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发展至乾嘉时代，重视考据的汉学成为学术主潮，达到“家家许郑，人人服马”的地步。汉学之兴起原本是反对明心学空谈之弊病，但久而久之又沦为考证一些琐屑无用之事的空疏无用的地步。嘉道以后，重视经世致用的实学之风兴起，出现了很多关怀国计民生的学者，很多人熟知的龚自珍和魏源即是其中翘楚。
虽然龚魏并称，但二人究竟还是有所区别，相较于龚自珍，魏源似乎更接近于政务实践。魏源一生，真正事功之业绩并不多，或许因其幕僚身份，多数功绩隐于许多大吏身后。今人论及魏源，自然离不开他的那部皇皇巨著——《海国图志》，这也是中国近代史绕不开的文本。
魏源
魏源的这部《海国图志》始作于鸦片战争前后，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有关西方历史地理和军事的著作。这部书产生于鸦片战争之际，很明显是应对西方冲击危机而作，用魏源自己的话来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海国图志》问世之后，在中国本土影响并不是很大，19世纪中叶的中国，士林学界对于遥远的欧美政制地理并不关心，整个大清朝依旧浑浑噩噩。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就《海国图志》对中国的影响评价：
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三大主义，由今观之，诚幼稚可笑，然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
《海国图志》
梁启超对《海国图志》还有这样的评价：“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激刺，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不龟手之药一也。”很明显，梁启超的意思是说魏源的《海国图志》是激发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因素。持相同看法的还有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其著作《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对《海国图志》评论到：
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无不得《海国图志》，读之而愤悱焉！攘臂而起，遂以成明治尊攘维新之大业，则源有以发其机也。
梁启超和钱基博等人对《海国图志》在日本的影响评价很高，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首先，我们看看《海国图志》这部著作在日本的文本流传史。
1851年，驶往日本长崎的中国商船“亥二号”为日本带去了三册本的《海国图志》，是1847年出版的六十卷本暨魏源修订的第二版，这是《海国图志》与日本的第一次相遇。由于当时日本德川幕府执行“锁国令”，因为《海国图志》中涉及基督教等敏感内容被负责海关书籍检查的书物改役井兼哲向奉行所汇报，上交江户，由学问所、御文库、老中牧野中雅收去。1852年，商船又带去一部，长崎会所将之保存。
海国图志
虽然幕府禁了《海国图志》，但是随着日本危机的临近，幕府对这部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853年的黑船事件对日本震动很大，包括幕府在内的日本政治精英对域外知识有了很强的了解需求，1854年，日本政府解禁此书，同年分两批买入15部。
为了满足阅读需要，除引进原籍外，解禁后的《海国图志》在1854—1857年被集中翻版重刊二十余次，它不仅幕府政策参考用书，也成为幕府各藩开明派下级武士的必读之物，危机时刻它成为日本了解西方抵御外辱的知识指南。
那么，《海国图志》对日本究竟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或许与我们的常识并不那么一致，即便是在锁国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也并不是如同满清那么闭塞无知。德川幕府虽然从17世纪初就开始颁布“锁国令”，但是日本的国门并非是完全地、严丝合缝地闭锁。正是因为有一定程度的有限开放，所以在18世纪“兰学”会在日本兴起。
幕府将军
在“兰学”的背景下，从1744至1852年间，日本学者根据荷兰语书籍译述的各类“兰书”有480种；从1645年到1853年日本开国为止，国内出版的世界地理类书籍有338种。这也就是说，日本人当时对世界的了解是远胜于同时代中国人的。
1804年，日本幕府学者山村昌永更是以新井白石的《采览异言》为底本，参考了27种荷兰书籍、41种中国图书，修撰成一部十二卷的《订正增译采览异言》。这部《订正增译采览异言》基本涵盖了当时世界上五大洲的主要国家和重要地区。该书卷目编排以欧、非、亚、美洲为序，各大洲的“总说”部分又附有较为详细、精确的各大洲地图。
《订正增译采览异言》比魏源的《海国图志》要早了将近50年。除了《订正增译采览异言》之外，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日本还出现了很多有关欧美历史地理的著作，譬如司马江汉的《地球全图略说》，古屋野意春的《万国一览图说》。
《兰学》
中国的鸦片战争在当时很多中国士人看来不过是南方的局部冲突，但是对日本却有很大刺激，强烈的危机感使得日本民间对海外知识的渴求进一步增强。在此背景下，1845年，箕作省吾以德国人修伯纳的《普通地理学》及荷兰人普林森的《世界地理书》为底本写成《坤舆图识》五卷。
相较于幕府政治参考书性质的《订正增译采览异言》，《坤舆图识》是一部公开出版销售的书籍。该书刚一问世便成为畅销书，很有名的吉田松荫都也是这本书的读者。1846年，箕作省吾出版了《坤舆图识补》四卷。
《坤舆图识》与《坤舆图识补》共9卷，基本涵盖了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和地区。这两部书，除了地理知识方面的内容外，对美、法、德、俄、土耳其等主要国家的海陆军力、布防装备也有专门叙述。书中还以插图的形式介绍了主要国家的国旗、海军旗、商船旗图样;甚至还包括了亚里斯多德、亚历山大、彼得一世、拿破仑等欧洲著名人物的传记。
吉田松阴
正是因为有了《坤舆图识》与《坤舆图识补》，即便没有《海国图志》的传入，日本知识分子也早已“开眼看世界”，从世界地理知识传播的角度看，《海国图志》对日本的影响其实很有限。
那么为什么《海国图志》又对日本发生了很大影响，很受市场欢迎呢？答案就在《海国图志》内容里面。日本学者盐谷世弘在1854年出版的《翻刻海国图志》的序言中说《海国图志》虽“名为地志，其实武经大典”，而其“精华所萃，乃在筹海、筹夷、战舰、火攻诸篇”。
很明显，日本人看重的是《海国图志》的军事价值，它不仅 一部历史地理著作，更是一部军事教科书，其精华就在“筹海、筹夷、战舰、火攻诸篇”。南洋梯谦的《海国图志筹海篇译解》序中也指出，《海国图志》中的《筹海篇》乃是“天下武夫必读之书也，当博施以为国家之用”。
魏源与《海国图志》
日本的变革也不是开始于明治维新，事实上19世纪50年代的幕府就已经开始了变法维新，《海国图志》似乎就是幕府军事改革的一个外在驱动因素。1855年，幕府第一所近代的海军学校民崎海军传习所正式创办，德川幕府大佬阿部正弘亲自过问招聘海外教员及学员海外留学事宜。幕府大佬对于《海国图志》中的“筹海、筹夷、战舰、火攻诸篇”肯定有所借鉴。
魏源所著《海国图志》虽然在历史地理知识开拓方面对当时并不起多大作用，但是从军事角度出法，这部名著却成为近代日本军事变革的强大资源，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吊诡。魏源的眼光远超同时代人，但始终未能一展抱负，正如南洋梯谦所言：
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之用，而反被琛于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焉，而并为清主悲之。”
閱讀更多 朱言論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