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恐怖作品如今格外流行？

在当下这个遍地充斥着对他人心存恐惧的文化环境中，恐怖作品已经变成一种真正的艺术。

在 1955 年出版的短篇恐怖故事《下一个是你》（The Next in Line）中，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描写了一位深入墨西哥瓜纳华托州地下墓穴探险的女主角。这个墓穴阴森恐怖，墙边立着一排木乃伊。第二天夜里，女主角因为昨日墓穴探险历程而心神不宁，久久无法入睡。她发现自己的心脏“像是一个风箱，不断对着一小块‘恐惧煤块’鼓风……像是一束不断向体内延伸的光，用令人欲罢不能的魔力紧紧吸引着心灵之眼的全部注意力”。

在如今这个时代，文化环境也如同一台风箱。文化的心脏不停跳动，也就不断为“恐惧煤块”提供熊熊燃烧需要的氧气。当然，恐怖元素的魔力也是无处不在。大部分人认为，恐怖作品已经进入批评人士也不得不承认的“黄金时代”。从票房销量来看，2017 年是恐怖电影票房最好的一年。而到了 2018 年，《遗传厄运》（Hereditary）和《寂静之地》（A Quiet Place）更是创下破纪录的辉煌成绩。在美国和英国，恐怖文学作品的销量年年攀升——从业人员表示，造成这一局面的部分原因是 Netflix 旗下美剧《怪奇物语》（Stranger Things）的大红大紫。恐怖作品的成功不仅仅体现在商业层面。传统意义上而言，恐怖题材是一个受到批评攻击相对较多的题材类型。但是时至今日，恐怖元素却沐浴着倍受尊敬的光辉。《纽约时报》在今年六月表示，恐怖作品“正处于历史上最赚钱、最受欢迎的时代”。

每一位研究恐怖题材的历史学家都知道，恐怖作品此前也有过不少黄金时代。也许目前恐怖作品的火爆只是大众口味出现了一次偶然的转变而已。但是，事实也许不是这样。也许恐怖作品能在如今大行其道，原因在于它能发挥其他类型作品发挥不了的作用。恐怖作品的历史悠久，但它学会用非常现代的形式对自己进行包装改造。大众对恐怖作品的狂热喜爱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黑暗而又敏锐的镜子。

我接触的第一部恐怖作品是 1992 年出版的《远离地下室》（Stay Out of the Basement）。这本书出自 R·L·斯坦（R L Stine）之手，是他写给年轻人小说《鸡皮疙瘩》（Goosebumps）系列丛书中的一本。在《远离地下室》中，一位植物学家无意中创造出克隆自己的杂交植物。当克隆人苏醒过来后，他开始尝试偷走植物学家的人生。然而植物学家的孩子们揭穿了克隆人的伪装，用斧子将他砍倒，只留下一地的绿色血液和植物残渣。劫后余生的植物学家处理了剩下的突变植物，一家人又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在故事最后，植物学家的女儿来到花园中，突然感觉一株小的植物轻轻触碰着自己的脚踝。这株植物低声说道：“求你了，请帮帮我。我是你的爸爸！”《远离地下室》不是什么经典名作，文学水平也相对一般。但读这本书时我年纪尚轻，书中的故事令我感到不寒而栗。

恐怖作品就属于人类学家所说的“生物文化”（biocultural）。它和我们与生俱来的恐惧有关，因为我们是进化到一定程度的灵长类动物：害怕肉体的腐烂，害怕失去后代。它也和我们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转基因植物中蕴含的潜在危险。对肉体和后代的恐惧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但对转基因植物的恐惧却更加灵活多样，体现出时代特色。与所有伟大的艺术一样，恐怖作品也充分利用人性，让我们在意识层面感到恐惧和惊悚。每个人都害怕自己被克隆人所取代，仅仅活在克隆人的意识层面，而我们所爱的人却无法识破克隆人的伪装。

恐怖作品历史悠久。史前洞穴的壁画中就充斥着人兽混合体，而这至今依旧是恐怖作品中经久不衰的主题。无论在哪个国家，每一个民间传说中都有邪恶的生物、阴森的幽灵和暴力画面。经典著作中也不乏大量恐怖场面：在荷马的《奥德赛》中，独眼巨人遇到奥德赛的手下后，选择将他们全部吃掉。用荷马的话说，独眼巨人“吃掉所有的内脏、肉体和骨髓，一点渣也不剩”。

