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開理想主義面紗的時刻到啦”。
文｜黃昕宇
不久前，我的朋友SHUO在地鐵十號線遇到一個雙手殘疾的乞丐，放著佛經乞討。他覺得很難聽，心想，換個音樂說不定還能多掙點。他給了那大哥十塊錢，對他說：“師傅，你看你老放這歌大家都不愛聽啊。這樣吧，我回頭給你找點好聽的歌給你，你試試。”大哥說，行。他們加了微信。
乞丐的微信名叫“利生”。SHUO打算整理出一份歌單給他，然後跟著他在地鐵上拍幾天，剪一段視頻，再寫一篇文章，記錄這件事。有個晚上他來酒館找我，請我來寫這篇文章。
我認識SHUO大概一年多了。三年前我做一篇關於北京塗鴉的選題，認識了幾個玩塗鴉的朋友，他們偶爾會帶一些圈裡的朋友來酒館喝酒。SHUO是其中之一，還有漆伯、時間和ASKO。
我第一次見到SHUO的時候，他拿了本薄冊子，歌詞本大小，封面是個穿比基尼的女孩。我翻開來看，裡面全是這女孩的照片，在草坪、沙灘、健身房，有比V的活動合影，還有大量不同表情的自拍，一看就是個生機勃勃的姑娘。SHUO說，女孩是他一個算不上特熟的朋友，有一天他發現這姑娘微信頭像換得格外勤，突然覺得她就是個頭像設計師，每個新頭像都像是一段生活的縮影，它們其實是她自己都沒意識到的作品。於是SHUO悄悄存下了女孩每次新換的頭像，集結成冊。他覺得頭像集也許會在未來成為一種新的文化產品。他在女孩生日那天把頭像集當面送給她，並拍下了她接到小冊子時驚訝又激動的反應，和照片一起剪成一段視頻。那段視頻我看了好多遍，每次都不禁微笑。
SHUO好像是個策劃或者設計師，有個工作室。這幾個哥們兒的具體工作我總記不住，反正不是什麼開心的話題，不常提。SHUO是這圈朋友裡唯一做紙膜塗鴉和街頭藝術的，來酒館的大部分時候，都在說他的各種奇奇怪怪的點子和正在做的項目。
比如，有一次，他在隆福寺附近看到隆福大廈的一塊廣告布，畫面裡是一間前衛敞闊的商務空間，中央有一塊幾何風格的沙發區，坐著兩三個領帶襯衫的商務精英。SHUO量好尺寸，按比例打印了一幅自己的照片。照片裡的他留著圓寸，戴一副墨鏡，踩著人字拖，大黑西裝敞著，像港片裡的地痞頭子。他把人像剪下來，粘在廣告裡那條空著的長沙發上。畫面變成了一個大佬岔開腿坐在沙發上，一手支開肘撐著大腿，另一隻手指指點點，好像在向坐在對面那個長髮披肩的職業女性發表高談闊論。
還有一回，他看到東城區整治“開牆打洞”，好多磚牆上的窗洞用水泥封上後，表面被貼上了一塊看著特假的磚牆花紋噴繪布，妄圖跟真牆融為一體。他覺得很蠢，就印了一張展籤貼在假“磚牆”邊上，把它佈置成街道辦的一個展品。展簽上有正兒八經的中英文作品闡述，並寫著展品信息：北京市東城區交道口接到戶外藝術展覽館收藏，作者——城建（中國，北京），作品名——完美的偽裝。
這些項目就跟惡作劇似的，像在跟城市開玩笑。但街上的人步履匆匆，它們就孤零零的在那兒，沒人看見，也沒有回應。
那天晚上，SHUO和漆伯你一言我一語地計劃著做歌單的事。SHUO說，選歌還是不能太小眾，得照顧大部分人，上下兼容點兒。漆伯說，理想中的情況是，你先聽到音樂就吃了一驚，誒？怎麼會放這個歌，接著就看到一個乞丐款款而來。
SHUO說：“這事其實有點那種感覺，就是讓上層……這麼說不太好，咳，姑且這麼說吧，讓上面的東西往下落。”
我認為他說得對。尤其是音樂，音樂是直通感受的，能抓人心，我覺得這是普適的。我想象了一下自己在地鐵上突然聽到好音樂的情景，入夥了。
四月下旬酒館開趴，SHUO、漆伯和他們的朋友麥總來了。麥總是玩樂隊的，他為每天的歌單定了情緒基調。在院子裡的屋簷下，他向我做了詳細的講解。
