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醫家葉天士對於肝的症候有獨到的闡發。在《臨證指南案》中提出了“厥陰之陽”，或稱“厥陰肝陽”、“厥陰風陽”、“厥陰內風”、“肝風厥陽”、“厥陰肝臟中陽”等 ,這在臨床上是有重要意義的，足厥陰肝經何以會有“厥陽”呢?
從陰陽之中又有陰陽的理論來分析,《內經》曾說“陰中之少陽,肝”;“陰中之太陰,腎”;“陰中之至陰,脾”(見《靈樞·九針十二原》)。意思是肝、腎、脾等髒與腑相對是屬陰,而各髒之間又有陰陽的差別。肝是“陰中之陽”,故其經脈內行者上達頭部。可能正是肝經的這些循行部位給葉氏以啟示:“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其支者,從目系下頰裡,環唇內。”由此聯繫到肝風、肝陽、肝火的有關症候,因而闡明瞭內風這一概念。他說:“陽挾內風上巔,目昏、耳鳴、不寐,肝經主病。”從《靈樞·經脈》肝經主病的內容看,並沒有記載頭眩、頭脹、目昏、耳鳴、面赤、肉眴、心悸、肢麻等症。在《素問·至真要大論》中才有“諸風掉眩,皆屬於肝”一語。葉氏當是從這些記載,結合具體的症候,才提出“厥陰之陽”命題,從而對肝的證治推進了一大步。華岫雲曾作過這樣評述:“類中之症…近代以來,醫者不分真偽,每用羌(活)、防(風)、(南)星、半(夏)、烏(頭)、附(子)、細辛,以祛風豁痰,虛證實治,不啻如枘鑿之殊矣。今葉氏發明內風,乃身中陽氣之變動,肝為風髒,因精血衰耗,水不涵木，木少滋榮，故肝陽偏亢，內風時起。治以滋液熄風,濡養營絡,補陰潛陽……法雖未備,實足以補前人之未及。”這話是恰當的。
肝陽與肝陰相對，所謂“體陰用陽”，肝以陽為主,因稱之為“剛髒”。葉氏曾說：“脾、腎為柔髒,可受剛藥;心、肝為剛髒,可受柔藥。”他從剛柔立論,將辨證與用藥配合起來,創立養陰、潛陽諸法。所稱“剛髒”、“柔髒”,實即《內經》所稱的“牡髒”、“牝髒”(見《靈樞·順氣一日分為四時》),與“陰中之陽”、“陰中之陰”等說法是一致的。葉氏用“剛”、“柔”來表述,似更能說明臟器或藥物性能的特點。剛藥,是指香燥、辛、苦、宣散一類的藥物;柔藥,是指滋潤、甘、酸、鎮攝一類的藥物。葉氏於醫案中曾說:“《經》旨謂肝為剛髒，非柔不和。閱醫藥(指前醫用藥)沉(香)、(肉)桂、(吳)萸、(黃)連,雜以破洩氣分,皆辛辣苦燥,有剛以治剛之弊。”“肝為剛髒、參入白芍、烏梅以柔之也。”“脾為柔髒,惟剛藥可以宣陽驅濁。”這是剛髒宜用柔藥,柔髒宜用剛藥的例子。但陰與陽是相對的,葉氏很注意兩者之間的關係。
華岫雲總結其立法原則時說:“若肝陰、胃陰未虧,肝陽亢逆犯胃,先生立法用藥則遠柔用剛……若肝陰、胃汁已虛,木火熾盛,風陽擾胃,用藥忌剛用柔……至於平治之法,則剛柔寒熱兼用。”可見葉氏在臨床上是根據具體病情來靈活掌握用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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