我们一直喜欢讲述恐怖故事，而这个习惯也将延续下去。因为恐怖故事是用艺术的手法表达出存在论（ontological）所认定的真理：很大程度上而言，我们是由自己所厌恶事物组成的生物。恐惧是意识的基本组成元素，早在远古时期就出现在古人类和所有脊椎动物的大脑回路之中。正如神经系统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所言，我们的大脑开始处理“接近还是远离…某些地点、物品和生物”这类信息时，人类复杂多样的情感体系就渐渐形成。我们的认知能力吸收消化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好像与无穷的未知进行了一场遭遇。与此同时，恐怖题材也开始将黑暗升华为艺术作品。

于是，利用进化过程分析恐怖作品的人便认为怪兽是这个流派最具标志性的特征。哲学家斯蒂芬·阿斯马（Stephen T Asma）指出：“在人类大脑形成过程中，因为害怕被利爪擒获、被黑洞吸走和被怪兽生吃所产生的恐惧并非凭空出现的抽象概念，而是切实存在的。”在 25 万年的漫长时光里——绝大多数智人作为一个物种存在于世的时间段——我们居于野外，与体型巨大的土狼、牙齿尖锐的野猫和其他肉食动物等对我们生命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动物为邻。其他影响古人类身体健康的危险因素（比如病菌）与猛兽一同袭来，不仅暴力，而且令人作呕——病菌生长于野兽的獠牙之上，混杂在血液与口水之中。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恐怖作品中之所以存在大量怪物，原因在于我们的祖先在旧石器时代经历了太多来自于猛兽的袭扰。

历史上，恐怖作品因为喜欢直白地利用人类进化生理学弱点而声名狼藉。西方文化的基石便是认为人类超越了野兽，能够克服对肉体需求无奈屈服的兽性。然而恐怖作品选择绕过智慧和人性，从我们身上提炼出令人尴尬的兽性反应。“吓得跳起来”是一种受惊后的常见身体反应，属于生物学家口中的惊跳反射（startle response），是所有哺乳类动物都有的特点。另外，劣质的恐怖作品中还经常出现其他展现我们肉体特性的惊悚元素：淤血。淤血令我们心生厌恶，而人类内心阴暗面被淤血吸引的样子更是令我们作呕。人们对恐怖作品口诛笔伐时，总是批评称它为突出人类的肉体性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暗黑狂欢。也许世界上还有一个比恐怖作品遭受指责还多的题材类型：同样突出表现人体反应的色情作品。

历史上，恐怖作品总是被打上低俗的烙印。这意味着伟大而聪明的恐怖作品要给自己披上另一层外衣，才能获得世人的认同和赞扬。在目前这个恐怖作品的黄金时代，最优秀的恐怖电影被称为“高尚恐怖片”（elevated horror）和“后恐怖片”（post-horror）。在文学领域，贴上“哥特式”标签的恐怖作品得到了众人的推崇。的确，伟大的恐怖作品中不仅仅有淤血。但是我们也不应该用极端的手段让恐怖作品显得高雅：将一切恐怖元素全部移除，只留下哲理和人生观这样的空话。

世间总是存在想要咬人、抓人、刺穿人类脆弱肉体的生物。自古以来，我们就要面对来自动物的暴力危险和来自传染病的致命威胁，还要面对身处黑暗和迷失方向带来的恐惧。所有恐怖作品都直接或者间接地隐约呈现出一个被人类学家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形容为“萦绕在所有人心头”的巨大阴影：死亡。

《小丑回魂》（2017）剧照。图片来自豆瓣电影

“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这句话出自《启示录》（Revelation 14:16），描述了上帝用神迹一般手法收割的画面。人类从灵长类动物一步步进化而来，而恐怖作品利用这段经历让我们产生共鸣。但是，进化过程中打下的生物学基础也为文化大厦的拔地而起做好了准备。数千年来，恐怖作品一直吸收融合人类最古老的文化现象：宗教与民俗。事实上，纵观恐怖作品的发展史，你会发现恐怖作品在其中很长一段时间内根本不是我们今天理解中的真正艺术。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1750 年左右，人类正在酝酿伟大的启蒙运动。在此之前，最好的恐怖故事全部存在于宗教故事和民间传说中。在欧洲地区，数个世纪以来，撒旦都和斯蒂芬·金（Stephen King）作品《小丑回魂》（It）中的残忍小丑潘尼怀斯（Pennywise）一样恐怖。恶魔的力量真实得可怕：《圣经》中，耶稣花在驱魔上的时间几乎和他治愈人民的时间一样多。大众普遍害怕狼人和吸血鬼，数以千计的女性因被当成巫婆而失去性命。

