經營者的智慧、學識、才能等無形資產，統統可以作為生產要素參與分配。

這句話過去從來不提。我們當時認為這是一種新的提法，想能不能趁著這個時機，拿出一個企業進行改制。青春寶集團比較大，其中正大青春寶是最大的子公司，國有控股40％。我想將該股份拿出一半來改制，也就是作為個人股，賣給員工和企業的經營者，使“工者有其股”，把員工的個人利益和企業、國家的利益緊緊捆在一塊，讓員工真正成為企業資本的主人。但這公司是外方控股的，必須徵得正大的同意。

正大外方董事長謝炳先生聽說後表示完全同意，並說把經營者捆綁在一起，企業才能做好。他也不想我們走，如果捆綁在一起的話，我們就走不了了。經過董事會研究決定之後，我們就開始改制了。那個時候國有企業都沒有開始改制，我們是全國第一個吃螃蟹的。

1998年5月，市政府經過4個月的評估後同意改制。經市政府批准，以1.5億元的淨資產，20％轉給全體職工。20％是3000萬元，一次性付款，並規定所有員工不得向企業貸款。當時董事會有個決議，如果要轉制，就要成立職工持股會來持股。我個人沒進去是因為當時合資企業不同意以自然人名義進入，現在卻可以了。

持股會是一個集體，集體進去後，我作為集體中的一員，董事會要求我在持股會中持大股，相當於全部的2%，合計300萬元，所以當時出現了馮根生該不該持股300萬元的爭論。說實在話，當時我不想買這麼多，雖然我看好企業，但是風險很大。假設未來10年裡每年利潤有5000萬元，我和職工都要10年才能把本錢收回來。除非每年稅後利潤有兩三億元，那是很快能收回的。但有沒有這個把握呢？1998年已經實現利潤7000萬—8000萬元了，但能不能保證每年都有這麼多？所以當時我就猶豫要不要買，但買是肯定要買的，因為改制是我提出來的，我自己不買說不過去的。

當時我月工資幾千元，300萬元根本拿不出來，把我能拿出來的全部積蓄拿出來也就30萬元。最後沒辦法，我向銀行貸款270萬元買下了2%的股份，股份向銀行抵押。

為什麼我要下這麼大的決心呢？改制時職工都提出一句話，老總買我們才買，老總買我們才放心。那時職工都看著我，於是我開了300多人的班組長會議，花了2個多小時講為什麼要持股，是要讓職工真正成為企業資本的主人，把我們大家的心連在一起。

我在那個班組長會議上講，你們真不瞭解我，我已經64歲了，其實你們真的不懂我的心，我是真想悄悄離開，但是為了青春寶的明天會更好，我只得把根留住。現在我64歲的人都買了300萬元，你們總該放心了吧？我自己要是走掉了，我300萬元都沒了，我會對自己、對職工負責的。

改制後，情況完全改變。改制是成功的，但是10年後再回過頭來看，職工持股會並不是太好，因為員工退休後股份還是能帶走，所以導致了現在的職工沒股份了，這是最大的問題。當時沒發現這個問題，再過幾年就全變成退休工人持股了。

企業家的價值幾何

1999年，當時的浙江省社科院院長跟我商量，20世紀末到了，想找一個模範企業家來評估一下。我說你讓我多活兩年吧，為什麼讓我第一個來吃這個“螃蟹”。他動員我，說我是有代表性的，從當初18萬元一個“破廟”到現在，我這樣的老總在全中國找不到第二個了。說我把國家的企業搞得這麼大，而且是我一個廠長做下來的，所有的財富是我帶頭創造的，所有的基礎是我帶頭打好的。後來他們請全國的專家來評，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按企業每年所創利潤上繳的稅評出我創造的財富，評估的結果是到1999年，我所有的貢獻價值是2.8億元。這算是第一次把企業家的貢獻量化了。我是在為全國的國有企業廠長討一個說法，我們創造的財富是多少，我們的貢獻是多少，從此都可以量化了。我這人一生中確實吃了很多的螃蟹，別人不敢做的我做了。

