渺小卑微的工匠艺人
如被风吹散的璀璨星辰
在夜的深处闪闪发光
傅菲用笔墨赋予他们生命
重现漫长岁月的记忆现场
新书《木与刀》全书14万字，定价38元，配有著名画家罗克中10幅手绘插画，当当京东等网店已全线上市。
傅菲笔下的乡村文化，在历史的时空下，描述了在历史演变中手艺人多舛的命运，并辨析生活勒进他们肉身的绳痕，以此找到个体生命在时代潮流中所沉积下来的印记。了解中国南方乡村文化，这是一本必读书。傅菲笔触的深耕处，触及乡土仪式嬗变的隐在层面，无论是木雕还是信江流域的地方戏种，民间的血液有生命精神的艺术。
傅菲简历：
1970年生，江西广信人，中国作协会员，乡村研究者，是当下重要的散文写作者之一，研究上饶乡村十五年，写出饶北河系列作品，引起散文界关注和热评。作品常见于《人民文学》《钟山》《花城》《天涯》等刊，已出版散文集《故物永生》《草木：古老的民谣》等十五部。2018年，广西师大出版社第一次推出个人作品系列书“傅菲・饶北河系列”。
焚泥结庐
泥是我的胞衣，也是我的棺椁，哥郎，你知道的，我一辈子都是在挖泥、拉泥、踩泥，我死了，不要棺材，用泥把我裹起来，扔到后山去。荣岩拉着我父亲的手说。他躺在平头床上，头靠在一个茶叶袋，嘴巴里流长长的涎水。他已经躺了半个多月了，他的身子呈塌陷状，曾像羊皮鼓绷紧的肌肉无影无踪了，蓄水一样的力气消失了。荣岩的颧骨像两块裸露的鹅卵石，眼眶凹进去。我父亲给他倒了一小杯酒，说，你少说话，烟抽不了，喝口小酒吧。我父亲抱起他的头，用衣袖揩了揩荣岩的脸，又说，我们一辈子都在还债，我们从泥里挖了多少，也要还回去多少，谁都不欠谁，最后了啦，一拍两清。
他们是土陶厂的工友，从十八郎当岁在一起做事。荣岩是个拉泥工，也是个踩泥工。比我父亲小三岁，我叫他荣叔。土陶厂在公路边的山坳里。纵目而去，从群山逶迤而来的饶北河，在两座山狭长地带，围堰成一个小湖泊。土陶厂并不大，有四个芦苇蓬，一个晒陶坯的场院，一个踩泥池，两条堆陶器的地垄，和两条陶窑。公路下，是一片扇形的田畴。田畴平坦，一条田埂远远看去，仿佛是编织的花边——蓝铃、猪牙、黄水仙、银莲，贴着埂边开各色的花，黄黄的，紫紫的，白白的，到了夏季，瓜果在竹架上挂着，有黄瓜、冬瓜、丝瓜、金瓜，也有刀豆、萹豆、白玉豆、四季豆、豇豆，竹架上爬了丝蔓。河边有一个洼地，乳酸草、水鳖茂密地生长。水鳖在雨季，叶子圆圆地肥厚，浅黄的花一夜间浮出来，像黄晕晕的灯盏。把草翻挖下去，有厚厚的烟灰色的泥。每天，天麻麻亮，荣叔用阔嘴铲把泥铲到平板车里。那时他还年轻，手臂像两根暴长的杉木，滚圆的。他拉着满车的泥墩，埋着头，车绳勒进他的肩膀，他用手拖着车把，往砂子斜坡上拉。他长年打赤脚，脚趾收缩，吸盘一样吸附在地面，脚趾像五个患难的兄弟，在爬坡的时候，紧紧团结在一起，血液的恩情使它们再也不会分开。过了斜坡，拐过一条甬道，便是踩泥池。他坐在车把上，抽一根烟，再把泥卸在池里。一个早上，他拉了两车再吃饭。我坐在院子里晨读，看见荣叔上坡，我跑下去，在车后推车。他唏呼唏呼的喘气声有舒缓的节奏，随着喘气声而起伏的后背，我看起来，和山梁差不多。他抽烟的时候，嘴巴张得钵头一样，烟在里面打滚。他喜欢谈白。他说，老六，你以后不读书了，来做个窑工，女人争抢着窑工呢。
一池的窑泥要拉二十来板车，荣叔两天拉完。再给池子浇上十几担水，泡浆。他牵来水牛，喂一畚斗的米皮糠，给牛脸蒙上一块黑布，赶到泥池里。他一手拿一根竹稍，一手拽牛绳，嘿，抽一下牛屁股。牛沿着池子打转圈。荣叔也跟着打转圈。打了几个转圈，牛不走了，嘛——哞——，嘛——哞——，牛叫得低沉悠长，叫得人心里胀胀的。荣叔抱来一捆草，自言自语地说，谁叫你是牛呢？是牛就要踩窑泥。泥浆里全是脚印、牛蹄印，一窝一窝，蹄印叠着蹄印。踩了一天的泥浆，变稠，变胶样，泥熟了，切成肥墩墩的一块块，搬到芦苇蓬里，制土陶。
