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零下10度的隆冬，你大概極少有機會看到一群孩子赤膊跑過——但這樣的事，前不久就在北京發生過。一家名為“本色男兒”的俱樂部，組織了這樣一次旨在“將男孩鍛鍊成男子漢”的活動。
零下10度的赤膊跑活動（圖片來自網絡）
此事迅速引發爭議，贊同者認為現在的男孩確實嬌生慣養、缺乏鍛鍊，需要“摔摔打打”才能成長；而反對者則覺得這做得過火了，無視孩子的健康不說，非要刻意強調男性氣概，和現在的女德班一樣帶有性別歧視意味，對於兩性平權只能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不過，這件事耐人尋味之處還遠不僅此，它暗示了當代中國人的某些根本焦慮，也折射出一種特殊的中國教育理念。
“男孩危機”的焦慮
這件事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家單純以“塑造男性氣概”為賣點招收青少年學員的俱樂部，竟然有市場。不僅如此，它還是家長口中“孩子最想去的課外班”（雖然孩子想去的原因或許只是可以擺脫課業，名正言順地玩橄欖球、攀巖、速降和探洞），不論如何，這至少表明它的存在是有社會需求支撐的。數據也可表明這一點：在一項“你認為‘男孩危機’存在嗎”的網絡調查中，有75%的網民選擇“存在”。
“男孩危機”，是這家“本色男兒”俱樂部的創始人唐海巖所聲稱的創業初衷，也是他在面臨質疑時最常搬出來的理論。所謂“男孩危機”，即指男孩在各方面都出現落後於女生的現象，中科院在對四省近2萬名小學生和家長的問卷調查中顯示，近2/3的男生成績不如女生。唐海巖在2011年著手做男孩教育時，目標就是“拯救男孩”，他著重強調“我們絕不培養娘娘腔”，認為只有讓男孩子“重振雄風”，做一個有責任有擔當的強者，才能解決這個危機。
孫雲曉在《拯救男孩》中認為男孩成長與教育有很大危機。“本色男兒”創始人聲稱曾受此書影響。
這個邏輯其實似是而非，理由很簡單：強化男子氣概與縮小其落後於女生的差距是兩回事，有時甚至適得其反。英國人類學家保羅·威利斯在其名著《學做工》中發現，很多工人階級子弟堅信“體力的行事方式就是一種男子漢的方式，而智力的方式則是女性化的”，無論“書呆子”們成績多好，都被視為馴順的、被動的，而對詩歌和戲劇感興趣則絕對是娘娘腔，逃課、抵抗學校課程才是具有反抗意識、更酷的男性氣概做法。其結果是，他們對這種男性文化的認同，使得他們更加無法獲得高新的腦力工作機會，倒是為他們鋪平了通往體力勞動的道路。
英國人類學家保羅·威利斯的著作《學做工》
當然，那些把孩子送去鍛造其男性氣概的中國家長，想必絕對不想要這樣一個結果。從理念、倫理和課程設置來看，這種中國式的男子漢教育其實就是軍事化管理模式的複製，著意培養的是一種堅毅、有責任心且高度服從的特質，與英國工人階級家庭中那種將“反抗”視為男性氣概根本的理念截然相反。“本色男兒”俱樂部在其文化薰陶課上強調：“有三種東西需要捍衛：祖國、榮譽、夢想；有三種精神需要提倡：自立、自信、自強；有三種習慣需要培養：勤勞、主動、好學。”唐海巖概括“什麼是男子漢”時，用了十八個字：“有血性、敢擔當、明是非、辯善惡、懂禮儀、知榮辱。”這些無疑相當具有中國特色，帶有強烈的儒家倫理色彩。
這意味著，對“何謂男性氣概”的認定，其實是有著極大分歧的。蘇軾在《留侯論》中，就強調不能忍辱、挺身而鬥不過是血氣之勇，真正的大勇是“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但這種鎮定卻很可能被視為怯懦。美國文化中的“男性氣概”常偏重於團隊精神、正直和領導力，在電影《聞香識女人》中，弗蘭克上校可謂男性氣概爆棚，照顧他的大學生查理則溫厚體貼，但弗蘭克最後在演講中卻讚許他具備真正的領導氣質：因為他能非常堅定地拒絕出賣朋友。
電影《聞香識女人》中的弗蘭克上校和查理
“娘娘腔”並不是一種精確的定義，美國電影裡陽剛的軍人都常被教官們罵成“娘兒們”，這甚至和個人品質無關，而僅是一種方便的汙名：在16世紀的英國，cockney（倫敦腔、倫敦人）一詞普遍帶有嘲諷語氣，因為人們覺得對比起粗獷的鄉民，首都的城裡人都顯得“女裡女氣”。
很有意思的一點是：唐海巖在解釋自己的理念時，常常搬出國外的事例來論證自己的觀點。他曾是一個橄欖球校隊的教練，2006年受邀到美國橄欖球大聯盟參觀學習時，深受震撼，看到當地孩子在激烈衝撞中成長，他由此想到：中國那些被溺愛的男孩子，將來如何與外界競爭？在他看來，這種培養氣概的教育在國外很多，反倒是中國很缺乏。可以想見，當一種教育模式宣稱是學習西方時，這可能更容易說服家長。
