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喋血街頭
1950年1月15日上午，貴陽市公安局直屬便衣隊第二小組組長張思國獲得一條秘密情報，國民黨重新整編的所謂“新編第一集團軍”（實際均由土匪組成）“少校聯絡參謀”鍾老四將於當天下午兩點前往第二區修福巷口的“成記茶館”與潛伏特務接頭。便衣隊立刻向局領導彙報，市局局長趙錦祿當即決定出動偵查員現場捉拿鍾老四。
其時貴陽剛剛解放兩個月，史料記載，“貴陽解放初期，匪亂蜂起，城鄉交通阻塞，物資不能暢流，工商資金枯竭，生產經營困難，市場極為蕭條。社會上流竄著大量散兵遊勇和遊民乞丐，煙館、妓院、賭場比比皆是……據統計，解放前夕，貴陽市有‘軍統、‘中統等特務分子一千四百多人，國民黨軍政官吏兩千四百多人，‘一貫道頭目一百多人，匪首四百多人，惡霸地主更是不計其數。解放以後，這些反動分子蠢蠢欲動，他們由分散到集中，由隱蔽到公開，破壞交通，攔截我運送糧、鹽的車隊，進而發展到暗殺、爆炸，直至組織武裝暴亂……”
警方估計，鍾老四此行的使命多半與上述破壞活動有關，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鍾老四就不會是一個人，很可能有匪特分子暗中保護。因此，我方執行該項任務的除偵查員外，還須出動公安部隊。趙錦祿隨即與駐貴陽的解放軍公安第八師師長汪乃貴聯繫，汪師長安排了兩個班的公安部隊戰士，屆時包圍“成記茶館”，以確保警方行動順利。
之後的事實證明這項措施非常有必要。鍾老四在下午兩點一刻進入茶館現場前後，我方便衣偵查員發現茶館內外有十多名鬼鬼祟祟之徒，或化裝茶客入內飲茶，或偽裝小販、路人在茶館周邊的街面上晃悠，還有兩個估計是頭目的傢伙，在茶館對面的茶葉店裡跟老闆“談生意”。
匪特一方並沒有察覺茶館已被公安部隊暗中包圍，鍾老四坦然進了茶館，上到二樓，在臨窗一副座頭從容落座，招呼跑堂送上茶水、點心。這一切，都沒有逃過化裝茶客在現場蹲守的偵查員的視線。主持這次行動的現場指揮、便衣隊指導員解登峰示意大家做好準備，只待和鍾老四接頭的主兒出場，就可以下手拿人了。不料，這時卻出了意外——
樓梯口忽然上來了一箇中年男子，此人名叫丁堅，系原國民黨貴陽市警察局第二分局的一名便衣刑警，解放後留用。這天老丁正好路過茶館，順便進來想跟成老闆聊幾句，打聽一下最近是否有刑事犯罪方面的“敏感對象”出入。老丁跟鍾老四是熟人，解放前沒少打過交道，此刻他甫一露面就被鍾老四發現了；幾乎是同時，老丁也認出了鍾老四。鍾老四是上了通緝名單的對象，老丁的身份現在已是人民警察，抓捕通緝犯乃是他的分內之責，當下便朝鐘老四這邊走過來。
鍾老四見老丁一邊走一邊把手往懷裡伸，知道這個熟人絕對不會掏香菸請他抽一支什麼的，而是掏槍——抓住通緝對象，那可就立了大功了！鍾老四也不含糊，兩人幾乎是同時拔出手槍。刑警老丁與慣匪鍾老四相比，臨場應急反應和槍法都略遜一籌，結果，老丁被擊傷，倒地時還了一槍，但沒擊中目標。這時，張思國等便衣偵查員都拔槍在手，喝令鍾老四“放下武器”。鍾老四的身手甚為敏捷，趁偵查員們尚未對其形成合圍，縱身躍上窗臺跳了下去。
茶館已被公安部隊包圍，公安戰士聽到槍聲，紛紛從埋伏點衝出來，見有人跳樓，立馬蜂擁而上。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情況再次發生——鍾老四從二樓跳下，雙腳剛剛沾地，砰的一聲槍響，就被從對面香燭鋪裡射出的一發子彈擊倒。混亂之中，帶隊的公安部隊排長還以為是自己的部下開的槍，急得破口大罵。繼而，有戰士辨別出槍聲來源，立刻衝進對面的香燭鋪。店主說開槍者已經從後門逃竄了，幾個戰士趕緊追出去，四周都找遍了，卻沒發現開槍者的蹤影。
現場這些人中，最著急的是領隊抓捕鍾老四的解登峰。時年二十六歲的解登峰也非凡品，鍾老四跳樓後，他毫不猶豫地跟著跳了下去。見目標中槍倒地，他頓時心裡一沉：完了！
這一槍把鍾老四的腹部打了個窟窿，鮮血汩汩而流。解登峰問周圍誰帶著急救包，話音未落，已有七八個遞過來。可是，鍾老四傷勢嚴重，急救包根本止不住血，偵查員攔下一輛馬車，將其急送市工人醫院搶救。匆匆把鍾老四抬進搶救室，解登峰要求醫生一定要把人救活，醫生看著奄奄一息的鐘老四搖搖頭：“懸……”