回顾过去不是为了批判古代人民容易受骗上当。但是，恐怖作品与悲剧、戏剧和史诗不同。作为一个艺术流派而言，恐怖作品的历史不如其他流派那样源远流长。这是因为恐怖作品的根基可以追溯到近代科学出现以前的时代。艺术发展史上，古代世界观可谓是最恐怖可怕的东西。当所有人都在等待审判日的降临，等待天使持镰刀横扫地球，制造血流千里的惨剧，谁还需要虚伪的恐怖？因此，哥特风格作品（恐怖作品的前身）在大多数人相信上帝已死的时刻兴起便不是什么巧合。从某种意义上恶言，现代恐怖作品是我们受到威胁的心灵摆脱宗教之后的产物。当宗教故事不能全面刻画世间的恐怖事物时，恐怖作品就开始跻身艺术的舞台。

然而，古老恐怖故事的影响依旧深远。在各种艺术流派的殿堂中，恐怖作品依旧属于稚气未脱的新秀，始终摆脱不了历史的痕迹：既有反叛精神，又有依存思想。一方面来说，相比其他流派而言，恐怖作品更喜欢以冷酷的无神论作为题材。著名的恐怖小说作家 H·P·洛夫克拉夫特（H P Lovecraft）曾经说：“我所有故事的基础前提只有一个——在浩渺的宇宙中，人类的法律、利益和情绪都显得无足轻重。”在 1988 年出版的《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中，迷人的邪恶反派汉尼拔·莱克特（Hannibal Lecter）因为明确知道世间不存在仁慈的神而感到高兴，于是“将收拾教堂残砖断瓦作为一种乐趣”。

另一方面，数个世纪以来，恐怖作品都与超凡脱俗的宗教信仰体系相伴相生。在 2018 年最成功的恐怖电影《遗传厄运》中，一个与魔鬼学有密切联系的昏暗身影控制了男孩，最终给他的家庭带来了死亡的厄运。很多日本恐怖故事中，饱经折磨而心怀怨气的幽灵拒绝顺利的转世投胎，反而选择留在人间复仇。启蒙运动为我们留下了无数成果，而恐怖作品是其中黑暗和变异一个。不过，它还是无法摆脱近代科学出现以前时代留下的阴影。对骇人听闻超自然主义的痴迷是导致恐怖作品始终稚气未脱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现代人，充满怀疑精神的我们面对超自然主义时总是会做出这样的反应：“这实在太傻了。”可我们完全摆脱超自然主义的影响了吗？万圣节时，我们尽情以最古老的恐怖元素装扮，孩子们则把它当作一年中玩得最尽兴的时刻。

为什么恐怖作品与宗教和神秘学有着这种双重性质的关系？看看恐怖作品的现代性，我们也许能得到答案：宏大规模的神学研究反映了恐怖艺术流派的野心和抱负。著名恐怖小说作家乔·希尔（Joe Hill）告诉我，当人类想要探索“最宏大、最黑暗的问题”时，恐怖元素便会出现。从教条到隐喻，古代神话为引出广受欢迎的恐怖题材提供了绝佳渠道：善良对抗邪恶，灵魂饱受磨难，世界末日……虽然恐怖作品要求我们停止怀疑，但是其中的超自然现象也给我们呈现了非常真实的画面——脆弱的理性在现实的神秘面前显得不堪一击。

加拿大作家吉玛·法尔斯（Gemma Files）表示：“人生在世，所有人都会感到一丝不确定性，觉得自己可能犯下错误。”人类的伟大神话故事都体现了这一点，而恐怖作品也深谙此道。超自然顿悟感——一种万能的感觉，数个世纪以来恐怖元素一直深藏其中——的核心就是一种奇怪的确定感，相信现实变化万千且深不可测，相信人类心灵永远无法触及某些事物。恐怖元素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它可能从起源于天堂的宗教故事中脱离出来，但却不会完全与现实融为一体。考麦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出版于 2006 年的《末日危途》（The Road）讲述了一对父子穿越经历世界末日之后美国的故事。书中到处弥漫着恐怖的色彩：父子在地下室里发现一个被铁链锁着的男人，“他双腿尽失，烧焦的腿部残肢黑得吓人”。这个男人其实是食人族的猎物，被食人族一块一块吃掉。《末日危途》描写的是一个荒凉残破的世界，人们只能回忆鳟鱼在闪耀着圣光的溪水中游弋的时光。后来父亲遇到一位老者，老者说：“世间没有上帝，我们是祂的先知。”