“週一的歌比較雜，以Beatles的《Imagine》開場。你想，一個乞丐在‘Imagine there is no heaven, imagine no possession’的歌聲裡走來，畫面感很強；週二距離週末太遠了，比較傷感，聽有點憂鬱的爵士；週三曙光出現了，稍微輕鬆一點；週四是電子，偏先鋒，但不過激；週五以《Don’t worry, be happy》結尾，很輕快，這周就這麼過去了，你會覺得，啊，一切都沒什麼。”
選歌可費勁了。當天，他們把自己關在屋裡，不停地聽歌，討論，篩選，從下午兩點直到將近十點，終於排好了歌單。SHUO說，麥總挑歌太藝術，他則考慮現實，往回拉，最終挑出的，是不那麼主流的歌裡旋律感比較強的。
那天夜裡下雨，有點涼，我們在屋簷下抽菸，煙霧一團一團散進雨簾裡。大家都在笑，帶著點兒大功告成後的滿意和輕鬆，還有點兒興奮，開玩笑說，乞丐大哥做完這事兒要改行搞音樂去了。
隆福大廈廣告布
SHUO在隆福大廈廣告布上
SHUO、麥總和漆伯商討歌單
4月22日，九號線
利生師傅山東人，平頭，四五十歲的樣子。他穿一件藍條紋長袖POLO衫，黑色長褲和運動鞋，長袖直挽到上臂中間。衣服很舊了，但挺整潔。他揹著雙肩包，挎一個方方的音箱抱在身前，音箱連著耳麥卡在皮膚鬆弛的面頰上。
下午三點，我們在白石橋南站碰頭。地鐵到站，他從門口的人縫裡側身鑽出來，看到我們，點了點頭。“歇一下歇一下”，他喘著氣走到站臺的車尾端，把裝零錢的布口袋放在地上，先卸下雙肩包，又卸下音箱，靠牆坐下來。
“今兒怎麼樣？”SHUO問他。
“唉，就那樣”，他抓起搭在音箱揹帶上的毛巾擦汗。他的兩隻手燒傷嚴重，五指萎縮蜷曲，傷疤一直蔓延上去，從被汗水浸溼的翻領下露出來，覆蓋下巴。“剛才有個女的要給我錢，她媽不讓她給。現在很難啊，有的人覺得在那兒掏半天麻煩。”
“現在好多人不帶現金的，您得弄一個二維碼吧”，我在他旁邊蹲下。
“我有，我就放包裡面，有人問我就拿出來給他掃一下，不說我就不拿出來了。人家要給就給，我也不會跟人家說啊求啊。咱真的是殘疾人，又不是假的。”
利生師傅住在昌平，每天早上七點多出門，坐兩個小時地鐵，從八號線轉十號線，再轉四號線到九號線，十點左右開始上班。他從白石橋南站上車，一邊放歌一邊沿著過道慢慢往前走，有時跟音樂唱兩句，有時低聲唸叨。他有幾句唸白：“謝謝好心人，行行好吧獻點愛心。家中發生火災嚴重燒傷，大家看到傷勢這麼慘烈。”列車到站，他會停下腳步，把音量調小，啟動時再擰大。到六里橋東他就下車，換反方向列車回來。這段路程經過北京西站，車裡人多，他就在這幾站來回倒。
“哎呀我要是會唱十幾首歌，我就往那兒一站，那不比這個好啊？好多朋友都跟我說去幹那個，我就是不會唱歌，嗓子也不行。”他正說著，車上下來一男一女，“他會唱歌”，利生師傅指指他們，站起來招呼，“來來來，這個兄弟要給我弄一堆歌”。女的是個扎馬尾的年輕姑娘，男的是個中年盲人，揹著音箱碎步跟在女的身後。馬尾姑娘衝我們笑了笑，眼神卻沒有笑意，直勾勾盯一眼就避開了。
SHUO問他們，唱的是什麼歌？她沒回答，反問，“你們選的什麼？”SHUO想了想，挑出歌單裡最耳熟能詳的名字，說：“有林憶蓮的”。“他唱奇龍（音）”，見我們愣著，她突然抬手一敲盲人的下巴，“唱兩句”。盲人大哥張嘴就唱，挺響亮的大白嗓子。唱了幾句，馬尾姑娘就打斷他，問我們：“你覺得這個怎樣？”我和SHUO對視了一眼，不知怎麼回答好，我只好說，“可能不是坐地鐵的人喜歡聽的”。