在注射了強心針和強效止痛藥後，鍾老四終於甦醒。醫生判斷傷員堅持不了多久，示意偵查員有什麼話趕緊問。解登峰不是貴州人，不通貴州方言，擔心交流有障礙，故讓本地出身的偵查員倪長慰出面訊問，問的內容自然是鍾老四此行要向什麼人傳達什麼指令，以及指令來自何方。鍾老四雖然醒過來了，但思維不是很清晰，強撐著開了腔，卻是抱怨自己人衝他開黑槍，開槍的就是上峰指派給他的護衛。就這樣斷斷續續說了片刻，方才說到正題，他此行是奉命傳遞一道口頭指令，這道指令的主要內容就三個字——耿舞莎。關於這三個字，只有一個簡短的說明：忠心耿耿的耿，跳舞的舞，莎草的莎。
解登峰追問他是奉了誰的命令、向誰傳達這道指令，但鍾老四再次陷入昏迷。趕緊請醫生繼續搶救，卻是迴天乏力，鍾老四再也沒醒過來……
這下解登峰就頭疼了。之所以要抓捕鍾老四，就是想獲知他到底要向何人傳達密令。鍾老四不知密令內容這一點事先倒是在估料之中——他不過是匪特的一個交通員，不大可能知曉由他本人傳達的密令內容。原先警方的打算是，在現場把上下家一併拿下，從下家身上順藤摸瓜追查下去，可計劃趕不上變化，下家沒露面，鍾老四又被滅了口。那麼，是否可以從現場抓獲的其他匪特分子那裡追查線索呢？這也是趙錦祿局長在接到解登峰的彙報後提出的問題。對此，解登峰只有苦笑的份兒——
現場中槍的另一個傷員是留用刑警老丁，他也是腹部中彈，但位置偏下，傷的是腸子，經搶救撿回了一條命。原以為事先化裝潛伏在茶館內外的十幾個可疑分子是鍾老四的同黨，可槍響後，這些人卻沒有掩護鍾老四，反倒是一副茫然無措的樣子，甚至都沒有反抗，就按照公安人員的指令抱頭蹲下，束手就擒。押解到附近派出所一訊問，這十四人是歹徒不假，不過跟鍾老四沒有關係，跟匪特方面也沒有牽連。他們是一夥郊區的強盜，進城來為的是綁架一個事先看準的頗有錢財的老頭兒。被這夥強盜作為目標的老頭兒叫蒙先施，曾經營妓院、煙館，但已於貴陽解放前三個多月歇業，此後一直在家養老。不料，蒙先施還沒出現，卻誤打誤撞進了警方的埋伏。
聽了解登峰的彙報，曾在八路軍一一五師和第二野戰軍第五兵團一旅擔任過保衛部門領導的趙錦祿分析，鍾老四的護衛發現鍾老四已經暴露，竟然冒險開槍將其擊斃，說明鍾此番所要傳達的密令非常重要，由此，其上峰才暗中向鐘的護衛下令，一旦情況有變，不惜一切代價滅口。既然如此，弄清敵方這個密令的內容，就成了警方的當務之急。趙局長果斷下令：由便衣隊抽調精幹偵查員組建專案組，務必在最短時間內破解三字密令的秘密，粉碎敵人的陰謀。
二、分頭調查
當天傍晚，由解登峰擔任組長的專案組成立，正式組員有五人，除解登峰外，另外四位是燕生南、張思國、王興青、倪長慰，他們都是原地下黨或者南下幹部。另有三名非核心組員謝龍王、普高明、金念傑，都是留用刑警。解登峰向眾人介紹了案情後，八名偵查員的首要議題就是：“耿舞莎”這三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
輪流發表意見後，解登峰對眾人的分析進行了彙總——
“耿舞莎”有可能是某人的名字，也有可能是化名、代號或者暗語。為方便敘述，這裡暫且把匪特方鍾老四那夥稱為“上家”，應該和鍾老四接頭但始終沒有露面的那一方稱為“下家”。上家決定交給下家一樁使命，其內容無非有二，一是下家以後接受專人領導，此人的姓名（化名）或者代號是“耿舞莎”；二是上家指令下家對被稱為“耿舞莎”的對象執行特殊使命，如策反、密裁或者獲取武器、經費、器材等從事匪特活動的必需品。
從鍾老四臨死前交代的密令僅有短短三個字這一點來看，不管是上述情況中的哪一種，都須有一個前提方才顯得合理，那就是之前上家方面曾跟下家有過接觸，密議過接下來要進行的相關活動，雙方商議時提出過幾個不同的對象，但未曾最後拍板。之後，上家經過一番權衡，在那幾個對象中定下了具體人選。鍾老四此番潛入貴陽，在“成記茶館”約見下家，就是前來告知對方這個具體對象是誰的。
接著問題就來了。這麼一樁事兒，並不算複雜，無非就是通知對方三個字而已，為什麼要採取當面接頭的方式告知呢？其他方式不是更簡單嗎？比如發送密電、郵寄密信，或者在預先約定的地點，類似公園某處的座椅底下、冷僻角落的電線杆等交接情報的首選位置塞一張紙條即可。可是，對方偏偏正兒八經地指派鍾老四這樣一個資深聯絡參謀出面，而且要在茶館這樣的公共場所接頭。不但如此，上家還特地指派刺客監督鍾老四，倘若發生不測，就擊斃鍾老四滅口。