橄欖球運動
確實，美國文化相當推崇男性氣概。在總統大選中，候選人通常總要展現出自身的男性氣概來：要勇於面對、直接、決不退縮、有力量，而表現出任何猶豫、迂迴、婉轉、有商量餘地的態度都是會失分的。在美國所突出的還不僅是一種咄咄逼人的進攻性，更重要的是強調個人要有控制周圍環境的獨立自信，與此同時與隊友緊密合作。 簡言之，這是一種以個人主義文化為基底的薰陶，滲透在整個社會文化中，似乎也沒有人專門把孩子送去“培養男性氣概”。
相比起來，中國社會則相當不同。“本色男兒”能開起來，證明它確有市場，因為這迎合了很多國人的深層焦慮——這種焦慮僅是以“男性氣概”為賣點，但根本上其實是擔心孩子的競爭力。在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確立之後，對“下一代小皇帝”缺乏受挫能力的焦慮每隔一段時間就要爆發一次，有時還演化為全民爭論。1993年，記者孫雲曉發表《夏令營中的較量》一文，直指中國孩子嬌生慣養，怕苦、脆弱，已經不是日本孩子的對手。儘管此文諸多細節後來被發現嚴重失實，但作為一則神話一直流傳至今。
孫雲曉發表的《夏令營中的較量》（部分截圖）
《北京青年報·青年週末》曾整版刊文《杜撰的“較量”》，對孫雲曉文章的每一個所謂事實進行了披露。
簡言之，這種“男兒當自強”的訴求，在中國常常與國族危機或“素質”聯繫在一起，進而發酵為全民焦慮。在這個意義上，“本色男兒”的大幅標語“為中國培養男子漢”不是偶然的。早在2004年，姜戎著《狼圖騰》一書爆紅，這種“狼性文化”的提倡本身就與近代以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盛行、擔心在競爭中失敗的社會心理暗通款曲。2006年，電視劇《士兵突擊》創造了橫掃全國的收視率記錄，劇中傻氣、執著、木訥、懦弱的許三多，作為一塊廢柴在被扔進軍營這個熔爐之後，經過鍛造竟然脫胎換骨成了一個頑強堅毅的大英雄。這恐怕讓很多中國家長看到了希望。
《狼圖騰》
隨著時代的多元化，對男性氣質的認識越發混亂，男性品味和風格（諸如“小鮮肉”和“油膩中年男”）已成為時尚工業和全民話題，此時又伴隨著男性可能在競爭中落敗的危機感，對很多家長來說，重塑男性氣概就成了一根救命稻草。這樣，原本關於男生在教育中落後的理性思考轉化為一個倫理道德問題（“有責任心的男子漢”）和審美問題（“絕不能娘娘腔”）。這最終能否真的解決問題是另外一回事，但關鍵在於它打消了人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焦慮猶疑和不安全感，把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塞到你手裡。
在這裡，值得深思的是：我們聽不到那些男孩子們自己的聲音，都是父母和老師在教導他們，似乎他們身為男性就應當按師長的要求成為男子漢，更何況這種對男性氣概的理解還相當狹隘。這本身也是一種特殊的養成機制：在我們的文化中，代際之間的提攜理解是很少有的。
不少電影中都有“一個男人教另一個男人成為男人”的主題，例如《英雄本色》小馬哥訓斥宋子傑“做兄弟的”道理；《新世界》裡丁青對李子成示範了一種帶有痞氣的義氣，在後者身上延續了自己；北野武的《大佬》末尾也是黑人小弟理解了大佬的用心。但在美國電影《聞香識女人》和《老爺車》裡，則都差不多是年長男性對一個男孩的示範，重在男性氣概的養成和社會化——特別是教他怎麼在社交中表現自我。不知是否湊巧，東亞的這些片裡突出的都是男性同儕之間的“義”，美國的片子卻帶有更明顯的“成長”意味，更注重引導年輕人的自我。
《英雄本色》劇照
這或許意味著：在東亞社會，傳統上男性氣概的養成是在“兄弟”之間，代際之間卻缺少像美國這樣的示範、引導，而只有以“孝”為原則的順從。因此，這表面上是這一代孩子嬌生慣養的問題，但內在也是中國社會父親角色、親子互動乃至教育制度的問題。
教育培養的是“社會單元”嗎？
近些年來女德班的興起與對男生“娘娘腔”的打壓，歸根結底都意味著家長的一種內心期望：男的就該有男的樣子，而女的就得有女的樣子。這不是社會標準單一的問題，家長焦慮也是表象，深層的心理或許在於：人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個孩子這樣各具性格差異的個體，而是一種類型，然後照著這種理想型去形塑孩子，那通常其實就是家長自己想成為的形象。