土陶一般有土瓮、酒缸、水缸、钵头、壶、菜缸、酱缸、酒瓮、灯盏、油罐子、酱油罐子、盐罐子、调味罐子、茶壶、夜壶、瓦、砖，规格不一。制陶师有三个，文港、水桶、阳鱼。水桶和阳鱼是文港的徒弟，做了三年，也成了师傅。文港是个瘸子，走路像撑船。他用一条灰色的麻布绑在腰上，裤子松松垮垮，一个布结拳头大，翻出来。下雨的时候，做不了事，他一手捏一个毛竹筒，另一只手操一根油茶树小圆木，去村里的妇女家坐坐。妇女一般是寡妇。村里有寡妇四个，官葬山一个，石灰窑一个，溪边一个，弄里一个。文港去寡妇家里，裤兜里揣几块钱，或用纸包一斤肉。要到了傍晚，他才回家。他笑眯眯的，脸上漾着酒驼色，酒糟鼻像个开烂的红辣椒。他到了家，他老婆马上从后门逃出来。她的肥裆裤在膝盖的部位各补了两块圆圆的布片，芋荷叶一样的布片，头发用一根毛线绑着。她跳过一个水沟，爬上一段矮墙，滚下来，到了我家后院。文港的声音也到了后院：“翻墙是不是摔不死呀，夜边了，饭在哪里还不知道。”他老婆叫春兰，一下子抱住我妈的大腿，说，拐子不是好人，要把我打死。她露出脚踝，是木棍的淤青。文港坐在大门的石凳上，唱小调，咿咿呀呀，谁也听不懂的小调。一边唱一边摇头晃脑，嘴角流出白白的口水。他是一个胆子特别大的人，村里死了人，都是他去洗身。他把死人抱到泡猪桶里，倒一担温水，用稻草刷，翻来翻去洗。他不怕死人。他说，死人有什么可怕的，死人要不了几天，都成了泥。你看看，我天天都鞭挞泥，在一块石板上，把泥摔下，揉软，再摔下，再揉，揉饭团一样，把泥浆里的空气全部揉出来，泥结实了，瓦才不会被雨打碎，你看看，枫林村这二三十年里的屋舍，有哪家人说我做的瓦不好，我做的缸不好用，没有的。但他自己的房子没有瓦，是用茅草席盖的，用竹篾编起来，一列一列地压在悬梁和木条上。他边洗边说，还时不时喝一口小酒。苍蝇飞来飞去。他又说，人和泥都是一个德性，经得起摔经得起用，却经不起碎，再好的水缸一铁锤下去，全烂了，烂了就是死了，补也补不了。他一个人坐在厢房里，给死人守夜。靠在门框上打盹，头耷拉耷拉地舂米一般，他睁开眼，用筷子夹脸盆里的猪肉下酒，一个晚上，把整个脸盘的肉吃光。他要吃三分熟七分生的肉，厚厚的，巴掌大，肉皮带点猪毛碴，他把整块肉塞进嘴巴，露出的一截，用手捂着，慢慢往嘴巴里挤。文港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水榕，一个叫水杉，都到了上学年龄了，还没去学堂。文港说，以后做陶匠，做陶匠又不要识字。水榕水杉特别顽皮，黄瓜没熟，只有指头长，他们也摘下来吃，有时一个下午，坐在田埂上，躲在豆蓬里，剥青豆吃，吃得肚子滚圆圆的，回家。他们还会用铁丝编制笼子，四四方方，笼子里挂一条河鱼，放在田埂下的涵洞里，过一两晚上，笼子有了田鼠或黄鼠狼，烤起来吃。有一次下午，他们还跑到我家厨房，把半碗猪油喝了。他们赤膊赤脚，手上始终有一根圆木棍，去田头菜地捉蛇。把蛇圈在腰上，当皮带。到了寒冬，他们再也不出来，窝在床上。好几次，我父亲对文港说，你也得给孩子撬一件棉袄，小孩子窝在床上，不是办法。文港说，小孩都是冻大的，哪会有怕冻的小孩呢？我母亲捡拾了几件家里的旧棉袄，给文港两个小孩。
我们一眼望过去，能看见的是光，水，和泥。空气是看不见的，花香味是看不见的。光从天上泻下来，无声无息。水在河里湍流，在雨里噼噼啪啪，在石缝里渗。泥以鸟的形式叫，以油蛉的形式低吟，以虎的形式咆哮，以草木的形式一岁一枯荣，以人的形式更替。荣叔死的时候，我还在小镇的一个乡间中学教书。我父亲急忙忙地把我叫回家，说，荣叔才五十多岁，你去送送。荣叔侧着身子，伸出手，想拉拉我的手，手直直的，却怎么也伸不出来。荣叔说，一辈子的力气，全用完了，用完了，人身就是废物了，是一堆烂泥。他得的是水湿，先是骨关节痛，针扎似的。他拉不了泥，也踩不了泥。他用一个平板车拉盐罐子、菜缸、酱缸、小瓦罐，去周边的各个村子卖。车头上，挂一个铝盒，铝盒里是饭菜。他手腕上扎一个摇铃，到了村里，噹噹噹，小孩围过来，大人也围过来。