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販毒被捕的消息今日在網上持續發酵，有媒體人爆料，在去年11月參加老甲A時他與女友參與販毒，在上海被捕。這已經不是高峰第一次因毒品出現在公眾視野，此前他也曾因吸毒被上海警方刑拘。
當昔日國腳以這樣方式登上熱搜，更讓熟悉、熱愛他的老球迷痛心疾首。佔據他們美好記憶的絕不該是這個“癮君子”，而是那個球場上甚至情場上的“浪子”，哪怕他已經遠離職業足球接近16年……
2003年，高峰退役。
那年的2月10日，當前《足球》報記者李承鵬在“麗斯花園”那幢漂亮得讓人產生幸福感的房子裡，把一個認真的問題擺在高峰和他的前女友那英面前：“在高峰不踢球日子裡，怎樣面對餘下的生活？”高峰眼神迷茫地說：“我還沒想好方向，真沒方向。”
李承鵬 寫於 2003年2月10日 《春天 高峰的結束或開始》
對於高峰而言，這個春天還沒好好開始，就已經結束，他的“足球浪子之路”到了盡頭。正月初八，彈掉手中最後一截煙燼，他用前所未有的疲倦說：“不玩了，因為足球已經不好玩了。”
從臘月二十六，那英就一直和高峰在一起。“麗斯花園”是機場高速旁邊一處看起來有些空曠的別墅區，是他倆分分合合地生活了三年的地方。快刀要收鞘的時候，那英總覺得
應該好好地過一個春節，所以除夕那晚，她和高峰瘋狂地在門前草坪上放著鞭炮、禮花，驚得後院的“皮皮”和“逗逗”犬吠不止，差點撓破後面的紗窗。高峰很喜歡在北方的冷空氣中嗅到硝煙的味道，特別是在這個離開足球的時候。
生活總會和昨天發生一些不同，高峰的不同是買了平生第一個鬧鐘，“過去可能睡到昏天黑地，反正有教練，現在我需要一個鬧鐘早上叫醒我，有些事情是不能耽誤的。”一個鬧鐘提醒著高峰，生活在離開足球的時候發生了重大變化，所以在門外給“浪子”打通電話時，得到一個驚訝的發現：正午時分的他已經起床了。站在貼滿春聯的門口，他一如既往地用懶散的姿勢給客人遞著拖鞋，一如既往地因抽菸而咳嗽，樓上隱隱約約地傳來女主人打電話的聲音，背景音樂是臧天朔的《朋友》……
必須承認這是一個異乎尋常漂亮的家，而且漂亮得並不張揚，簡約的明式茶几，內斂的雕花平頭案，古樸的紅木仿古木箱，深褐色的布藝沙發與紅木太師椅遙相呼應，維多利亞風格的餐桌上噴薄著一大簇百合花葉子，整個房子透著煞費心機弄出的一種隨意從容。“交房時是清水房，房子從裝修設計到擺設都是我媳婦弄的。”高峰用常見的懶散說著內心某種驕傲，熟悉那英的人都叫她“格格”，“格格”用房間恰到好處的設計顯示著自己的聰明。
不僅如此，兩層樓的屋子裡充斥著女主人的元素——客廳茶几上那一大疊雜誌全是以那英為封面的，角落裡的CD架上大部分擺放著那英的歌碟，旋轉樓梯下是一架立式鋼琴，就連一進門鞋櫃裡漂亮的一溜女式靴子也在暗示著這家女主人尊嚴地存在著。說話是從喝酒開始的，我們搬了一整箱的“燕京”啤酒，並且抽菸，“YOYO那天，我都跑到16.3級了，一隻腳踏在半空中時卻被宣判犯規……我想我還能踢，但再這麼踢下去有什麼意思呢？”