只是對有些家長來說，那個理想型猶如一個超級白領（一位上海媽媽給5歲孩子製作的簡歷刷新了人們的想象力，有人揶揄說“我好像這輩子都比不過這個孩子了”），而對另一些家長來說，則需要讓那些被視為“娘炮”的男孩去接受嚴酷的軍訓。這意味著，這種教育思路是在培養作為“社會單元”的人，而不是先照著人的本性引導、自由生長，實現自我，再讓他們組成社會。
5歲孩子簡歷的一部分
這種教育的方式，本質上是把孩子塞入家長設想好了的“模子”裡去，如果契合就是成功，但碰到有個性的孩子，往往悲劇由此發生。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訓練”讓人覺得可怕的地方在於，它在邏輯上和那些網癮電擊學校是一樣的：楊永信只不過是把那些特別刺頭的孩子接手過來，用暴力的方式強迫他們接受社會化的模子形塑。在這裡，關鍵點都在於家長越俎代庖、人我不分，沒想過那是孩子自己的人生，卻只想著要他們按自己所設定的路聽話地走下去——最常見的表述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成為……”
西方的教育多突出“個人”的最終優位，但中國的家長制受儒家影響，則強調“角色”的最終優位。在英語中，“educate”（教育）一詞的拉丁語詞源educere表示“引導、帶動”，強調順應孩子自身特質加以提攜；而漢語的“教”在甲骨文中的本義是指“用體罰手段訓導孩子作算術”，重“上所施下所效也”（《說文解字》）。
“教”字的字形演變
中國社會代際矛盾的一個癥結正在於此：一個人通常自發的本能是成為他/她自己，但父母卻期望你成為一個“社會人”——身兼社會所認可的品德、成功與人生履歷，至於你的“自我”如何，他們往往是不大關心的，除非阻礙了後一目標的實現，而你也只有在成為社會人的前提之下，才有自由成為你自己。這兩者之間的矛盾越劇烈，代際衝突越大，個人也越痛苦。
因為中國長久以來的教育模式，是一種“批量化生產”的集體主義模式：設置一套殘酷的流程，從成千上萬人中篩選出少數精英，跟不上的那些就扔掉，不用在意，因為只要整體上不錯就行了；只有到了這些年，才開始有人逐漸注意每一個個體的自我、尊嚴和潛力，當目光從整體落到了個體身上時，才容許讓你成為自己。“成為你自己”以前不僅是不鼓勵，甚至是反對的。因為那時強調的是為大局犧牲自我、乃至根本“無我”，就像一個大家庭裡，每個人都不考慮自己，而只為這個集體本身。在實踐中，這往往意味著一種家長制的視角：一個人只想成為他自己是“自私”的，他要活得好，就應當順應社會的規則，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曾聽一位父親說：“你們知識分子對孩子教育有耐心。像我這一輩子，當兵、出國打工、做生意，忙裡忙外，真的不知道怎麼管他們，看他們整天看手機，就想把他們手機沒收了最好；但他們也倔強，現在誘惑又多，要讓他們像我們小時候那麼乖乖讀書也不大可能，我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也正是由於現在很多家長忙，自己面臨多元化的社會價值，本身就難以理解孩子，於是把孩子的“網癮”理解為一種缺陷，一個“市場需求”就此產生：最好能有一個簡便的辦法能讓子女立刻變成好孩子——以前是“光宗耀祖”，現在則希望他們十項全能。家長想讓孩子按自己期望的樣子去長，但又不懂/懶得自己教育，就送到這些地方去，過程怎麼樣不重要，只要最後孩子能形塑成他所希望的那個模樣就行了。這可能也是楊永信之所以能打動這些家長的關鍵所在：“給我一點時間，還你一個戒掉壞習慣的乖孩子”，至於什麼辦法，家長可能並不在意；他們也沒意識到，有時自己其實是把孩子送給了別人當小白鼠。
在這背後，是一個閒不住的家長：他無法放任孩子去自主生長，而是選擇高強度的干預。當孩子個體的自我表現得和家長預期不同時，輕則被掩蓋在光鮮的簡歷之下，重則被電擊強制壓服。孩子自身真實的想法是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要按父母預定的樣子成長。可想而知，在這樣強調“乖”、“聽話”（以及“有責任心”）的家長制下，男孩子也許過得比女孩子更艱難。