过了两年，脚再也走不了路，他坐在自己做的一个四方形木架里，下面按了四个铁轮子，他老婆推他出来，在村子里转转。他全身水肿，看起来和一根熟透了的冬瓜差不多。中医说，他打赤脚太多，踩窑泥太多，水气全进了身体里，人的身体像个烟囱，烟全堵在里面，柴火怎么烧，都会慢慢熄。她老婆干瘦干瘦，一节火柴一样。她几次来我家，对我父亲说，劳力没了，生活怎么过呢？我父亲说，叫荣岩去厂里称柴火吧，工钱会低一些。他站不起来，只能看看秤，做个记录。我父亲私下几次对我嘱咐，说荣叔不会有太长时间了，他那个儿子，你得想想办法照顾，找一个好师傅学一门好手艺。荣叔三岁丧父，自己到了三十好几才结婚，好不容易得了个儿子，命根子看待。生儿子时，家里穷，老婆坐月子没肉吃，连奶水都没有。荣叔用绳子把家里的猫吊死。猫吊在木楼梯上，伸出长长的舌苔。猫都养了六七年，听话，温顺，舔着荣叔的脸睡觉。吊它的前两天，猫一直蜷缩在灶台上，喵喵喵喵地叫。日夜叫。叫得荣叔心里痛，凄苦地痛。他看见猫的四肢在发僵，眼球暴突，他咚咚咚地用头撞墙。他说，儿子是猫投胎，叫儿子春猫吧。
我坐在荣叔的床沿，也不知道说些什么。记得年少时，我们一群小孩子去土陶厂玩，他老婆烤芋头给我们吃。芋头是用木炭火煨的，松松软软，把粗糙的毛皮剥开，白白的芋肉有一股热热的香味。枣子熟了，她用饭萁端米枣给大家吃，一人一把。枣子有细细皲裂的斑纹，吃起来，生生脆脆，牙齿都有甜味。到了我外出读书，暑假了，我和他一起在土陶厂守夜，看守器物。在空地里，我们一人一张竹床，打赤膊，盖条小毛毯。月亮早早地出来，水汪汪的。溺水的月亮，光晕里荡漾没有波纹的灰蓝色。山梁一座座相连，尖尖的山巅有银辉闪耀，像终年不化的积雪。山梁间的弧线像奔跑的狼狗脊背。田畴里，青蛙肆意地叫，叫的又欢又快。稀疏的柳树里，有白白亮亮的水叮叮咚咚。遥远的星宿，低低地垂下幕帘，悬挂在屋顶上。原始的夜空和我们的灵魂相依相偎。在时间的河流中，我们都是逆水而行的。现在，荣叔已经到了最后一个码头——他来到这个世界的地方。他躺在蒲席上，大头苍蝇嗡嗡嗡，在墙上，在窗玻璃上，在床栏上，飞飞停停。房间里有一种口痰的腥臭味。他后院里的樟树上，有几只乌鸦，叫了三五天了，呜啊呜啊，叫的人发慌。用石头扔它，它跳几下，不走。蒲席是旧的，有常年的肌肤油脂滚磨了的熟黄，似乎还有年轻妇人奶孩子的温暖，还有梦境的美好印迹，还有滚热泪水的渍液存记。荣叔的身子有了陶泥的色泽，灰暗的，浅褐的，灰烬的那种颜色。他们一家人哭了起来。荣叔再也听不到，或许听到了，我们也无从知晓。他的眼角涌出了两行泪水，最后的，仅有的。
在河边的洼地里，我们一群小孩经常在夏日黄昏时分，去滚陶泥浆。把陶泥抹遍全身，连裤衩也不穿。滚累了，我们坐在河边的石堤上。溽热的暑气一会儿把身上的陶泥熏干。我能感觉到，泥浆慢慢在皮肤上收缩，嘶，嘶，嘶，嘶，泥浆有了裂隙。皮肤有轻度灼热的微痛，泥浆从黑褐色，变灰褐色，变灰白色，最后干裂。我们站起来，跳几下，碎片啪啪啪地落了一地。我们钻入水里，浮游。我们也把水缸抬来，放在一个汽车轮胎上，移到河里。我们一人坐一个水缸，在河里玩。收工的荣叔通常就是那个端水缸回家的人。
地垄里，码着一排排的水缸，土瓮。星期天或节假日，外地有一些货车，突突突，开到厂里，把土陶器物拉走。器物都用稻草绳捆绑好，小孩子负责搬小器物，用竹萁挑或扁篓背——那像是小孩的节日，蹦跳着走路。——在很多年之后，我离开故地的很多年里，我特别迷恋那种火烤烟熏的泥土味。它是所有土制器物的旧时光，也是永远不会散去的体温。一个水缸，摆在陈年的院子里，即使摆了上百年，缸壁长了清幽的苔藓，水也不会腐臭。手抚摸一下水缸，冰凉的，地质深处的幽寒从缸里传来，再抚摸一下，家的温度渗透了出来——木柴在陶窑里轰轰的旺烧，白烟从天窗里窜出来，一浪浪，做陶人的手印手痕、脾性、气血，烧进了器物里。火烤烟熏的泥土味里有咳嗽声，有阵雨哗啦啦的倾泻声，有灌木在深山里的摇曳声，有烈日空气嗞嗞嗞的爆裂声，有木炭砰砰砰的炸裂声。这是一片田畴的微缩记忆，在某一个蓦然时刻，水波般扩散：杨柳绿了又黄，河水浅了又深，昨日的鸡舌草不忍说出寒霜的来临，早早沉降的弯月；门轻轻合上的声响，土瓮被一只手有节奏地拍打，嗡——嗡——，弦弹回去的回响；小弄堂里，喝酒声幽幽传来，再稍后一些，有一个提灯笼的人走过；泥墩在石板上，啪哒啪哒，反复地摔打，摔打泥墩的人，鼓着腮帮，憋着气，粗壮的双手像一对木浆……远古的歌谣掠过，掠过我们已经途径的山水。