可以簡單解決的問題卻不按簡單的路數走，偏要舍易求難，捨近求遠，繞一個大圈子，據此，專案組有理由相信，這道短短三個字的密令背後肯定隱藏著非同尋常的內容，如若被匪特方面付諸實施，對我方造成的後果可能難以想象。因此，必須儘快破解這個難題，查明一應情況，防患於未然。那麼，如何才能破解這個三字密令呢？專案組準備同時進行以下幾方面的調查——
其一，以市局名義指令全市九個區的公安分局在戶籍檔案中查找“耿舞莎”的線索。這個措施看上去顯得有些多餘，匪特不至於犯這樣的低級錯誤，竟然對工作對象直接使用真名。不過，作為偵查程序，還是需要走一走的。如果運氣好，意外獲取破案線索，那就最好不過了；其二，向提供鍾老四將在“成記茶館”與人接頭這一消息的耳目瞭解該信息的來源，循跡追查，指望能夠有所收穫；其三，向“成記茶館”東夥瞭解鍾老四以前出沒該茶館時與人接觸交往的情況；其四，向茶館對面的香燭鋪了解那個射殺鍾老四的刺客藏身該店的情況；其五，調查鍾老四在貴陽的社會關係。
調查工作從案發次日上午開始。先說去香燭鋪調查的情況，負責此項調查的是王興青、謝龍王二位偵查員。
“大行香燭鋪”是一家已經開了三十年、經歷了兩代老闆的老店鋪，由於其自制的香燭中摻雜了從苗族山寨弄來的特殊香料，香味比一般的香燭好聞，據說還有養生保健作用，生意一向很好。三十年前剛開張時只有半個門面，以後逐漸擴張，眼下已經是三開間門面，前後三進，前店鋪後作坊，形成了自產自銷兼帶批發產品的格局。王興青、謝龍王兩人上門時，老闆朱一俊正在後面作坊指導夥計加工產品，聽學徒小吳來報，不敢怠慢，立刻三步並作兩步出來接待。偵查員瞭解下來，原來，化裝成商人模樣的鐘老四是與那個看似伴當的護衛一起來到香燭鋪的。
舊時貴州黑道各幫夥之間經常火併，不管哪一方死了人，都得收殮發喪，而“大行”其名合乎迷信說法，因此這些人幾乎都到朱老闆的店裡來採購香燭紙錠等用品。這樣來往多了，朱老闆對黑道的情況也略有了解，知曉鍾老四有點兒名氣。當然，鍾老四是不知道香燭店老闆對他有印象的，否則，他就不會進來了。
鍾老四和護衛兩人進門時，朱一俊正好從後面作坊走進櫃檯。最初他沒認出來人是鍾老四，鍾老四開口詢問“貴號老闆在嗎”，朱老闆定睛打量，這才認出來。不過，朱老闆倒也沒把對方當作煞星看待。他早就知道這人跟各路土匪都混得不錯，說不定本人也是土匪，國民黨警察局明知他和土匪的關係也沒難為他，還跟他稱兄道弟。貴陽市軍管會公安部（即貴陽市公安局，兩塊牌子一套班子）所張貼的通緝令中雖然有鍾老四的名字，但那時剛剛解放，民心不穩，對國民黨很快會“光復”的說法，還是有不少人相信的。朱老闆為以後打算，自是不敢得罪這號人物，這也是當時民間的普遍心態。而且鍾老四和那些罪大惡極的通緝犯不同，他身上並無血債，即便上了通緝名單，也算不上什麼重要人物（朱老闆自然不知其“聯絡參謀”的身份）。當時像鍾老四這種雖然上了通緝名單，還明目張膽在大街上晃悠卻無人舉報的不在少數。
於是朱老闆上前應對，詢問對方要買些什麼貨品。鍾老四沒有向朱老闆作自我介紹，只是指了指另一人說：“這位是龍先生，是從安順過來的，想進些香燭，請老闆跟他說說貴號的貨品情況。”
朱老闆趕緊把“龍先生”讓到店堂一側接待客商的雅座，吩咐學徒奉上煙茶。“龍先生”搶先一步在面朝店外的那個位置上落座，鍾老四朝他點點頭，說那你跟老闆聊聊，我出去一趟，回頭辦完了事過來一起走，說完就出了店門。朱老闆與“龍先生”對面而坐，先是說了幾句客套話，然後轉入正題，說起了香燭產品的情況。剛聊了沒幾句，忽聽外面傳來兩聲槍響，面對大街而坐的“龍先生”臉色倏變，像驟然鬆開的彈簧那樣一躍而起，撲到窗前時，手裡已經握著一把手槍。
朱老闆還沒明白髮生了什麼狀況，看到對方的手槍，不由大驚失色，下意識地朝窗外張望，只見從對面茶館二樓跳下一個人來，跟著，“龍先生”的槍響了。打出一槍之後，“龍先生”離開窗前，竄進櫃檯後面的營業區，轉瞬消失在那道通往後堂的門內。等到外面那些穿便衣的公安部隊戰士衝進香燭鋪子，朱老闆估計那位“龍先生”早就逃得不知去向了。