所謂“男子漢教育”，並不像西方那樣鼓勵反抗精神為基底的男性氣概，實際上仍是在軍事化教育下塑造滿足父母期望的孝子。也許在家長看來這是“馴化”，但他們所使用的暴力有時是一種摧毀性的精神閹割。可悲的是，家長也是受害者，恐怕沒有家長真希望自己孩子被電擊成馴服但神志不清的樣子，這也不是愚昧，但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權力越界了，不知道孩子是有自主權的個體。
實際上，在中國傳統的教育觀念裡，為了確保孩子能成才，暴力一直是選項之一。“筷頭上出孽子，棒頭上出孝子”是廣為人知的俗語，這強調的是父母毫不遲疑地運用權力來確保子女走上“正途”。甚至有些人都二十多歲，還因為“不聽話”而被父母送進精神病院。那些性格不易馴順的男孩子自然捱揍得更多，我聽到的故事裡，最駭人的是聽一個廣東同學說的：他同村一個少年，因為頑皮貪玩，被父親捆綁手腳、嘴裡塞上布條後浸豬籠，其母把他撈上來時已經奄奄一息，稍遲就將淹死。他父親說，這樣的孽子，不要了。經此一事，他順服了，後來考上中山大學，此事遂在鄉里傳為美談。這就是此種教育方式的土壤：很多中國家長深信，可以採用極端手段馴服孩子，此後他就會變好，至於孩子是否受了精神創傷，那除了他自己是無人關心的。
在傳統的學徒時代，父母在把孩子交給師父時都會立下字據：“死走逃亡，各安天命，頑劣不服，打死勿論。”現在當然很少還有家長會這樣輕視自己的孩子，即便是送去接受電擊，畢竟也不是說把孩子的命都交給他了，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就多重視孩子的意志和權利了。不久前，學者楊早在一篇專欄文章中抱怨說，以前的師生契約是“打死勿論”，而現在老師都無法管束學生，變成了“碰都不能碰”，在他看來必要的壓制是正常的：“你家孩子進了學校，只要不是校園霸凌、人身傷害這樣逾矩的打擊，受點委屈是必然的，你在哪個大公司、大企業、大機關能有絕對的公正呢？”在這種觀點的背後，對個人權利仍是漫不經心，因而他所主張的老師自主管理權，說到底仍是基於老師本位的視角，還是沒有充分重視孩子的自我意志。
懲罰學生
這是我們的教育中一個始終存在的嚴重問題：太過注重服從，注重讓孩子按定好的模式按部就班地長大。這使得中國人的成長變成一個不斷被社會化、被規訓的痛苦過程，因為這滲透在教育的各個環節之中，幾乎無法逃避。國內的軍訓培養的不是體能，而是服從和聽話，這和西方的孩子通過體育運動“野蠻其體格”並學習團隊合作，完全是兩回事。雖然印刷術和網絡早已解放了人的記憶，很多信息一搜就有了，但中國的教育仍普遍重視背誦和默寫，將之作為一種反覆的操練。至於書法，在小學教育中，字寫得“正”不僅是審美問題，還是一個道德問題。在一些公立小學中，作文完全是一套規訓：先寫大綱，再寫作，寫完還要抄寫，如果老師覺得不過關，那就再抄寫一遍。這樣的作文其實並不旨在寫出好文章、讓人涵泳其中體會審美，而是訓練人完全按照程式來。
過分注重模式化培養的結果，不僅有意無意中相對忽視了每個孩子的個性與特長的發揮，而且對孩子來說造成了一個深遠心理後果：他們的所作所為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迎合父母的歡心，以至於很多人直到數十年後才開始內心自我覺醒（也有的或許一直都沒能找到真正的自我）。教育理念反映的是一個人、一個社會整體的價值觀，國內現在很多倫理上的問題，或許都可歸結為那種把他者工具化的傾向：“為了達到某個目的，無須太在意他者的權利。”這不是某幾個老師或父母的問題，因為事實上整個社會文化都在鼓勵這樣的傾向，大到人的生命，小到動物的感受（例如為了拍出好照片而不惜捆綁鳥雀作假），都可以輕描淡寫。對他們來說，只要達到目的即可，成功者是免於被追究的。
且不論這些宏大的關懷，甚至孩子個人的意志——畢竟，很多中國家長相比起“自由而無用的靈魂”，大概更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自由但有用”；但有一點是家長們也會切身關心的：按照現在這樣模式化的教育理念培訓出來的孩子，在未來社會恐怕是沒有競爭力的。再有遠見的家長，所看到的“理想模型”其實都是當下的產物，但這前提是社會並不發生變化，然而，從長遠來看，未來的社會必定是更注重個體特點的，這意味著家長更多應該做的是去引導、促進孩子自我內在驅動的成長，教育的目的並不是讓人成為“某個要人”（somebody），而是成為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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