火烤烟熏的泥土味是我蒙昧的开篇。盛水的是水缸，放米的是米缸，端粥的是钵头，储酒的是酒缸；大肚子的是土瓮，直肚子的是酱缸；摆在灶台上的是油罐子，放在阁楼上的是菜缸子，陈放在地窖里的是酒瓮；压在木橼上的是瓦，砌在墙里的是砖。——我知道，人从这里走出了洞穴，家有了形态，灵魂有了皈依。我们是在大地上蜗行的人，当我们日渐衰老，最终环抱着的是日渐苍凉的泥土味。我们出走，因为有了欲望。我们回来，因为需要了却。
小镇郑坊，在春秋时期，有了族群和村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县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在一栋废弃的旧居里，发掘出了前秦的砖瓦和土陶。土陶是钵头和小罐子，在展览室的橱窗里，依然发出深褐色的幽光。在时间的隧道里，我们瞬间站到了两千多年的大地上，苍莽的大地，群山绵绵，饶北河浩浩荡荡漫溢了两岸。先人用土陶碗吃饭，用土钵头文肉，架在土灶上，木柴火在暗夜熊熊地燃烧。荒蛮的时间在这里形成了对流。有了窑，才有陶。
窑，一座是旋窑，高高耸起，内空，用土砖垒起来，看起来像个碉堡，也像个稻草垛，一般用来烧砖瓦。窑是圆形的，慢慢往上收拢，有一个圆拱，拱顶开一个天窗，也是形成空气对流的通风口。有一扇两米高的窑门，两个人可以进出，烧窑的时候，手臂粗的杂木从窑门塞进去。另一座是卧窑，也叫龙窑，沿着山边向上的斜坡，从地面挖一条两米多深、四米多宽、四十余米长的槽道，用土砖砌，拱出地面，再向上砌成半圆的拱形，用瓷泥密封，在尾部开天窗，远看像一条巨蟒，通常用来烧制器物。
龙窑的火薪从不熄灭。烧窑了，选一个吉日吉时，放一挂鞭炮，摆上酒肉，烧香，跪拜，算是祭了窑神。点窑的火，从窑里的火薪引出来。窑在，火薪就在，世世代代相传。烧窑的师傅是文港，他剃头刮胡子，洗了澡，穿上了干净的衣服，也穿上了棉布鞋，点了第一把火。
烧一次龙窑，要烧上至少四天四夜，旺火不息。第一天烧的柴火是干燥的芦苇杆。芦苇杆绑成一个个圆捆，整个圆捆往里塞。站在窑口，听见火在窑里怒吼一般尖叫。第二天改用灌木烧，手腕粗的灌木整捆整捆地烧，火在窑里形成洪流，在器物间狂泻、奔流、翻滚。整个窑身发烫，空气一浪浪地翻滚。烧窑的人戴着面罩，露出两只眼睛，浑身漆黑，像头黑熊。窑师在这几天，几乎不能上床睡觉，手上拿一根铁锹，来来回回地查勘窑身，是否有漏火是否塌窑，火候是否适合。一团团胶一样的泥，准备在泥池里，随时准备堵塞危险之处。窑边堆满了柴火，一捆捆，码成墙垛。两个人烧窑，两个人抱柴火。两班人马轮换。文港听听火在窑里的叫声，就知道器物的成色。哪一段窑的器物烧嫩了，哪一段窑的器物烧老了，他用手摸窑顶，闻闻柴火烟的气息，他便心里有数。烧窑的人，用干柴火还是用湿柴火，还是半湿的柴火，一捆的量是多少，听凭文港的口令。文港酒也不敢喝，赤裸着上身，即使是冬天，也如此。一个破旧的军绿色大衣，挂在树杈上，冷了，他裹一下身子。他的脸上，身上，全是烟熏的熏黄色和柴火味。