對話非常尷尬，她先是掏出一塊Iwatch，問我們怎麼用，又拿出一張印著“某網絡商務電子有限公司”的名片，問我們這公司是幹嘛的，能掙多少錢。在發現我們毫無幫助後，她就扯著盲人上了車。
這兩人和利生師傅常走同一條線，但會前後錯開，不乘同一列，這是地鐵裡默認的秩序。他來北京兩年多了，認識很多同行，哪條線查得嚴了，互相也會通通氣。有的人會做個巨大的牌子，寫上自己遭遇不幸的經歷，貼上殘疾證之類的各種證明。他不搞那些，他說，“你是殘疾就是殘疾，不是就不是，要那些證幹嘛？”他只有一個人，一個音箱，一首歌循環播。
那首歌叫《放下》，是首通俗佛教歌曲。“這個活太枯燥了”，他抱怨起來，“這一首歌天天聽，我都聽兩年了”。
“該換了”，SHUO說，“我們給你換一批歌單，你在地鐵上放，就變成是輸出的感覺——你有好聽的音樂，人家給你錢，都有付出。”
利生師傅沒說話，好像在琢磨，然後笑一笑說：“挺好的，明天試試吧。”
利生師傅在地鐵上
4月23日，十號線
SHUO準備五個優盤，分別存上每天的五首歌，標註了週一到週五。他掂了掂手裡的一把優盤，說，“會不會過幾十年，這五個盤成了丐幫傳世之寶。”
我接茬：“散落在江湖，人人都在尋找”。
“集齊這五個就能獲得神秘的發財力量。”
“哈哈哈，我操挺牛逼的。”
這天又換到了十號線。三點多，我們在下車的人流裡看到了利生師傅。我們在換乘臺階一旁的牆角坐下，SHUO掏出週一的優盤遞給他，“插一下試試。”
他用兩根蜷曲的手指夾住，插進音箱頂端的USB插口，擰開音量。鋼琴前奏響起：“Imagine there is no heaven, it’s easy if you try…”他目光平直地看向前方，聽得很認真，然後露出了微笑。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沒有說話。臺階下的通道人流量不大，零零散散的換乘乘客每隔一陣出現，匆匆走過。列儂的歌聲在磚面光潔空闊通道里迴盪，甚至有輕微的迴響。有那麼幾秒，我感覺彷彿置身某個電影場景，不大真實，好像有點感動。
“啥歌啊這是”，利生師傅扭頭問。
“《Imagine》。甲殼蟲，聽說過嗎？您覺著好聽不？”
“我聽不出來”，他笑起來，“英文歌啊？”
“對，試一下唄，這裡面好多都是英文歌，但好多都是特有名的，都是大家一聽就覺著聽過的。”
“這不行，還是得中文的，這他們欣賞不了，聽不懂的”，他直搖頭。
“他們不用聽懂。地鐵裡那麼嘈雜，詞不抓人，旋律抓人”，我們有一點急。第二首歌《What a wonderful world》開始了，中間有一小段《小星星》的旋律，SHUO趕緊說：“這段你肯定聽過，是吧？”接著到了林憶蓮的《搖擺口紅》——“林憶蓮知道吧，粵語，中文的！”到了Radiohead的《Creep》——“這首也是世界金曲！”可電吉他“沙沙”的失真音色響起，我們都不說話了，有點心虛。等有點躁的副歌過去，SHUO才說：“到這首歌高潮可以調小聲點兒……”
利生師傅只是搖頭笑，嘴裡小聲唸叨：“不行不行……”
耐心聽完五首歌，他站起身背上傢伙，“走走走，試試。”。
我們從他上車的前兩節車廂鑽進車門。車上人不少，過道里也站滿了人，但還沒到擁擠的程度，人與人之間隔出了空隙，曲折穿插是能通行的。我們站在門口的位置，朝後一個車廂看。大約過了十幾秒，列車行駛的噪音裡隱隱約約出現了音樂聲，他的平頭慢慢移動過來，音樂聲越來越清晰。他拎著開口的零錢口袋，朝邊上的乘客輕微轉身，一邊小幅度地點頭，吞吞吐吐地說：“行行好吧獻點愛心，家中發生嚴重火災……”沒有人有反應，有人扭了個角度背過他。從我身旁經過時，他轉向我，一個對視，繼續向前走。那眼神很深，像地下工作者接頭。