如今的恐怖作品又变成了什么样子？恐怖作品体现出人们对旧石器时代的恐惧和对上帝的敬畏，也反应自身所处时代的特色。在现在这个宣扬恐惧的文化环境中，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恐怖作品的产量会大幅度增加，市场受欢迎程度也会大幅上涨。总是，一个属于恐怖元素的新黄金时代即将到来。执导了《黑森灵》（The Ritual）等恐怖影片的导演大卫·布鲁克纳（David Bruckner）说：“在焦虑的时代，人们更愿意欣赏恐怖电影。如果你选择在晚上去电影院看恐怖片，那其实是在响应时代的呼唤。”

当我问他为什么他认为恐怖作品日渐繁荣时，恐怖片传奇拉姆塞·坎贝尔（Ramsey Campbell）说：“在我看来，我们差不多是生活在噩梦之中。”头脑冷静的人会说，这是你的大脑在欺骗自己。从客观角度来看，对于很多人而言，如今的生活比过往好了太多。但是，恐怖作品并不十分关心文化的长期发展轨迹：它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生活如何会迅速急转直下。恐怖植根于焦虑之中，大部分恐怖故事总是会在惊涛骇浪之前铺垫一段风平浪静。我认识的每一个人听到恐怖故事后，都能在开头的平淡微风之中嗅出末日的气息。

洛夫克拉夫特提出，不确定性是“最古老、最强大恐惧”。我们对不确定性有着深深的厌恶和反感，而恐怖故事总是能够充分利用这点。借助不确定性，恐怖故事（比如民间传说）能为我们呈现出典型的保守主义画面。一般而言，在恐怖故事中幸存下来的最佳方式就是拥有一种崇高但却无趣的明智思想：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在陌生的村庄过夜，不要帮助任何看起来虚弱的人，不要进入摇摇欲坠的老旧建筑。如果一个魔力十足的陌生人想要引诱你，那这几乎必然是个圈套。尊重传统，不要亵渎神明，听从当地老者的忠告！很多恐怖故事的核心元素都是保守者渴望预见未来和了解一切。很多恐怖故事中，令人心烦的不和谐曲调伴随着和谐画面的撕裂一同呈现在观众眼前，实际上反映着现实世界中人们所熟悉和心安生活模式的瓦解与崩溃。

《湮灭》剧照，影片改编自《遗落的南境》。图片来自豆瓣电影

接着，恐怖就在混乱中繁荣发展起来。如今，混乱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之中。大众焦虑的根源在于漫无目的。很多科学突破令硅谷的高管们兴奋不已，但也让大众感到深深的不安。人工智能就是很好的例子。人工智能的崛起让越来越多科幻小说变得令人毛骨悚然。2015 年的电影《机械姬》（Ex Machina）中，主角之一的内森（Nathan）说：“有一天，人工智能会以我们看待出土于非洲平原古人类化石的方式看待我们。”即便机器人不会征服历史悠久的可怜智人，其他科学实验产物也会做到这一点。21 世纪以来，最令人感到恐怖的元素一直都是僵尸。在所有优秀的僵尸小说中，僵尸爆发的直接原因都只有一个：生物实验出现严重纰漏。咬牙切齿、跳来跳去的僵尸是现代人恐惧的化身，也是全球性流行疾病的化身。我们也许不再害怕撒旦，但我们肯定被埃博拉病毒（Ebola）吓得心神不宁。

除了实验室之外，人们还在用其他生效方式较为缓慢的方式毁灭地球：气候变化。作家杰夫·范德米尔（Jeff VanderMeer）说：“大自然是美丽的，但不理解自然系统的我们却在无情破坏。这就是恐怖所在。”范德米尔的《遗落的南境》三部曲（