封窑了，窑门塞满了木柴，用水一桶一桶浇湿，再用陶泥糊起来，一层糊一层。天窗也用陶泥封死。封窑结束，在我家里聚餐，钱由土陶厂支出。我父亲从地窖里，用荷叶勺，舀两壶酒上来。酒是苞谷、番薯、糯米掺杂起来，由杨家老四酿的，泡了枸杞杨梅。酒辛辣，微甜，有一股番薯味。荣叔、文港、水桶和阳鱼，还有几个烧窑师傅，坐在八仙桌上吃。文港蹲着长凳上吃。他吃饭从不坐，蹲着吃。我母亲用一个大饭甑蒸饭。他们几个都是食量很大的人。文港比我父亲小两岁，食量尤其大。他从不去别人家里吃饭，也不去喝喜酒。有一次聚餐，水桶和阳鱼对文港说，师傅，中午比吃饭，两比一。碗是蓝边碗，饭甑放在八仙桌右边的香桌上，由我母亲盛饭。水桶吃了十七碗，阳鱼吃了十四碗，一人躺一条躺椅，伸直脚，摸着肚子。阳鱼说，饭吃多了像吃泥巴，一点味道也没有，塞得肚子难受。文港看着他们下桌，把饭甑搬到八仙桌上，自己吃自己盛，把饭甑里的饭全吃完，筷子敲敲碗沿，说，吃空了。他一个人吃了四十六碗。他看看桌上几个菜碗里，还有许多菜汤，他把菜汤倒在钵头里，抱起钵头，仰起头，把菜汤全喝完。他抹抹嘴巴，说，菜汤有味道，咸咸辣辣，好多年没这么饱过了。
以前，文港不是个瘸子。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是方圆五里有名的脚夫。他走二十多里的山路，偷圆木，一根圆木至少三百来斤，一个晚上走来回。他肩上挂一个褡裢，褡裢包里是一个大饭团，腰里捆一把大砍刀，去高浆山偷木头。一年要偷三百来根。有一年，他老父生病了，想吃肉，他没钱，他去山里抓岩鹰。岩鹰筑巢在悬崖上，他拿了一根棕绳一个布袋，去岩石山。抓岩鹰的时候，被一只母鹰啄了脸，他从悬崖上滚了下来，右腿骨开裂，落下腿疾。他偷不了木头，跟制陶师学了做陶。村里人，很少会去学这门手艺，做陶太吃力，耗费体力，宁愿去做木匠、油漆匠、篾匠、箍桶。文港有四兄弟，但没一个是同父同母的，四兄弟有四个姓，也只有他学了做陶。做砖做瓦做缸做瓮，修窑烧窑开窑，他样样精。阳鱼做了七八年的陶，他转去做石匠了。做石匠轻松，还管下午一个小点心呢，点心不是面就是炒饭，吃着心里舒坦。阳鱼说。
我父亲建房子，是阳鱼当师傅的。他扛两块三米长的夹板，两个木舂，来到我家。河石砌了地梁，再砌一米高的石墙，在石墙上，用夹板固定起来，把石灰调匀到黄土里，倒进夹板里，夹板两头，各站一人，用木舂，夯实黄土。木舂是十来公分粗的杉木或苦槠，一米五长，师傅握住木舂，啪哒啪哒，舂在泥里。小工用粪萁挑泥，一担担挑到夹板里。夯实了，抽出夹板，连着新墙，继续夯。夯了三个月，一栋房子的外墙全夯了。木匠师傅进场，东家挑个好生辰八字，上梁竖屋。这天，木匠石匠都是大师傅，好酒好烟好茶好肉地款待。竖屋喝彩头，祭阴阳祭鲁班师傅。木匠师傅唱：福来。围观的群众和：呀。师傅唱：天地吉祥，日吉西阳，先请阴阳，再请鲁班，请到鲁班先师，缔造万年华堂，前面造起都督府，后面造起宰相堂，左边造起金银铺，右面造成囤谷仓……。
喝了彩头，再打煞。木匠用斧头划破大红公鸡鸡冠，将鸡血滴在酒中，涂沫在工具上，亲友每人手持两把薄竹片，随木匠喝彩声，一边应和一边拍打木柱。木匠大喝一声：“煞气那里逃？”手握五尺，迅速追出门外，众人也随木匠一直追到村前水口方才罢休。打了煞，师傅爬上房梁抛馒头。师傅喝彩：福来，麦子麦子，出在何方，出在湖广州上，商人买回来，挑到店里磨成粉，东家买回来，做成馒头个个甜，大馒头，个打个，小馒头，对成对。福来，馒头落在东，代代子孙做相公；馒头落在南，代代子孙福寿长；馒头落在西，代代子孙穿朝衣；馒头落在北，代代子孙做官客。
大家哄抢馒头，师傅怎么喝彩，都没人听了。馒头抢得越快，彩头越好。
上了梁，晚上会有几桌酒宴。木匠、石匠，是最大的客人，坐主位。木匠坐左边，石匠坐右边，在一条长板凳上，频频地相互敬酒，额首示好。阳鱼弓着身子，显得有些佝偻，手指短而粗壮，额头有一道道山梁一样的皱纹。他四十岁还不到，他早年说话的重金属般的嗓音都不见了，说话声音低低的，像麻鸭在叫。