只走了五站，利生師傅衝我們使了個眼神，我們在太陽宮站下車。
“不行”，他搖頭，“他們聽了不適應，你看就一個小孩給了一塊錢”。
“不是，不能著急，你多做幾天對比一下，肯定不比原來掙得少。這歌至少比‘阿彌陀佛’好聽嘛”，SHUO說。
“我那個一放人家就知道了。這個不行，他們都沒有反應，沒有那種聽了一下特別驚喜的感覺。”
“那您得走慢點兒讓他們注意到歌對吧？您要想要那種一下吸引注意力的效果，在地鐵裡除非拉警報才行啊。而且現在人都很淡漠的，他可能聽到了也不表露出來，又不是演戲那麼誇張，對吧？”
他聽著“呵呵”笑，還是搖頭。
我趕緊說：“您要想吸引注意力真的可以改改說法，就自信點兒，說‘給大家分享一首好聽的歌’。”
“對！上來先亮一嗓子。”
“哎呀，像我們這種人，做這種事……”，他有點不好意思。
“不是不是，這個想法您要轉變過來。”
“你們這個歌不適合你知道吧。我們地鐵上都放那種有點小悲傷的那種，他們一看你，‘哎喲這個人怎麼怎麼……’對吧？就是要那種同情心，是那種心情。”
SHUO反駁他，“現在誰想在地鐵上聽悲傷的歌啊，對不對？其實您說同情心那種，大家也都知道那個套路了，也不一定給錢。還不如換成大家更願意聽的。”
“哈哈哈咱們可能達不成一個共識”，他還是搖頭，“就是要博取同情心，聽了想掏錢那個意思。分享歌還來要錢，人家就不幹了”。
“這就不是要錢了，您得換個方式想。您給人家提供音樂，人家付您錢。這意思就是我們是一樣的，平等的。就像您買一包子，一手給錢一手給包子。對吧？”
我和SHUO一人一句跟他解釋，跟傳銷組織洗腦似的。他只是笑，也不說話了。
那天晚上我有點沮喪。利生師傅跟我們的想法存在分歧。雖然費盡口舌地勸說，可我們都能看出他放歌時的渾身不自在。更何況，我們自己都沒有底氣，畢竟現實情況就像他說的，地鐵上的人毫無反應，就跟聾了似的。
我和SHUO在微信商量，他打算給利生師傅五十塊錢誤工費，讓他玩起來沒壓力。此外，他開始整理一份新的歌單，加入一批中文歌，包括大家耳熟能詳的趙雷、李志等等——雖然很不甘心。
說到一半，SHUO突然發來一句：“突然覺得……好無聊了……”
緊接著是下一句：“不行！自己不能輸！”
地鐵車廂內
4月24日，九號線
今天ASKO來了，在白石橋南站，SHUO把和利生師傅昨天的對話念給我們聽：“改改歌今天，英文歌粵語歌都不行，不適合我們，真的找不到感覺。你們認為的好歌曲，不一定適合我們，明天要試還是中文歌多一些。”他沒有收SHUO轉給他的誤工費。
我們沉默了幾秒，覺得之前想的真是太天真了。“哈哈哈”地自嘲了一陣，SHUO又冒出個點子：可以做個點歌APP，集合全北京地鐵裡的乞丐放歌，不同音箱設不同價位，跟打車軟件似的。連產品介紹的視頻都想出來了。“在一個悠閒的下午，‘地鐵幾號線有十個乞丐正遊手好閒’。你就可以坐在花園裡，給十號線的乘客點一首爵士。然後畫面轉到十號線，一個乞丐走來，爵士樂響起，車廂裡的每個人同時拿起一杯咖啡，抿一口。或者點一首電子，所有人站起來在車廂裡蹦迪。”
正說得漫無邊際，利生師傅來了條信息，他到了。我們往車門走去，不知誰說了一句，“撕開理想主義面紗的時刻到啦”。
他還是氣喘吁吁的樣子，但看起來心情不錯。
“今天怎樣？”
“四百多塊了，還是放我自己那首歌”，他笑容滿面。
“牛逼！”
SHUO帶了一個新優盤，存了一份40首歌的新歌單，中英文交替，加入了李宗盛、鄧麗君、萬曉利、趙雷、馬頔等等，他說給利生師傅聽，問他：“這些你聽過的吧？”
“有的我知道，但是地鐵上也不一定。”大概是因為掙得好，他今天說話很有底氣。
