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據《伍修權回憶錄》一書中的內容編輯整理。
伍修權，1908年3月6日出生於湖北武漢武昌。著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領導人，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原副總參謀長。第三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會委員，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特邀代表，第八屆、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十二屆、第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1997年11月9日，伍修權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緊急調動，成為李德的翻譯
1933年10月，我（伍修權）在紅軍學校第五期任團政委。正當這一期快畢業時，我接到紅軍學校通知，說軍委總參謀長劉伯承同志要調動我的工作，並說這次調動去的地方是秘密的，去了以後還不能與外界有任何接觸。那時幹部的流動性很大，組織性紀律性都很強，任命什麼工作就幹什麼工作，不問職務高低，說走就走。我得到調動的通知後，整理好揹包，很快到軍委找劉伯承同志報了到。
劉總參謀長告訴我，共產國際派到我黨中央的軍事顧問李德已經到了瑞金，因為我的俄文比較好，中央決定調我去為他做翻譯。劉伯承同志向我交代後，又親自領我和李德見了面，為我作了引見和介紹。這時李德已換上了我們紅軍服裝，樣子很嚴肅。當時我們認為他是共產國際派來的顧問，幫助我們革命，可能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因此開始對他還是很尊敬的。
李德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當時聽說他是奧地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奧地利屬於德國統治的奧匈帝國，他參加了德國軍隊同沙皇俄國作戰，所以也把他算作德國人。在一次戰鬥中，李德被俄軍俘獲，流放到西伯利亞。蘇聯十月革命以後，他參加了蘇聯紅軍。因為他在德國軍隊中當過軍士，有一些作戰經驗，所以晉升很快。他在紅軍中的最高職務是騎兵師的參謀長。後來他又被選到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進修，在學校又是高材生。由於學習成績較好，畢業後又被共產國際選派到中國來，擔任了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
我到李德處工作後不久，中央又調來王智濤同志做李德軍事訓練方面的翻譯。凡是李德為紅軍幹部講軍事課時，都由王智濤同志擔任翻譯，我則負責作戰方面和李德出席中央各個會議時的翻譯。王智濤同志在20年代同我在莫斯科步兵學校共過事，他的俄文也很好，我們互相比較熟悉和了解。
伍修權
我們當時的工作是，不論白天黑夜，只要前方來了電報，都迅速翻譯成俄文，並根據電文對著地圖查證地理方位，繪成簡圖再送給李德。經他批閱提出相應的建議後，再由我們譯成中文送給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根據情況重要性的程度，有的由周副主席自行處理，有的重大問題則由他提交軍委或政治局會議討論，然後仍由周恩來同志負責組織付諸實行。李德也懂英語，周恩來同志可以用英語和他直接交談，博古、張聞天和王稼祥等同志則用俄語和他交談。
簡單粗暴的處事作風
李德一到蘇區就趕上第五次反“圍剿”，由於他大權在手，剛來到就處理了一個問題。敵人“圍剿”開始時，蕭勁光同志在閩贛軍區任司令員，因為敵人來勢較猛，他手上只有一個七十來人的教導隊，駐防在黎川。敵人用了三四個師的兵力圍攻他們，我軍主力又來不及趕去，蕭勁光同志沒有辦法，只得將自己的少量部隊撤出黎川，避開敵人的攻勢。李德知道了此事，不問情由，就說這是退卻逃跑，提出要對蕭勁光同志進行審判，並判了他五年徒刑。
蕭勁光是位老同志，曾兩次去蘇聯，回國後又屢建戰功，這次卻受到了李德的不公正處分。毛主席知道後表示堅決反對，他當時是中華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就利用自己的影響，沒有執行李德的決定。王稼祥同志作為總政主任，也拒絕在判決書上簽字。最後將蕭勁光同志調到紅軍學校幹部隊做軍事教員，保護了他。
1990年，伍修權（右）與戰友王智濤合影
由此可見，李德的作風是簡單粗暴的。但是因為他是一個外國客人，又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享有比較高的權威，大家對他還相當尊重，生活上對他也很照顧，還專門為他修建了一處單獨的房子。李德愛騎馬，常在晚飯後同警衛員、我或王智濤同志一起縱馬出遊。有時還打打撲克作為娛樂，常參加的除李德、我和王智濤同志外，還有博古，他同李德特別親近。當時，根據地的經濟不富裕，尤其是黨政機關的生活，比野戰部隊和群眾更艱苦。我們幾個工作人員按照當時的供給標準，每人每天不到一斤糧食，根本吃不飽；吃菜不僅沒有油，常常連鹽都沒有，只能把青菜漚酸了用白水煮了吃。但是組織上對李德卻額外照顧。蘇區自產的雞魚肉蛋等源源不斷地供他享用，打仗繳到和從白區弄來的香菸、咖啡等高級食用品也優先供給他。可是他還不滿足，除了領受各種規定的特殊優待外，他自己還常到軍委總參管理局找宋裕和局長等要東西。到長征時，組織上還給他一人配了兩匹騾子，一匹給他騎，一匹專門為他馱東西。