用现在的话说，我父亲是个农民知识分子。他也一辈子干体力活。他喜欢看《三国演义》、《水浒传》，喜欢想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他珠算好，记账是个能手。讲家庭琐事前，他喜欢先讲国家大事。他喜欢一个人靠在床上听广播，一边抽烟一边打瞌睡。有时他会和我讨论许多不着边际的问题。“你知道什么东西对人的摧残，永无止境嘛？”有一次，我父亲这样问我。他是个寡言的人，但说起这些就滔滔不绝，像是另一个人。我对他的提问，发傻了。我都成家了，可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说，是贫穷。我又说，是疾病。我父亲伸出了双手，说，你看看吧。我从来没有仔细地看过父亲的手——宽大，厚实，干裂的旱田一样皲裂，粗粝的指甲缝隙里有黑黑的泥垢。这就是父亲的手。我突然看见了生活的脸孔——手就是生活的脸。他温和地坐在我对面，头发稀落，比我矮小，脸上的笑容仿佛是刻在岩石上。父亲说，每个人的命运都要自己去承担，我也不例外。他又说，家里的两亩田还是要种的，自己吃的菜还是要动手的，猪也要养一头，不然，你们回家过年也没了气氛。他说，泥就是我们的命运，泥对人的摧残就是把人消灭，人死了，泥还要把身体吃掉，连骨头也不放过。我握住了父亲的手。第一次。像个鸟巢。但穿过我血管的，是阴寒。这可能是泥的所要说的，只不过被父亲的手传达了。父亲笑了起来，说，你的手软绵绵的，像一团棉花。父亲又说，从枫林走出去的人，是泥土煅烧出来的。
父亲在我市区的家里，我从没好好陪他。我突然觉得要好好陪他，烧他爱吃的又辣又咸的菜，烧他爱吃的猪蹄子。“文港叔死了，你知道吧。”吃饭的时候，父亲问我。我说我好久没回枫林啦，哪会知道这些呢？他才六十多岁，身体壮壮的，没想到竟然走了。父亲边喝酒边摇头，很是惋惜。
文港的大儿子水榕在市里摆了一个摊位，用推车卖烧烤。我常见到他摆在小学门口，我去接小孩放学，他远远地叫我，给我孩子吃烤鱿鱼、羊肉串、烤鸡排，在一块铁板上，用竹签串起来，转动，喷辣酱。我小孩不吃这些，他尴尬地笑笑，嘿嘿嘿，脸上堆起打褶的皮肉，眼睛像个核桃壳。卖烧烤，他也难得回家。他讨了一个老婆，是铅山人，叫美华。在街面一个板梯间，做撬裤边的小生意，撬一条裤脚边两块钱。一家人便窝在板梯间里生活，在过道上架一个煤气灶，烧饭烧菜，晚上，把堆布料的木板搬开，搭一张架子床睡觉。上个月，一个年轻人钻井她的店，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包，说，有人参卖，便宜卖，两百块钱半斤。美华拿了一根人参到隔壁药店，找营业员辨认。营业员嚼了细末，说是真的，成色不错。美华估计卖人参的年轻人是个小偷。她把半斤人参买下了，托人带给她公公吃。文港从没吃过人参，但知道人参炖鸡汤吃最好，养身子。他杀了一只鸡，放了一半的人参，包进鸡肚子里炖，炖烂了，他一餐吃完。吃得眯眯笑。文港想着，这个儿媳妇好，一年难得回家一次，心里还是惦记我这个老头子的。邻居知道文港一餐吃了那么多人参，说，人参又不是咸萝卜条，怎么可以那样吃，吃多了伤身子。文港说，身子哪有那么容易伤的，又不是豆腐做的身子。第二天，文港杀了一只番鸭，把剩下的一半包进鸭肚子炖汤，炖烂了，一餐吃完。睡了一个晚上，清早起来，他的脸臃肿了起来，像块刚出炉的面包，脸色熏红。他见人就说，人参补，人参补，一个晚上补出个菩萨像。过了一夜，他再也没起来，他老婆春兰，叫他吃早饭，推推他，身子都硬了。村里诊所的医生毛笼说，脑溢血，文港都不知道自己死了，脸上还笑眯眯的。他小儿子水杉，从广东回来，送了他父亲上山，再也没回过这个家，算起来，已有十几年了。据说，在广东河源招亲，做了上门女婿，女方有三个小孩。文港的老婆，春兰，去太平圣寺生活，烧锅，打扫场院，种了几块菜园地。水榕在市郊买了一套二手房。文港住过的旧房子，如今都成了一片废墟，茅棚顶塌了一半多，门锁着，有一边的门板却没了，狗进进出出，外地来讨饭的人，卷一条草席，进去过夜。房子的泥墙还竖着，四堵墙，墙根有绿幽幽的青苔，墙面上爬满了青藤。