SHUO把優盤插進插口，居然接觸不良。幾個人蹲在牆邊搗鼓了半天還是播不出來，只好換回先前的優盤。
“那英文歌不行兄弟，他們不聽”，利生師傅又澆了盆冷水。
“沒事兒，不用行”，SHUO也不管了，“甭管他們聽不聽，咱自己玩。您也好好聽聽唄，咱今兒就是享受音樂”。
我們照樣在他前面車廂上車。今天的列車比昨天擁擠，人挨著人。但利生師傅經過時，人堆總會自動裂開條道。他依然點著頭，垂著眼，喃喃唸叨，緩慢地向前走。他一走到下一個車廂，我們就下車，往車頭方向趕。車門裡瀉出人流，我們閃躲著快步向前走，趕在關門前衝上他前面的車廂。這樣跑了一輪又一輪，ASKO被擠下了車。
車上有塞著耳機的年輕人，有小孩，有老外，有人護著行李箱，有人抱著包，在狹小的空間裡擠在一起。音樂由遠及近，逐漸清晰，又逐漸模糊。人們像被車廂裡凝滯的熱空氣和列車運行持續的轟鳴糊住了，一動不動，面無表情。從白石橋南坐到六里橋東，又倒回來，五六站裡只有零星一兩人掏錢。利生師傅經過時，只有我們轉向他，他再次抬眼看過來，搖了搖頭，眼神裡就寫著兩個字——“不行”。
軍事博物館站下了很多人，車廂一下子空了，除了坐滿的座椅，只有三五個人抓著扶手站在過道。我發現耳朵裡聽到的音樂突然變了——他切回了《放下》。我扭頭和SHUO對看了一眼，一起望向下一節車廂裡的利生師傅。他轉向左側座位，有一個女人掏包了。“謝謝謝謝”他慢慢地轉向右側座位，兩個，三個，左邊又來了第四個。
一下車，他就衝我們笑，同時抖了抖零錢口袋。他知道剛才的效果我們都看在眼裡。他這一站就掙了三十多塊錢。“怎麼著，再玩一圈啊？”他主動問。
SHUO皺了皺眉：“不了不了，主要是我新的優盤不能用，這些都是原來的歌，都不行，明天再換個新的盤試一下。”
“我說不行吧。那你們回去啦？要不我請你們吃個飯？”他很開心，賭贏了似的。
SHUO馬上表示應該由他請客。
“你們請我就不去了。那明天再說吧，多弄點那種經典的歌曲，旋律好的，大家一聽都熟悉的歌。”利生師傅特爽快地朝我們揚揚手，轉身走了。
我們倆呆在原地面面相覷。
“我操，這麼多！？”
“不是，這太詭異了，無法解釋。不對，不是音樂的問題，就是環境。”
“操，就是這幫人想給，什麼音樂他都想給。就是巧合！巧合！”
利生師傅（圖中穿運動鞋）在地鐵上
4月25日，九號線
還是老地方白石橋南，我們等著利生師傅。
SHUO回想起一週前他和漆伯、麥總選歌的那個下午。“我操！這個牛逼！”他模仿麥總一拍大腿，“我操！是不是！你看，首先把人情緒吊起來，接這首，對吧，再來個小起伏，最後收尾……”演完他說：“麥總簡直了，就他媽特別藝術。結果一播不是那麼一回事兒。真應該讓他來看看。”
這是最後一天了。利生師傅昨晚發來信息：“兄弟我們還是就這樣算了吧。”他估計是覺得放我們的歌耽誤掙錢，又不好意思收SHUO給的誤工費，不如早點結束了利索。SHUO考慮之後回覆：“那咱們再走最後一天，好好收個尾。”
利生師傅遲了好久才到，他被警察捉住了。在關門提示“滴滴”響的時候，警察衝進車廂把他揪了下來。軌警每月有抓乞討人員的指標。他被送到治安隊，教育幾句，籤張單子就放了。出了地鐵，他頂著太陽走了兩站地，才從另一站重新下地鐵，換了兩條線才到白石橋南，熱得滿頭大汗。
“被抓得多嗎？”我問。
“一年沒幾次”，他好像不當回事，“沒人舉報就還好。有的人就是會舉報你。人多的時候你往前擠也不行，他就罵你。還有人就拍你，有的小女孩拍著玩玩就算了，有人就對著你臉一直拍拍拍，你問他拍什麼他還跟你吵架。唉，壞的人多得是啊”。
在站臺椅子上歇了會兒。SHUO掏出一百塊錢，對他說：“咱們商量一下唄，我們就算僱你用這個音箱給我們放一小時歌，給您一百塊錢，行不行？”