2002年杭州市政府獎勵三個特殊貢獻的企業家，每人獎勵300萬元，魯冠球、宗慶後和我。這是轟動全國的，這個是杭州市做出的大手筆。這個300萬元獎勵好以後市領導請我們吃飯，兩個副市長還沒到時，我們三個人聊天。魯冠球提出來300萬元不要，捐掉，他說沒有企業就沒有他。他說，“大哥就不要捐了”—他叫我大哥，因為我是國有企業的企業家。我說你是好心害了我，你和宗慶後捐了我一定要捐的，如果你捐了我沒捐，明天報紙一登出去，我馮根生那不是被老百姓罵死了。但這300萬元對我一個國有企業的廠長來說是個大數目，我和他們沒法比啊。

2002年7月18日，杭州市工業興市大會上，馮根生、宗慶後、魯冠球（從左至右）三位企業家合影

在討論的時候，茅臨生市長聽到了，說：“你們千萬不能捐，否則老百姓會認為政府是在作秀，獎出去了又回到政府口袋裡了。”

下午開新聞發佈會，一個記者問，“你們每人拿到300萬元以後，最想圓一個什麼夢？”魯冠球說要為杭州造一個汽車城，為杭州人民造汽車。第二個問宗慶後，他說要成為杭州的李嘉誠。我為他們鼓掌。

輪到我了，記者問的語氣都不一樣了。記者問我：“你想圓一個什麼夢？”我一聽到就覺得可憐。我說，30年之前，我是個車間主任，中藥二廠成立時就稀裡糊塗地當上了廠長。實際上是什麼廠長—是請了個“保姆”，我面對這個先天不足的“嬰兒”，白天夜裡去護理它，並省吃儉用，甚至不吃不用地把這個“嬰兒”帶大。30年後這個“嬰兒”長大了，也賺了很多錢，但它還是國家的，我還是一個“保姆”。我想圓一個夢，懇請我的“東家”好讓我這個老“保姆”休息了，我已經把“嬰兒”帶大了。可是我的“東家”說不行，說我這個老“保姆”還可以繼續管理這個孩子，我只能講一句話，我無奈地只能當這個國有企業的終身保姆了。這些話，都是出自我內心的。

現在我看到很多年輕人就有幾十億元的家產，他們是遇到了改革開放後的機遇。同樣的國有企業，它的步子就跨得不快。現在各地作報告時是這麼講的，“我們民營企業要跨越式、跳躍式地發展”；國有企業作報告呢，語言完全變掉了，國有企業要絕對不能讓國有資產流失，要保值增值。我們國有企業的資產是不能輕易動的，如果我說我要建一個玩具汽車廠，這種話一講，明天國資委就會來找我了，問我誰批准我這麼講的！國有企業有很多紀律，有些機遇即使看到了也不能去抓它，贏了是政策好，虧了可怎麼辦？民營企業贏是我自己虧也是我自己，你管得了嗎？

我是全國第一批優秀企業家，1987年全國評出20個人，其中7個人是副部級，浙江就我一個。10年以後，1998年，《經濟日報》和《中國企業家報》聯合尋找這20個人到哪裡去了，結果20個人都找到了，病的病了，退的退了，死的死了，抓的抓了，逃的逃了，留下4個人還在工作。又過了6年，到了2003年，全部沒有聯繫了。我下了決心，要去找出這20個人中到底有幾個活在世上，有幾個能來杭州相聚，結果找到11個人。陳清泰當時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副主任。他去美國出差，來不了，就寫了封信給我，要我在相聚時念一下。信裡說這20個人最後不管成功與否，都是我們國家改革開放的奠基人、開路人，由他們帶出了中國的改革開放。評價很高的。

40年壯闊東方潮

40年鐵筆寫春秋

近日，為紀念改革開放40年，由中國新聞社浙江分社編撰的《浙江改革開放40年口述歷史》由浙江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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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訪問了李澤民、柴松嶽、呂祖善、厲德馨、李金明、仇保興、周國輝等多任黨委政府負責同志，同時收錄了步鑫生、魯冠球、馮根生、宗慶後、馬雲、李書福、南存輝、沈國軍等多位浙商的創業史，何水法、胡宏偉、葉翠微等各界代表人物也在書中敘述了他們的故事。

該書記錄了浙江人民在改革開放40年中

最真實的集體記憶

記錄了浙江大地在改革開放40年中

最生動的發展故事

致敬改革開放

本書現已向社會公開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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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須註明：本文原題為《槍打出頭鳥 我也不走回頭路》，作者中新社嚴格、柴燕菲，選自中國新聞社浙江分社編撰的《浙江改革開放40年口述歷史》一書，微信首發於中新浙裡ID:ZJXWZZC。______獲授權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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