事实上，在二零零一年，土陶厂已经解散了。原因是塑料制品、玻璃制品和铝制品，基本上取代了土陶器物。那块场院被新农村建设，规划了居民住房，建了二十几栋两直三层半的房子，盖琉璃瓦，外墙贴白瓷砖。土陶窑还在，是不是熄了火，我不知道。山边原先堆柴火的地方，堆满了破碎的土陶片，和废弃的次陶品。在谷雨时节，是村里采茶的时候，我也会回老家看看，看看那些破碎的废弃之物。山上的茶树，一垄垄，甚是葱郁。南方雨季即将来临，桃花开后的艳阳天也将盛开在大地。做陶的人，开始拉泥，清场院，收购柴火。现在不会有这样的景象了。水桶还在做陶，在他家的旧房子，自己垒了一个旋窑，烧煤。他不做日用器物，做工艺品。我常去水桶家坐坐，正月也约在一起吃个饭。他原来是精廋精廋的，眉骨很高，突出来，有一半的白眉毛，这几年有些微胖，穿件圆领衫，脸上的肉有些松弛疲塌。他大我十来岁。他的旧房是祖居，有四直，一个厅堂。他请阳鱼用黄泥把外墙重新糊了一遍，翻修了屋顶的木条，加盖了新瓦，地面铺了仿青石的地板砖。屋里的杂物家具全清了出来，做了很多木架，倚墙固定，木架上摆放着他做的土陶工艺品。工艺品主要是一些泥塑菩萨、大肚和尚、弥勒佛、观音像，也有手捏的泥人，小丑、黑脸、花脸，有蜘蛛侠、史瑞克、奥特曼，还有不多的茶壶、茶具。他几次对我说，没读到书可怜，睁眼瞎，饶北河一带，只有我们这里有陶泥，我们却把它埋在地里，一钱不值，愧对这方山水，你看看，连一个土陶厂都生存不下去，不如一个塑料厂，先祖给我们传衣钵的手艺都没了。他酒量不大，喝不了一会儿，伏在我肩上，拉着我的手，说说，哽咽了起来。他儿媳妇在市区开了一家陶塑体验店，给小孩玩，据说生意很好。但我没去过。他儿子学东跟他制陶，选泥、踩泥、鞭泥、拉坯、晾坯、烧窑、封窑、开窑、出窑。学东学了两年，吃不了苦，跑到外面打工，水桶把他找回来，送学东去景德镇陶瓷工艺学院拜了三年师，学东安静了下来，在家里又重新学制陶。水桶说，那么苦的年代，我们都过来了，饭吃不饱，天天鞭挞泥摔泥墩，我要守着手艺到死。
每次去看旧陶厂，我是想获得一些慰藉，但每次看了之后，反而心里更难受。我不明就里地难受。有很多东西消失得太快，消失得我们有许多恍惚。
在我市区的家里，我父亲住不了两天，腰酸背痛。他习惯了那个山坳，山坳前一畈四季明亮的田畴，和田畈紧紧依偎的饶北河。风爽爽地吹来，压着地面，卷来植物青涩的气息。他没事，也端一把锄头，四处走走，看看。即使他不种菜，也把菜地翻挖一遍，把田埂上的草锄锄，用脚把草根狠狠地踩进泥里。有时，他坐在板凳上，望着窝在山边的龙窑，望了半天。他的脸像一块瓦。龙窑拱形的窑顶，长了许多芭茅和山蕨，也长了苔藓，窑门被陶泥封存着。
窑门，我曾无数次抚摸，把脸贴近它。窑门曾炽热地滚烫，陶泥由灰褐色变白，有了缝隙，皲裂。荣叔急不可耐地等了七天，用一根铁锹把窑门打开，一股热浪扑出来。热浪里有烤焦的气味，粗粝的颗粒灰尘落满了身子。出窑了，大家用粪萁、箩筐，把器物挑出来，码在地垄。土瓮排一列，缸排一列，钵排一列。再一列一列地码上去，用毛竹杆扎起来，以免倒塌。器物搬运完了，我们一群小孩在龙窑里面打打闹闹。那是我们的迷宫，也是我们的摇篮。龙窑有许多小天窗，阳光射进来，像一朵朵放大的喇叭花。光线里，悬浮着蒙蒙的浮尘，有金属的光泽。壁上的砖体完全乌黑，僵硬，石灰石一般。暖烘烘的，萦绕在每一个毛孔里的气流，终年不散。在一个乡村，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比这儿更具温暖感，仿佛是母亲陪伴小孩酣睡时的腋窝。拱形的窑顶，土砖完全发黑，有规则地砌出一条条半圆形的弧线，简单，柔美，像鲸鱼滑过水面的脊背——这是我心灵里一座永恒的教堂。
