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文學史》書影
<strong>一個人的文學史，於文學史意義何在？
<strong>中國藝術報記者 喬燕冰
一篇當代文學名作從孕育到出世都經歷了怎樣的歷程？當代文學名家們是如何從醜小鴨變身成為白天鵝的？或入乎其內，或出乎其外，一位編輯是如何參與、見證甚至創造當代文學史的？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新出版的《一個人的文學史》，或許可以給出諸多答案。
金宇澄設計的封面草圖
《一個人的文學史》是《收穫》雜誌主編程永新集合數十年編輯生涯中的筆墨，生成的一部視角獨特、內容別緻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全書分為五大部分：作者和當代作家的書信來往，微信互動；作者參與的重大文學活動；作者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評論文章；作者與作家的對話錄；關於中國著名文學雜誌《收穫》的文字。全書共上、下兩冊，由金宇澄設計封面，書中收錄了大量歷史照片、作家手稿等珍貴資料，詳盡而細膩地記錄了一個文學編輯眼裡的中國當代文學。日前，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程永新《一個人的文學史》研討會上，李敬澤、程光煒、閻連科、蘇童、李洱、陳曉明、王堯、張清華、白燁、陳福民、賀紹俊、陳東捷、謝錦、李偉長、李宏偉、梁鴻、張悅然、楊慶祥等專家學者暢所欲言，讓一個迥異於傳統文學史的個人的文學史本身及其之於文學史意義漸次展開，同時藉此省視文學與文學史的生成。
<strong>改革開放以來文學的40年中，有兩種人的作用通常會被忽略
程永新：
你好！來信收到，一塊石頭落地，我幾乎以為稿子寄丟了，或是你已不在，此稿能博你一笑，我也算沒白忙活兒。
“五花肉”名字你以為不好，我想來想去想出幾個名字怕還不如它，先列給你看看：
《毛毛蟲》《頑主》《小人》《三“T”公司》
這篇小說我想會使一些正人君子有不好的感覺，所以名字儘可能自鄙一些，我也罵了自個兒麼，都沒把這幾位稱人（稱人也是小人），其餘“肉”或“蟲”大可不必一般見識。“頑主”一詞在北京是對混世魔王的謔稱，用來形容這些人的生活狀態也行。
我當初取《五花肉》之名，借其既不全肥也不全瘦，紅白全有，爆炒不行，小火燉爛了也挺香之意，此典大概生俗了一些，不吸引人倒是大問題。倉促間我也智短，要不這樣吧，你看著給起個名字，託付你了。謝儂謝儂。
我一切都好，剛去了趟雲南，近日準備練長篇。
祝好！
這是王朔1987年9月7日寫給程永新的一封信的內容。程永新將其收入《一個人的文學史》並加了標題《打碎與重建》，同時刊出自己的一篇評註。評註這樣結尾：“當精神陷入桎梏，打碎就勢在必行；打碎到一定程度，則需要重建；重建趨於模式，又將出現新的打碎。文學史就是這樣搖搖擺擺地朝前行進。”依此可見，書中有歷史現場的重現，也有跳脫現場的審視，這種既溫熱又有彈性的呈現與書寫，確會讓人讀到另一種別樣的文學與歷史。
“該著作貢獻有幾個方面，印象最深的是從中看到名作是怎樣約稿組稿和編輯的，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編輯和作者之間是如何商討的。我們通常看到的是作品呈現的結果，而書裡把過程揭示出來，非常好。比如《帶燈》的修改過程，很詳細。最有意思的是王朔，談他怎麼把《五花肉》改成《頑主》，改得太妙了，如果是《五花肉》就太一般了，《頑主》立馬把作品的神韻和王朔的風格都點出來了。這本書講了很多文學生產和文學編輯的內幕，這是我們在別的書裡看不到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白燁說。他指出，在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熱潮餘溫未盡的當下，該著作亦是從一種獨特的角度對改革開放40年的梳理回顧和紀念。因為在文學的40年中，有兩種人的作用通常會被忽略掉，即編輯家和文學翻譯家。只有將他們對文學的推動與作家功勞結合起來看，才能見出新時期的文學整體發展。
曾攪動文壇的1987年《收穫》第5期，後來被業界稱為“先鋒文學專號”，餘華的《四月三日事件》位列其中。在《一個人的文學史》中餘華寫給程永新的信裡可以看到，餘華分享了朋友的反饋：“去年《收穫》第5期，我的一些朋友們認為是整個當代文學史上最出色的一期”，並坦言得知程永新欲再編一期先鋒作品，表示“實在振奮人心”，希望能刊發《劫數》並與程永新溝通稿件的處理意見。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張清華由此感嘆一個編輯對於整個當代文學走向的重要作用。“從書中可以看到，程永新和作家們之間各種各樣的關係構成了非常豐富的當代文學史的場域、一個充滿隱秘話語或隱秘故事的場域，讓我們原來對文學史的想象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比如餘華髮了一篇以後老想著再發一篇，這說明《收穫》不但發起了先鋒文學的運動，而且持續推進並且在一定意義上是製造了先鋒文學。如果沒有《收穫》肯定就沒有‘先鋒派’，沒有1987年第5期的《收穫》這期刊物的出現，沒有這樣的一個編輯，先鋒文學作為事件，它的生成可能就不知道要推到什麼時候了。”