推行軍事教條主義的“太上皇”
李德在擔任我黨軍事顧問時，推行的完全是軍事教條主義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國的國情，也不認真分析戰爭的實際情況，只憑他在蘇聯軍事學院學到的軍事課本上的條條框框，照樣搬到我國，搬到蘇區，進行瞎指揮。當時適逢王明“左”傾路線發展到頂峰，李德同他們氣味相投，配合得非常默契。那時李德就是同博古談得來。他們談話不用翻譯，我們在另一屋聽得很清楚，兩人有說有笑，親熱得很。博古當時是臨時中央總書記，但他對軍事一竅不通，就把軍事指揮大權拱手讓給了李德。李德有了作為總書記的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來自共產國際的李德做軍事顧問，兩人相互支持，“相得益彰”。
博古
當時中央的錯誤領導，加上李德本人的專橫作風，使他成了一個地道的“太上皇”。他們完全剝奪了毛澤東同志對紅軍的指揮權，排斥了毛澤東等同志的正確主張，由李德的獨斷專行取代了軍委的集體領導，更拋棄了紅軍多年血戰中取得的成功經驗，由李德一人待在房子裡憑著地圖指揮戰鬥。當時的地圖大部分是一些簡單的草圖，誤差較大，不夠準確，李德也不問，所以他的指揮往往與前線的實際情況差距很大。圖上看只有一百里路程，他也不問是山路還是平路，也不給部隊留吃飯和休息的時間，敵情、氣候和自然條件等困難都不考慮，只憑比例尺量地圖上的距離來推算路程，定下到達和投入戰鬥的時間，又常常不留餘地。這給紅軍指戰員的行動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有些困難根本是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隊不能按時投入戰鬥，以致難免吃敗仗。這本來都是李德的主觀主義瞎指揮造成的，可是他卻動不動就訓斥處分別人，不斷髮脾氣罵人，根本聽不得反對意見。我們在他跟前的工作人員更是常受他的氣。對於他的這種以“太上皇”自居的姿態，凌駕於我黨中央之上的架勢，我們都很反感，實在不想和他共事。有幾個同志常鬧情緒，多次要求調動工作。組織上總是做我們的思想工作，要我們安心留下。其實我們個人受氣都是小事，他給我們黨、紅軍和蘇區造成的巨大損失才是大事。
“崽賣爺田心不疼”
在整個第五次反“圍剿”中，都是按李德那一套進行的，什麼“禦敵於國門之外”、“兩個拳頭作戰”、“短促突擊”，建立正規軍、打陣地戰等等，完全是一條不切合實際的錯誤的軍事路線。蔣介石在他的德國軍事顧問西克特等人策劃下，吸取了他們前四次“圍剿”失敗的教訓，用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的堡壘主義新戰略戰術，企圖逐步蠶食蘇區，最後吃掉我們。敵軍每推進一步，馬上築好堡壘駐守，然後在炮火的掩護下再往前推進三五公里，再停下構築堡壘，就這樣一步一步向我逼近，迫使蘇區一點一點縮小。
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兩個月後，即1933年11月，國民黨十九路軍發動了抗日反蔣的“福建事變”。當時毛澤東同志曾經提出建議，利用“福建事變”時機，紅軍主力出擊蘇浙皖，或轉戰湖南中部，以威脅蔣介石的側後，支援和挽救受到蔣介石圍攻的福建人民政府。但是，李德卻反而指揮紅軍向西去，不打蔣介石的側後，不支援蔡廷鍇，結果抗日反蔣的福建人民政府垮臺了。蔣介石打敗了蔡廷鍇的部隊，轉過身來集中全部力量向中央蘇區進攻，使紅軍喪失了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有利時機。
第五次反“圍剿”中，我們在江西廣昌以南的高虎堖利用有利地形打了個勝仗。這次戰鬥是三軍團彭德懷同志指揮的，我軍指戰員以近距離的白刃戰，擊退了敵人多次衝擊，陣地前堆滿了敵軍屍體，給了敵人很大打擊。
但是局部的勝利改變不了整個的不利形勢，當時進行的廣昌戰鬥就沒有成功。戰鬥中李德和博古曾經到前線視察，戰鬥失利後，彭德懷同志見到李德，對他的瞎指揮很不滿，當面批評李德完全不懂紅軍的作戰原則，是“主觀主義和圖上作業的戰術家”，說“如果不是紅軍高度自覺，一、三軍團早就被你送掉了”！又痛斥李德是“崽賣爺田心不疼”！我開始沒聽清，楊尚昆同志給解釋了一下，我才弄明白這是一句湖南俗語，批評李德造成了紅軍的不應有損失，而又毫不痛惜。我把這句話翻譯給李德聽了，他大為惱火，說彭老總是封建腦筋，但是他知道彭老總不好惹，也只得按下怒火聽著。
《遵義會議》油畫
直到遵義會議以後，李德才被撤銷指揮紅軍的權力。然而，正是由於他的錯誤指揮，紅軍在長征初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並被迫進行戰略轉移。李德也隨中國紅軍一起親歷了二萬五千里長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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