問過朱老闆，兩個偵查員又分別向店裡的全部店員及後面作坊的夥計瞭解情況，所說跟朱老闆大同小異，沒有人曾經見過或者聽說過這位“龍先生”，當然也就談不上提供相關信息了。王興青問朱老闆店裡是否還有其他人，朱答稱還有一個學徒小張，被差遣去給客戶送貨了，已經去了一陣，按說應該回來了。正說著，小張進了門。偵查員問下來，竟然問出了意想不到的情況——與鍾老四一起來的還有一人，巧得很，小張認識，這人以前和小張家做過街坊。
據小張說，昨天出事前，他被老闆差遣去送貨，出門後剛剛走到隔壁竹器店門口，就看見鍾老四三人出現在香燭鋪門前。小張一眼就認出其中一個矮個子是以前的街坊，姓宋，因為長著一雙三角眼，人送綽號“宋三角”。四年前小張家搬遷，就再沒跟“宋三角”見過面。昨天，“宋三角”、鍾老四及另一個男子來到香燭鋪門口後，四下警惕觀察一番，鍾老四跟“宋三角”低語幾句，就和另一男子進了店堂，“宋三角”則朝西面走了。
王興青、謝龍王向解登峰彙報了上述情況，解登峰讓他倆接著往下查摸這個姓宋的主兒，調查過程中可以見機行事，如果正好撞到，那就當場逮捕；沒把握的話，就設法弄清楚其落腳處，由專案組另外安排力量抓捕。總之，一定要弄個活的“宋三角”過來。
香燭鋪學徒小張以前住在三段巷，王興青、謝龍王便前往三段巷的管段派出所瞭解“宋三角”的情況。派出所留用警察老邢說這個姓宋的我知道，叫宋德安，是個地痞，幫會人士，跟土匪也有來往，早先確實在三段巷住過數年，大約是在前年春上舉家搬離，去了哪裡不清楚，不過，戶籍檔案裡應該是有的。說著，他就搬出一堆戶籍資料讓兩個偵查員翻查。王、謝找到了三段巷的居民戶籍舊底卡，可是，逐張查閱下來，卻沒發現宋德安的名字。
老邢問偵查員知不知道宋德安住在幾號。這個，王、謝說不上來。小張提供情況時他們倒是問過的，但小張並不清楚具體門牌，只記得“宋三角”住在巷底那一段。那是一條斷頭巷，不是必經之路，平時小孩子們是不到那裡去玩耍的。好在想要查清楚這一點倒也不難，去三段巷問一下就是了。
半個小時後，老邢返回，說宋德安一家以前住的房子是三段巷133號，那是惡霸許鬍子的房產，據說是無償提供給宋德安一家居住的。宋德安是貴陽郊區人，早年曾當過軍閥部隊的兵，離開軍隊後就留在貴陽市內混世界。1948年初，許鬍子病亡。其子是國民黨軍隊的少將旅長，回貴陽料理完喪事，就把三段巷的房子賣掉了，宋德安只好攜家小搬離，去了哪裡誰也不清楚——這就是宋家沒有戶口的原因。
偵查員又去找惡霸許鬍子的家屬瞭解宋德安的情況。許鬍子的那個旅長兒子已經去了臺灣，三個女兒倒是都嫁在本地，而且查到了住址。不過，一一登門走訪下來，都說不知道其父把三段巷的房產無償提供給宋德安之事。她們以前只聽說那房子給人住著，以為是其父出租的，至於房客姓什麼叫什麼、跟其父是什麼關係，一概不知，許鬍子沒有告訴她們，她們也不可能打聽。
“宋三角”這條線索就這樣斷了。另一路由專案組長解登峰和留用老刑警普高明對“成記茶館”東夥進行的調查也沒有進展。
“成記茶館”的老闆成興發具有尋常茶館從業者那種八面玲瓏的本領，見偵查員登門，自是熱情相迎。調查剛開始時，解、普兩人倒是覺得有點兒希望的，據成老闆說，他跟鍾老四熟識，解放前鍾老四經常跟黑道白道人士在“成記茶館”喝茶談事兒。剛想盯著往下打聽，卻不料成老闆話鋒一轉，說鍾老四具體幹了些什麼我不清楚，我和他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他做了什麼事兒不可能跟我說。
偵查員說：“那就說說15日鍾老四來茶館的事兒吧，之前鍾老四是否去過你的茶館？”
“解放後再沒來過，哦，除了15日那天。”成老闆說，“偶爾聽其他茶客喝茶閒聊時提到鍾老四，都說他去了雲南，也有人說他到泰國做生意去了。幹我們這行的，比較關心時政，每次公安局把通緝令、佈告什麼的張貼到茶館門口，我都會仔細瞧瞧。解放兩個月來，公安局一共張貼過九批通緝令，最後一批上面有鍾老四的名字，不過排在最末，也沒說具體罪行，就說是土匪，我估計他的事兒不算太大。15日他突然出現在茶館，我確實嚇了一跳。正猶豫著是不是要向公安局報告，槍就響了……”
其實，這位成老闆的心思跟香燭店的朱老闆差不多，都是牆頭草，都在觀望，都不願意跟鍾老四這路人馬上翻臉。對此，偵查員心知肚明，但目前不宜深究。接著又問出事以後茶客議論了些什麼，是否提到過鍾老四或者和鍾老四有關的人與事，成老闆只是搖頭。如此，對“成記茶館”的調查暫時告一段落。