“哎別別別”，他扭過頭。
“不是，咱們就算交換，也很正常，我們付錢讓您幫我們放歌，半小時一小時的，要不然覺得好像也老不給您錢……”
“不不不，我給你放不就完了嗎，沒事沒事。”
“您別不好意思啊，咱都是自己人，咱自己玩兒，就是怕耽誤你生意。”
“我就是跟你們玩兒，你們也搞不了啥，不是說錢這種東西。咱們就是兄弟是吧，我看你也挺實在的。我雖然說做這個，但是我也不在乎這些是吧？不是弄了新的歌嗎，來試一試試一試。”
SHUO也不再堅持了，遞給他一個新優盤，笑得很無奈，“我已經放棄這歌能掙錢了，就想放一放。”
他接過去插上，“你們這歌兒啊，不行。你看我昨天放自己的歌，人家看到我走過來就把錢準備出來了。有愛心的人我走好遠了人家都給你送過去。人家不想給，你站跟前半小時人家也不給你，對不對？你們這英文歌我也不懂，我放這歌人家不說我神經病嗎？”
“怎麼會”，時間說，“人家會覺得你品味特好”。
他笑了，看了看時間，問：“你們也真是，還幾個人搞這事啊？”
“團隊”，SHUO回答。說完我們都笑了。
時間說：“你放這歌不用覺著不自在，我們都在你周圍呢，都是你的後盾。”
“對”，SHUO說，“咱們現在也是一個團隊了”。
利生師傅哈哈笑，站起身說，“走，再試試”。
這個下午，九號線人不多。車廂裡明晃晃的，藍色的地面，灰白的車壁，兩排吊著的塑料拉環整齊、輕微地晃。兩排座位坐滿了人，還有八九個人站著，一箇中年女人垂著腦袋睡覺，腿伸得很長；對面穿襯衫的男人兩條胳膊支著膝蓋上的公文包，低頭愣神；倚著扶手的男青年抱著胳膊聽歌。很多人捧著手機，目不轉睛。列車裡有穩定轟鳴的噪音，廣播女聲報站：“列車運行前方，是白石子站……”有嬰兒的抽噎聲響起。
然後傳來了旋律，利生師傅走來，左邊的乘客沒有動，他向右走，依然沒有人動。他繼續向前，抱著手機的女孩不動聲色地向前挪了一步。他從女孩的背後走過，站在過道中間的中年人抬頭瞟了一眼，移動到車門旁邊。
利生師傅穿到了下一個車廂。他回過頭遠遠地望了我們一眼，扭回身，拉了拉腮幫旁的小麥克風，說：“給大家分享一首好聽的歌曲……”
依然沒人看他。他繼續向前，越走越遠。鄧麗君的歌聲在車廂裡飄揚，很溫柔：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張破碎的臉。難以開口道再見，就讓一切走遠……”
事情到這兒就結束了。我不知道該用什麼詞來指代它，項目或實驗？似乎都不是那麼回事兒。一個多月過去了，我還很清楚地記得最後一天下午，利生師傅和我們道別的畫面。他回絕了我們一起吃飯的邀請，站臺熙熙攘攘，他一邊走一邊回過頭衝我們抬了抬胳膊：“你們去忙吧，你們去玩吧！”那天我從長長的扶梯上地面，走出地鐵口，眼前一片光亮。有微風吹過，我透了口氣，感覺像早上醒來揉了揉眼睛。
五月我一直忙著出差，拖著這件事，遲遲沒有動筆。直到一週前，SHUO為一個法國的插畫師辦了一場很小的畫展，我在開幕Party見到他。他說，地鐵上悄悄拍的視頻都太嘈雜了，也怕剪出來會對利生師傅有影響，就決定不剪了。他們後來也沒再聯繫。那天我回到家，收到他的信息：“如果沒啥感覺也不用寫了吧。自己感覺感覺也行了。”我想了想，還是決定寫下來。寫這篇稿子的時候，我重聽了一遍歌單，真的特別好聽。
鄧麗君的專輯
—— 完 ——
題圖為利生師傅的音箱。除註明外，圖片均由採訪對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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