也许你觉得上述恐怖元素听起来自私、封闭而且狭隘。但是，请不要错误理解我的意思。恐怖元素让我们看清自己的心智。与恐惧一样，恐怖元素本质上是不关心政治的。只需要一点激进的无政府主义，恐怖作品的保守色彩就不再那么浓厚。恐怖作品也许以我们对未知的恐惧为主题，但它也警告人们不要过于依赖熟悉的事物。很多恐怖作品中，具有迅速适应残忍改变能力的人才能幸存。恐怖作品中很少表现反思体制、传统等多愁善感的保守思想，甚至连民族、国家这样的理念也是通过曲折而注定失败的幻觉加以呈现。恐怖作品也从不体现对社会阶层和私有财产的保护，反而喜欢惩罚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自大傲慢之人。恐怖作品里，当人们面临对当下的恐惧时，过往的安慰就显得相形见绌。作家迈克尔·马歇尔·史密斯（Michael Marshall Smith）提出，伟大的恐怖作品总是具有这样的特点：“故事的对立双方总是读者和怪兽。以往的恐怖作品这样写，以后的恐怖作品也会这样写。”

正因如此，很多恐怖作品都存在强烈的相似性。很多情况下，故事的情节都可以简单概括为人类对抗其他生物。恐怖作品里，团队成员之间分头行动无异于自杀之举，只有跟着大部队一起努力，才有可能幸存。同样，面对致命威胁和恐惧之时，我们不再关注某个角色的肤色、性别和国籍。危急时刻，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类在做着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为了生存努力奋斗，拼命坚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在 2014 年上映的电影《鬼书》（The Babadook）中，寡居的母亲被戴黑色帽子的变形生物所跟踪，而这个生物正是她痛失丈夫悲伤情绪的化身。这个怪物——痛苦的心灵创伤——威胁要带走她的儿子，摧毁她所拥有的一切。影片最后，满身是血且精疲力竭的母亲压在鬼书身上大声喊道：“如果你再骚扰我儿子，我一定会杀了你！”怪物被驯服了。这部影片表现了任何一个被激怒母亲身上都具备的勇气：面对混乱，母亲总会表现出充满勇气的爱。

《闪灵》剧照。图片来自豆瓣电影

我们很容易将恐怖作品浪漫主义化，进而为其受到欢迎而正名。但是恐怖作品之所以能在今天取得巨大发展，还有一个与浪漫主义色彩无关的功能性原因不得不提。流媒体革命让创作者们有了可靠而直接的渠道，可以为专注于某类题材的忠实观众提供服务。正是因为相信观众，A24 和 Blumhouse 等发行方才敢将大量既富有创造力又充满理性的资金投入恐怖电影市场。恐怖电影总是能带来可靠的利润收入，但圈内也存在一种懒惰的现象：重复使用老旧的创意和套路。如今，即便是实验性恐怖电影也能赚钱。与此同时，人们重新开始对著名恐怖小说作家雪莉·杰克逊（Shirley Jackson）的作品和大量斯蒂芬·金作品的改编版充满兴趣。这也为恐怖作品的复兴增添了动力。

但是如果仅凭自己的力量，诱人的恐怖作品永远不可能引领恐怖作品黄金时代的到来。从人类开始讲故事开始，恐怖作品就出现在我们身边。它反映出我们对人兽混合体的恐惧。即便在今天，恐怖作品也体现着我们怀疑现实世界与它看起来的样子有所出入的质疑精神。世界准备好迎接天翻地覆的变革，而恐怖元素最能表达人们的心声。恐怖作品之所以能在如今大行其道，原因当属我们生活在一个奇特而狂热的文化环境之中。似乎每一个文明都相信自己处于大变革的边缘，而这种想法本身就充满奇特的自恋色彩。纵观全局，每一个细节都证明灾难即将来临。一张巨大的拼图正在渐渐完整起来：恐怖作品脱离宗教色彩，跻身艺术殿堂；破坏性的力量不在以上帝的审判为依据，而是执掌于人类的手中。世界末日隐藏在程序员没有修复系统漏洞里，隐身于实验室工作人员忽视的隔离检疫流程中。《化身博士》（

社会氛围着实令人紧张。以前，宗教神学体系为恐怖作品的兴旺发达提供养料。如今在人类心理学的帮助下，恐怖作品又一次显得生机勃勃。它让我们想要逃避一切，钻进熟悉和已知事物的怀抱，拒绝一切外来事物。同样，如今的恐怖作品也掺杂着一种刻骨铭心的认识：如果不学会适应，人类就会灭亡。这告诉我们不要固守过时的安慰，而是应该大胆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不过是与以往一样的怪兽罢了。享受恐怖元素是一种阴暗的乐趣，而这种乐趣的关键就是学会在安全的氛围中承认可怕的现实。如果说恐怖作品体现了一种美德，一种始终受到赞扬的人类品质，那它就是：勇敢。无论去向何方，我们都需要与勇气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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