按照分工，偵查員燕生南、金念傑負責調查鍾老四的社會關係，這活兒涉及的範圍比較大，兩個人商量下來，決定先跑看守所和監獄，向關押著的那些與匪特、惡霸沾邊的傢伙瞭解鍾老四的情況，忙碌了兩天，無甚發現。
與此同時，專案組也彙總了各分局報來的在戶籍檔案中查找的結果，全市二十四萬有戶籍登記的居民中，姓耿之人倒是不少，但沒有一個叫“耿舞莎”的，連諧音都沒有。如此，這條路也走不通了。
三、走訪耳目
目前專案組所進行的調查，只剩下一路還有希望。前面說過，鍾老四進城和下家接頭交代重要使命的情報是張思國從耳目處收集到的，因此，專案組把這條線索作為主要偵查方向，指派張思國與另一同系接管幹部身份的貴陽籍偵查員倪長慰負責。兩人接受任務後，掌握耳目情況的張思國向倪長慰簡單介紹了相關情況——
提供鍾老四進城情報的耳目名叫汪宏鈞，三十六歲，原是米廠機修工，抗戰中期應徵入伍，在國民黨軍隊當了一名汽車修理兵。到抗戰勝利退伍回到貴陽時，他已經掌握了修理汽車、摩托車的技術，自己開了個修車作坊。汪早年即為幫會人士，而且輩分還不低；平時為人豪爽仗義，江湖朋友頗多，遍及三教九流多個行業。時間稍長，幾個經常去修車的警察局刑警發現汪宏鈞那裡是個收集信息的好處所，就把他發展為耳目，每月開一份津貼，如果提供的情報有價值，還額外有獎金。貴陽解放後，公安局掛牌的次日，舊警局負責跟汪宏鈞聯繫的那個老刑警張菊初交出了這個耳目關係，市局領導經過研究，決定讓張思國接替張菊初，繼續保持與汪宏鈞的聯繫。
那麼，鍾老四秘密進城，汪宏鈞是如何知曉的呢？這個，張思國卻不清楚。當初從張菊初手裡接收耳目關係時，老張介紹了這一行的規矩：耳目只提供情報內容，不透露來源。張思國一直遵守這個規矩。但現在情況不同了，鍾老四被滅口，三字密令無法破解，他和小倪必須說服汪宏鈞，讓汪說清楚消息來源。
兩人隨即登門拜訪。此時汪宏鈞已經得知鍾老四被打死的消息，見偵查員上門來問情況，知道這事鬧大了，不免忐忑。果然，張思國告訴老汪，說市局已正式立案，我和小倪都是專案組成員，請把您知道的情況毫無保留地告訴我們，這關係到我們的破案工作，希望汪師傅理解。到這個份兒上，汪宏鈞知道警方是志在必得，老規矩再也行不通了，只得告訴偵查員，這個消息來自他的徒弟小林。
小林是去年由汪的老友王思祖作保介紹過來學手藝的，現年十七歲。這小夥子外表看似木訥，實則心眼玲瓏剔透，學修車技術上手很快，半年下來竟已超過比他先進門一年的師兄，汪宏鈞很喜歡他。小林自幼父母雙亡，是長其十八歲的姐姐林碧蓉把他撫養大的。林碧蓉的命也不大好，十七歲出嫁，兩年不到就死了丈夫。婆家是資本家，跟她有個約定，若二十年內不改嫁，她和丈夫的房產就歸她。於是，林碧蓉就一直沒有改嫁。
小林長期跟姐姐住在陝西路的那套房子裡，直到去年跟汪宏鈞學手藝，算是長大成人進入社會，這才離開姐姐，搬回祖屋獨自居住。當然，姐姐對弟弟是放心不下的，讓小林隔三差五就去她那裡一趟，姐弟倆一起吃個飯，說說話。林碧蓉蠻會做人，知道弟弟學手藝必須有師傅幫襯，每月總要讓小林把汪宏鈞請到她那裡吃頓飯，臨走奉送幾包香菸之類的禮品。
汪宏鈞不是那種貪圖便宜的角色，再說他修車技藝了得，社會上求著他的人不少，想請他吃飯的大有人在，有時候簡直難以應付，但他對於林氏姐弟的邀請從來不打回票。這是因為他另有所圖——他還兼著一份給警方當耳目的隱秘職業，需要情報來源。跟林碧蓉接觸，可以獲得他在其他渠道通常難以獲取的信息。並不是說林碧蓉本人有多麼重要，而是林碧蓉的相好鍾老四，此人的行蹤就是一份警方感興趣的情報源。
貴陽解放前，林碧蓉與鍾老四就明鋪暗蓋頻頻來往，街坊鄰里都是看在眼裡的，假裝不知道而已。這個情況，消息靈通的汪宏鈞自然也早就瞭解。正好他收了林碧蓉的弟弟小林為徒，時不時被邀請前往林家喝酒吃飯，就趁機暗暗探聽情況。
汪宏鈞比較注意個人安全，為防止自己的線人身份暴露，他每次登門都選在鍾老四不在場的時段。貴陽解放後，鍾老四搖身一變，成了“國軍少校參謀”，但做的具體工作仍舊是跑交通，還是要化裝進城。自己的家肯定是回不了的，林碧蓉家也只是偶爾去一趟。那麼，他和林碧蓉在哪兒幽會呢？林碧蓉自從喪夫之後，篤信佛教，每月總會選幾個好日子去東林寺燒香拜佛。鍾老四乾脆在寺廟旁邊租房，設了一個匪特分子聯絡接頭的秘密交通點，隔三差五去那邊待著，趁機與林廝混。