茅棚里，陶轮车在嗞嗞嗞嗞转动，浑浊的水浆沿水槽淌往地面。陶泥随着陶轮车呼呼打转，文港一只手贴在陶坯内壁，一只手抄在外壁，泥墩慢慢有了缸的形态。荣叔在另一个茅棚里，把泥墩举起，摔下，重重落在石板上，泥墩反反复复摔，摔出了劲道，再用木棒子捶打，吧，吧，吧，又把泥墩揉成团，再而三地捶打，直到把泥墩没了气孔，空气完全挤压了出来。捶好了的泥墩，给文港制陶坯。文港赤裸着上身，泥浆溅满了他上身，形成细流，一直淌到脚踝。拉好的陶坯，搬到场院喷釉，再翻晒。场院是黄土夯实的，用滚石柱碾平，铺一层薄薄的毛皮沙。陶坯晒了半个月，浆水变白，坯色灰黄灰褐。晒熟了的陶坯，用箩筐挑到龙窑里，从最里面，往外码出来，码到窑门了，封窑门，开始烧窑。柴火是常年收购的。村里，周边村里，有砍柴为生的人，天蒙蒙亮，拉板车，带两大铝盒饭，走十几里的砂石路，到分水关，砍灌木，砍满了一车子，回来，柴火晒半个月，卖给土陶厂，一块五毛钱一百斤，记账，器物出窑了付钱。也收芦苇杆，暖窑用的。星期六星期天，我也去后山砍芦苇杆，一天能赚三块多钱。砍好的芦苇杆，我挑不动，把它用油茶树的枝条捆起来，搬到斜坡，用脚一踢，滚下来，把别人地上的番薯苗全滚烂。过几天，番薯苗又旺旺地长起来，割了，喂猪。
外出读书之后，我坐班车回家，下了车，远远望见堆在山边的柴垛、被雨水泡黑了的茅草棚，我心里回荡起一股暖流冷流交织的气流。我到场院里，转一圈，再回到家里。翻晒的陶坯，密密麻麻的手痕不见了，手贴着陶坯在陶轮车上转动的嘶嘶嘶嘶声不见了，手掌传递给陶泥的温度和血性不见了。它们和阳光融为一体，和几百万年前沉积在地层里的泥融为一体。浴火逢生，几天几夜的焚烧，它们又和火融为一体，像铜镜中的面影，又显现了出来。木棒鞭挞声显现出来了，粗糙刚硬的掌纹显现出来了，奔腾的血液显现出来了，板车上坡时车轮的咿呀声显现出来了，场院里匆忙的脚步声显现出来了，柴火在窑里形成洪流的冲泻声显现出来了，田畴间朗朗的四季显现出来了……。但更多的事物，永不显现，河流奔泻千里，山川苍老亘古。我走在场院里，拍拍瓮，拍拍缸，丝帛振动之声在瓮里缸里回旋，绵长，清澈，单薄。宛如旷远的记忆。
在老屋厢房，我做了一个橱窗，专门放置父亲的制陶工具。有陶轮、转盘，有拍板、垫石、泥抹，也有轮盘、泥板机、压辘，以及刀、开槽物、布线和磨光石、木锉、麂皮。父亲也经常把它们拿出去翻晒一下，抹抹防锈油。它们躺在橱窗里，像一具具木乃伊。它们失去了光泽度和人体的温度。它们曾是我们手足的一部分，是我们生活的延伸部分，是我们珍藏在世代相袭的记忆部分。我们垦出一块地，夯泥垒墙，竖柱架梁，盖瓦筑灶，把水缸搬进厨房，把米缸搬进储藏室，用土瓮作粮仓，用坛储酒，用罐存盐，用缸盛油，两块木板架成一张床，一盏油灯照亮长夜。器物安静地守在角落里，和夜鸣虫、蜘蛛一起呼吸；和院子里的柚子树、枣树、橘子树一起，听屋顶湍泻下来的风声。白昼里，器物散发幽亮的光泽，阳光过滤之后的光泽；黑夜里，器物和黑夜互为溶解，无声无息。这是我们古老的全部。在另一个厢房里，我也做了几个木架，按序列陈放土陶厂出厂的器物，瓮、缸、钵、坛、壶、罐、盏、碗、瓦、砖等系列，逐一标记。它们是一群目不识丁的人制陶品，纯手工，曾与我吃下去的每一餐饭有关。晴好的时候，我父亲用鸡皮布给坛坛罐罐里里外外，擦洗一遍，擦完了，坐在椅子上，默默呆上一会儿。他几次对我说，擦洗坛坛罐罐，能听到它们的轻言细语，它们说得很贴心，也很动情。我父亲把它们抱在手上端详，和它们轻言细语。
我并不清楚，这个土陶厂初建于什么年代。大概是在二零零二年秋，镇里在临近我家的官葬山自然村，建养老院时，在一个老墓地，挖出好几件土陶，是碗、钵、罐子。来了几个文物专家，鉴定说是唐朝的民窑陶品，文物价值不高。我知道这个消息，是在一个星期之后。文物专家已经返回南昌了，也没去研究这些土陶品。我怔怔发傻了半天——我想带文物专家去龙窑看看，它起始于何时。一个废弃的土窑，它一定与一条河流有关，一定与河流两岸族群的繁衍生息有关。它是一条泥与火焚烧出来的河流，夹带着山野的气息，和村舍日常的洪荒。它是我们繁衍史的全部真相和谜团。它是我们最古老的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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