瀋陽師範大學教授賀紹俊著眼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媒體的發達之間的密切關係，並指出，有了現代媒體發展就有了現代文學的誕生，當代文學在上世紀80年代以後這點也表現得很突出。“今天當代文學處在編輯的時代，編輯的重要性從這本書中彰顯出來。作為作家與讀者之間的中介，編輯往往是最早感受到文學的新因素和新動態，而且他們有刊物作為陣地。所以80年代以來很多新的文學口號和文學潮流都是刊物提出或推動的。”
同時，賀紹俊讀出的是該書重要的文學史意義。在他看來，作為重要的文學編輯之一，程永新的特殊性在於他和中國當代文學特定的進程的密切關係，即他始終參與在當代文學現代主義傳統的醞釀和形成過程，處在最前沿的他推動和見證了這一段歷史。賀紹俊認為，假如現代文學以來最重要的是現實主義傳統，那麼上世紀80年代當代文學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就是創造了一種新的現代主義傳統。從該著作特別的表述方式中能夠看到這一傳統醞釀的艱難，其過程可以從很多細節瞭解到。而該書文本的意義在於，不僅為文學史提供了一些最原始的歷史文獻資料，同時也在建構。“假如把以前那種我們習慣了的文學史寫作看成是用規範的材料建構起來的，這部文學史則是用最原始的材料來建構的，它不對原始材料進行處理，所以它的地不是水泥地，更不是鋪上地板，甚至是鋪上進口高級地板，它就是將原始的土趟平了，但可以看到其內在建構。所以從這個角度說，它既是一個人的文學史，又是很多人的文學史。”賀紹俊說。
<strong>任何一部文學史都是個人的文學史
“《一個人的文學史》為文學史的寫作提出了新的範式和模式”，研討會主持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慶祥所言可謂與會者的共識。著名作家閻連科強調，“任何一部文學史都是個人的文學史，幾乎沒有公共的文學史，只是誰更權威一點，誰的平臺更大一點，誰的印刷更好一點，學生用得多一點，等等。”閻連科認為，“在這一點上程永新開了一個先河，這也恰恰彌補了文學史一定要公共化的缺憾。一定意義上，文學史的失敗就在於一定要公共化，如果文學史徹底放下公共化，文學會非常發達。在今天文學史特別統一化時，程永新的《一個人的文學史》非常有價值，我不覺得它是文學史的一種補充。至少告訴我們文學史就應該是個人的文學史，不應該是兩個人、三個人的。”另外，閻連科表示也可以在這一文學史有趣的閱讀中有多種收穫。“比如從每個作家給程永新寫信的口氣，及其所強調的可以感受到誰是裝的，誰是放開的，誰是拿捏的，可以看到一個作家的性格及人格是坦蕩的，虛偽的還是真實的。”
“我們反覆強調要有新的文學史的觀念，但是我們忘記了活生生的歷史，我們從來沒有在活生生的歷史現場中去感受文學史、重寫文學史。”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曉明認為，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對我們已有文學史觀點和學院文學史寫作的敘事提出了挑戰，同時也是一種非常好的互動，它給已有文學史的書寫提供了一個非常鮮活、非常重要的人生的材料。
“文學史要採取一種什麼樣的態度是我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人的文學史’的觀念又一次對中國文學史的歷史提出一個警示，‘一個人的文學史’是一個概念，一個觀念，也是一個立場和一種文學史態度。我們過去的文學史分成兩種，要麼是觀念的文學史，要麼是集體的文學史，我們都不敢標榜一個人的文學史，比如當代文學史有上百部，可能有90多部是集體的，只有很少的幾部是個人的。從這個意義上，程永新這種文學史的態度非常可貴，對現代文學史、當代文學史的寫作都提供了一種非常有力的態度，這也是我們不應該遺忘的一種態度。”陳曉明說。
“就文學史而言，我們現在的文學史特別需要這樣的邏輯。新時期文學到現在不過40年，但就這40年文學史就已經形成了這麼刻板的定見、根深蒂固的條條塊塊。這是後給的劇本。實際上，我們首先要恢復一個對於歷史的、對於文學生活的、對於文學生成的一手的認識。也恰恰是第一手的現場的認識和後給的這個劇本之間其實存在很大的張力，在這個張力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文學歷史、文學風尚是怎麼形成的，實際上也能在一個更廣闊的精神史、思想史的範圍裡看到很多新的話題。”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本書應該成為當代文學史教學的一個必備的參考書。“千萬不要當代文學學了半天我們就學了這麼幾大塊，就是這麼幾個筐，咣咣地就往裡裝。實際上很多東西是裝不進去的。如果僅僅這幾個筐也乏味得很。因此這本書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strong>《一個人的文學史》部分內頁圖片（上海文藝出版社提供）
《收穫》創刊45週年群像
上世紀80年代，程永新給巴金過生日
上世紀90年代《收穫》筆會。後排左起：程永新、馬原、扎西達娃；前排左起：北島、馮苓植。
上世紀90年代海南藍星筆會。左起：葉兆言、程永新、餘華、格非。
上世紀90年代《收穫》筆會。左起：程永新、扎西達娃、北島。
上世紀90年代，程永新與格非（左）在華師大
葉兆言寫給程永新的信
王朔寫給程永新的信
賈平凹寫給程永新的信
餘華寫給程永新的信
孫甘露寫給程永新的信
閻連科書法作品
賈平凹書法作品
賈平凹手稿
閱讀更多 中國藝術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