1月14日，農曆十一月廿六，是林氏姐弟的父親去世十五週年紀念日。上一天林碧蓉就跟小林說好，兩人要去東林寺燒香拜佛，這是每年雷打不動的慣例。小林馬上跟師傅說了此事，要請一天假，汪宏鈞自是一口答應。14日下午，鍾老四趕到東林寺，說要請姐弟倆吃晚飯。林碧蓉擔心天晚了回城有問題，鍾老四說他已經安排好，屆時有手下弟兄備馬相送，即使城門關閉（為防匪徒武裝侵犯，解放軍貴陽警備區不定期夜間關閉城門），城外也安排了備宿點。如此，林碧蓉就同意吃了晚飯再回城。
當天傍晚，鍾老四在租居內備了酒菜款待林氏姐弟。鍾老四貪杯，對酒的喜好甚至超過女人，喝了酒就胡吹亂侃。他這個少校參謀是國民黨方面胡亂封賞的，根本沒接受過正規訓練，連起碼的保密意識也沒有人給他提醒過。興致所至，他不但會向相好林碧蓉說些機密，有時林碧蓉的弟弟小林在場時他也會滿嘴跑火車。鍾老四15日下午將去“成記茶館”跟人見面的信息，就是次日上午小林上班後跟汪宏鈞聊天時說的。
聽汪宏鈞如此這般說了情報來源後，出於慎重，張思國、倪長慰還是讓汪宏鈞通知徒弟小林來派出所，他們要當面向這個少年核實情況。偵查員跟他聊下來，又獲得了一條之前小林沒跟師傅說起過的信息：據鍾老四說，他現在是“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潘方俠長官的下屬。該軍在貴陽城內設有幾處聯絡點、情報站，還有秘密組織，力量強大。當時小林聽著覺得十分驚訝，鍾老四還要繼續吹下去，卻被林碧蓉打斷，說老四你跟一個孩子說這些幹什麼，接著就把話題岔開了。
張思國、倪長慰認為，可以以此為切入點繼續往下追查。向專案組長解登峰彙報後，解登峰深以為然。正好其他幾路人馬都無功而返，解登峰遂決定把所有偵查員都集中到這一路進行調查。
專案組分析下來，認為具體情況還有待於當面向林碧蓉瞭解。1月18日晚上七點多，張思國、倪長慰、金念傑、普高明由小林引路，前往其寡姐林碧蓉家。誰知，待偵查員找上門去，林碧蓉卻不見影蹤了！
四、昏迷不醒
林碧蓉家住陝西路，在小林帶領下，幾位偵查員來到林家門前，卻是鐵將軍把門。小林覺得奇怪，說我姐晚上從來不出門的，今天這是怎麼了？一邊說著，一邊掏出鑰匙開門，說要不咱們先進去坐一會兒，天兒冷，我給大夥兒沏壺茶，我們邊喝邊等。
幾人進門，偵查員出於職業習慣，自是裡裡外外各處查看了一番，未發現可疑跡象。於是，就坐下喝小林泡的大葉茶，一邊喝一邊向小林打聽林碧蓉平時的生活情況。看時間已經過去個把小時了，還不見林碧蓉回來，小林有點兒著急了。偵查員也隱隱覺得似乎不對頭，張思國說要不咱們問問鄰居，沒準兒她出門時給鄰居留了話讓轉告小林呢。
這時已是晚上八點多，偵查員敲開了右鄰鬱家的門，鬱家女主人說下午四點半左右林碧蓉隨一箇中年男子出門了，臨走時給左鄰黃大嬸留過話，說的什麼不清楚。偵查員又敲開左鄰家門，黃大嬸說有這事，下午四點半前後有個男子來找林碧蓉，本地口音，穿灰布長衫，沒戴帽子，前額垂下一撮白髮，其餘頭髮倒都是黑的。那人可能是第一回來林家，這一帶都是三家合用一塊門牌，林碧蓉、鬱家、黃大嬸都是231號，那人先上了黃大嬸家，一問林碧蓉是住在隔壁，告了聲“打擾”，又去敲隔壁的門。林碧蓉開門，把來人讓進屋。也就不過待了三五分鐘，那人和林碧蓉一起出來了。林碧蓉鎖上門，來到黃家門口，沒進門，就在外面對黃大嬸說她和這位朋友去外面走一趟，晚飯不回來吃了，但晚上肯定會回來，如果一會兒小林過來，請黃大嬸轉告一聲，讓他自己下碗麵條吃。黃大嬸一直等到天黑也沒見小林回來，料想晚飯是在修車作坊吃了，也就把這事放下了。
小林聽著，愈加忐忑不安，說他姐姐平時很少跟外人交往，怎麼會跟著一個陌生男子外出吃飯呢？張思國安慰說，這個男子未必是陌生人，儘管他敲錯了門，但這隻能說明他沒來過這裡，並不一定不認識你姐姐，否則，你姐怎麼會讓他進門說話呢？至於出去吃飯，也不一定是那個男子請她赴宴，有可能是請她去某一個地方跟某人見面，她從時間上推算，認為來不及回家吃晚飯了，所以留言請黃大嬸轉告。
一番話讓小林心下稍安，可他不知道，幾個偵查員心裡比他還要忐忑。林碧蓉是專案組急於接觸的對象，破案的希望就在她身上，如果她失蹤甚至被害，手頭的線索可就全都斷了。那麼，眼下這個情況，該怎麼辦呢？正一時沒主張的當兒，專案組長解登峰帶著偵查員燕生南過來了。
張思國等人七點多就出去了，到現在還沒任何回信，不知他們找到人沒有，解登峰越等越心焦，乾脆和燕生南一起過來看看。剛剛問明一應情況，正在盤算如何應對眼前的情勢時，林碧蓉卻回來了。