那英從樓上下來的時候，普通得讓人懷疑那麼美好的歌聲是出自這麼瘦小的身軀，穿著一條類似中學生做廣播體操的運動長褲的她就像所有普通家庭的主婦一樣熱情地招呼客人喝茶，就像所有普通主婦一樣為大家更換著菸缸，就像起晚的家庭成員自個兒忙著搗騰午餐(一個漢堡包)，在被高峰拒絕續茶後，她靜悄悄地坐在角落一側，像個普通東北人家的媳婦一樣聆聽著男人們的談話。她曾有言在先：“我這樣的女人不適合站在背後對男人的事指手劃腳，別人會說這女人太多嘴、缺心眼、瞎起鬨，所以現在我說什麼都不合適，不過我對中國足球是有看法的，找時間我會說出自己的觀點。”
然而，以那英的性格她無法保持沉默，做無所事事狀的她在一旁一直支著耳朵聽著每一句談話的內容。像一隻敏感的聲納器，高峰不是一個善於表達的人，關於YOYO，關於退役，關於離開國安很難說出自己到位的想法，於是，10分鐘以後那英便像所有維護家庭權益的東北媳婦一樣忍不住了：
“我不想對高峰退役發表看法，不是不支持他，我們家老高嘴笨不會說話，我這才要幫他規整規整，說實話我對中國足球那點操性不是不瞭解，按理說男人背後的女人不能多嘴，特別是我和老高這樣風口浪尖上的人物，但什麼是球星？沒有個性能成球星嗎？流氓也好，痞子也好，只要他有球技有個性，他就牛逼，我才不管他是什麼人呢。”屋子裡很安靜，就連客廳裡的玻璃缸的魚們也在傾聽著一個東北媳婦的辯詞。
關於高峰，那英的故事仍在流傳，事實上這一刻這個女人為這個男人的辯護詞說明了一些東西，高峰突然想起什麼，回頭問那英：“你吃藥了嗎？多穿點衣服。”那英點點頭，鬆弛下情緒向客人解釋：“高峰感冒了，你瞧他把我也給傳染了。”說起高峰時，“格格”依然眼波流動——“我才不管他去哪兒，還幹不幹呢，只要他開心，去哪兒都成。”
房間裡的電話突然響了，就在那英為高峰辯護之時，“皮皮”私自跑出去了，一個老外鄰居特別打電話通報，那英一陣風般出門“接駕”，高峰說：“最多時候家裡養了七、八條狗，現在還有一條大狗在犬校訓練。”高峰還說：“我非常喜歡孩子，非常喜歡。”在退出足壇的日子裡，他將有更多的時間與狗以及將來的孩子在一起。
由於家裡的保姆回老家過年去了，那英接完狗後就鑽進廚房幹起可能令人的歌迷意外的工作，從有節奏的聲音判斷她肯定不是一個生手，高峰說：“我媳婦就這樣，有時候我對哥們都比對她好……”依然用懶散的方式透露著某種驕傲，在這個浪子與玩了多年的足球分手後，也許他累得還再會與處了8年的女人分手，從這個意義而言，這個意味著一個“結束”的春天，對於高峰也意味一個“開始”。
最後的談話是關於高峰的“告別信”，那英用超過閱讀任何一首歌詞的認真字斟句酌，她是一個有見識的女人，也是一個恐怕迄今為止最懂高峰的女人，所以她幫高峰想了兩名告別詞：一、“退役需要理由嗎？”二、“足球不是生活的惟一。”
當那英趴在沙發靠背上一字一句修改“告別信”時，我覺得這不是一個球員告別足球的故事，它更像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故事。
16年前，大眼文中那對“可能是中國最有才氣的前鋒和可能是中國最有才情的歌手”最終沒能走向“百年好合”，孩子的降生並未挽救他們的愛情，兩人分道揚鑣並各自邁入婚姻殿堂。
2011年高峰與範春玲成婚，本以為“浪子”的故事該到了“回頭”的轉折點，卻沒曾想他再一次“迷失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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