林碧蓉是被一輛黃包車送回來的，車子在門口停下時，車伕按了下車鈴。屋裡的偵查員馬上出門查看，見林碧蓉歪倚在篷廂座位上，挨近前去欲待細看，馬上聞到一股濃重的酒氣。車伕見這戶人家一下子冒出這麼多公家人模樣的漢子，擔心惹上麻煩，連車錢也沒敢要，待小林把林碧蓉扶下車，調轉車頭就要離開，被張思國攔下，說師傅稍等，車錢我們是要付的，不過，你先給我們說說，這個乘客是怎麼坐上你的車的？
車伕說最近幾天晚上坐車的客人很少，他在外面轉了好一陣也沒有人招呼要坐車，天有點兒冷，不好受，尋思回家算了。回家途中經過樂群路（今合群路）狀元街（今夏狀元街）時，在路口被這個女乘客招手喚停了。當時她還沒有如現在這般醉成一攤泥似的，神志還算清醒，不過好像已經站不穩了，扶著電線杆硬撐著，是車伕把她攙上車的。
說話間，小林又是搖晃又是呼叫的想把姐姐喚醒，但林碧蓉沒有反應。專案組長叫過車伕，亮出證件，說我們是公安局的，正在執行任務，請你把這人送到醫院去，車錢回頭一併支付。
把人送到醫院，立刻抽血化驗。化驗結果，林碧蓉體內並無酒精檢出。醫生皺起眉頭，說看來這個女人是著了什麼人的道道兒了。不過，她身上這麼濃的酒精味兒又是怎麼弄的呢？解登峰意識到遇上了一個書呆子，忍不住笑著說如果我拿一瓶烈酒潑在你身上，你身上有沒有酒味兒？醫生恍然，說原來如此，那麼這個女人一定是被人下了藥。同志，聽口音您是北方人吧？您可能不知道貴州這地方給人下蒙汗藥的手段，那都是深山老林裡的獵戶祖傳下來的方子，猛獸都不在話下，別說麻翻一個人哩……解登峰打斷他，那你還不趕緊搶救！這個人對於我們的破案工作非常重要，無論如何要讓她清醒過來！
那個年月的醫療手段遠比現在落後，貴陽這樣的城市與北京上海南京廣州等大都市相比，更不在一條水平線上。醫生對林碧蓉的搶救，不過就是使用可以促進肝臟腎臟代謝的藥劑，加快將體內不知名目的有毒藥物排洩出來。如此一連掛了三瓶鹽水，林碧蓉仍舊昏迷不醒。由於不知毒物的成分，醫生束手無策。
就這樣，林碧蓉莫名其妙地成了植物人，直到兩個月後由小林的師傅汪宏鈞請得一位彝族老人來診斷，灌了一劑自己配製的草藥，林碧蓉這才甦醒過來，但記憶力大受影響，所有熟人中只認識嫡親弟弟小林。這時，案子已經破獲，專案組也已解散多日。
那麼，斷了林碧蓉這條線索，案子是怎麼偵破的呢？實際上，破案的線索還是循著林碧蓉其人追查下去的，不過不是查她本人，而是查她被害的情況。
調查是從林碧蓉被害的次日，即1月19日下午開始的。那天下午，王興青和另外三個偵查員把黃包車伕老朱帶到昨晚林碧蓉上車的地點樂群路狀元街路口，請其現場陳述了當時的情況。偵查員分析，林碧蓉是在家裡的時候突然被人請出門的，給鄰居留話讓轉告其弟小林自己做晚飯，說明可能來人已經道明要請她出去吃飯，或者不是專為請吃飯，但提及過晚飯就在外面吃了。她是在樂群路狀元街路口迷迷糊糊叫了老朱的黃包車的，那麼其用晚餐的地方應該離現場不遠。因此，偵查員決定訪查現場附近方圓一里地之內的所有飯館。
至當天晚上九點，偵查員跑遍了劃定範圍內的大中小共十九家館子，從老闆、賬房一直問到每個跑堂，昨天夜市竟然沒有一家接待過具有“一撮白”特徵的中年男子和與林碧蓉的體貌特徵相符的女性顧客。
當天深夜，專案組開會分析了情況，從想到的幾種可能中選擇了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種：林碧蓉可能是被“一撮白”帶到其他地方去吃的晚飯，藥性開始發作時，“一撮白”或其同夥把她送到樂群路狀元街路口。當時林碧蓉尚未完全喪失神志，還知道自己叫車回家。如此，那就得把調查範圍擴大到全市各區了。
從次日開始至1月22日，專案組偵查員全體出動，分頭走訪全市九個區的所有飯館和飲食店攤。可是，三天跑下來，還是沒有獲得任何線索。到這時，大夥兒只好不無沮喪地面對最後一種可能性——“一撮白”沒有帶林碧蓉下飯館，而是把她帶到家裡（自己家或別人家）吃的飯。
繼而，有偵查員提出疑問，這個吃飯的地點是在樂群路狀元街路口一帶呢，還是在其他地方林碧蓉先被下了藥然後送到這個路口的？這個問題專案組肯定是需要考慮的，而且，大家的心思都一樣，希望是前一種可能，否則麻煩就大了。之前對全市九個區的飯店、飲食店攤逐家走訪之舉雖然麻煩，畢竟還是有可操作性的，若是對全市住戶進行訪查，只在理論上行得通，實踐上是完全不可能的。
那麼，該怎麼辦呢？專案組一番討論後作出決定，調查分兩路同時進行，一路對樂群路狀元街路口一帶的居民家庭進行訪查，看是否有人注意到“一撮白”和林碧蓉在1月18日傍晚出現過；另一路則是另闢蹊徑：調查“一撮白”其人的蛛絲馬跡。
這兩步走下來效果如何呢？此刻誰也不清楚。
五、查找“一撮白”
專案組八名偵查員一分為二，組長解登峰和偵查員燕生南、謝龍王、金念傑在派出所民警協助下走訪樂群路狀元街路口區域的居民；張思國與王興青、普高明、倪長慰負責調查“一撮白”的情況。
第一路偵查員走訪了兩天，儘管有居民反映了一些疑似線索，但要麼查不下去，要麼根本沒法兒查。第二路偵查員的訪查情況倒是令人興奮。
循著“一撮白”往下追查的主意出自偵查員張思國，這與他掌握著幾個耳目便於獲取此類情報信息有關。在案情分析會上，張思國提出一個觀點：“一撮白”和林碧蓉以前就認識，甚至比較熟悉。
據林碧蓉的弟弟小林所言，以及小林的師傅汪宏鈞跟林碧蓉接觸下來的觀感，林碧蓉儘管跟鍾老四有那份男女曖昧關係，但她在這方面還是比較講究的。她委身於鍾老四，大概是出於報恩之念（林與鐘的相好始於蒙難被救），此外沒聽說過她跟其他哪個男子有過不明不白的關係，平時家裡也沒有陌生男子登門，更沒有在外面招惹異性。小林還告訴偵查員，解放前鍾老四不時帶上些狐朋狗友到她家吃喝，她姐姐顧全鍾老四的面子，沒表現出什麼，但心裡是比較反感的。那些狐朋狗友離開後，她總是告誡鍾老四，以後儘可能不要把外人帶到家裡來。鍾老四這人脾氣不錯，也算通情達理，而且很珍惜他跟林碧蓉的這段感情，聽林碧蓉嘮叨了幾次，最終答應了她的要求，不再帶外人去林碧蓉家。
由此可見，那個“一撮白”突然登門，只用了三五分鐘時間就能說服林碧蓉跟其出門，還接受了飯局邀請，這隻能表明“一撮白”以前跟林碧蓉見過面打過交道。儘管從他認錯門戶這一點來看，他應該是從未來過林碧蓉家，但他跟林碧蓉並不陌生，說得上話。當然，說得上話並不等於就能得到林碧蓉的信任，而林碧蓉的性格又一向比較“冷”，除了救命恩人鍾老四，對其他匪類比較排斥。林碧蓉之所以在短時間內就作出了跟“一撮白”出門的決定，一定是對方請她出門的理由非常充分，讓她無法拒絕。
張思國的這一觀點引起了與會偵查員的重視，大夥兒紛紛發表意見，歸納起來有以下兩點：第一，這個“一撮白”可能之前曾出面宴請過鍾老四，或者參加過別人宴請鍾老四的飯局，而鍾老四當時把林碧蓉也一併帶去了——據林碧蓉的弟弟小林說，這樣的情況曾有過數次，只是時間、地點之類的細節姐姐並沒有提起。林碧蓉與“一撮白”很有可能就是這樣認識的。第二，“一撮白”跟鍾老四之間有一種特殊關係，這種關係應該不是江湖哥們兒那種性質，否則他不會沒去過林碧蓉家；即便真的沒去過，作為鐵哥們兒，鍾老四告知其林碧蓉的住址時也會做一個比較具體的說明，尤其應該講清楚，該址三戶合用一個門牌，林碧蓉住在其中哪一戶。鍾老四是資深交通員，還被封為“國軍少校聯絡參謀”，對於地址之類的信息已經形成了一種職業性的敏感，不至於交代不清。而“一撮白”那樣的傢伙，自然也是機警過人，縱然是大字不識的文盲，這種事兒也是不會忘記的。
可是，如果不是江湖哥們兒關係，又是什麼關係呢？那就只有從“工作關係”上去考慮了。鍾老四乾的是跑交通，方方面面的關係當然很廣，但這種關係是有區分的，其中最重要的應該是上下級關係。上下級關係又分長期和臨時，長期關係就是他所屬的那支所謂“第一集團軍”的土匪隊伍中的上司和部下，臨時關係就是在執行某項使命時其所在的臨時團隊中的上下級。專案組分析，那個“一撮白”可能就是鍾老四進城執行某項特別使命時由被聯絡方指派的聯絡員。這個聯絡員對於鍾老四來說可能比較重要，因此他曾對林碧蓉說起過。當然，他不會告訴林具體細節，只是以“朋友”、“哥們兒”的名義來作介紹。
1月15日下午鍾老四在“成記茶館”門前被同夥暗殺，林碧蓉肯定非常難過。她在家裡設了靈堂，還戴了孝，甚至還讓弟弟小林打聽鍾老四在貴陽的家址，說要去與鍾老四的遺孀商量為老鍾收屍（鍾老四的屍體還在醫院太平間裡保存著）事宜。在貴陽已經解放兩個月的政治氣候下，能為一個死去的土匪情夫這樣做，這個女子真是夠痴情的了。估計匪特方面考慮到我方公安人員必定不會放棄對鍾老四之死的調查，而這種調查百分之百會牽扯到林碧蓉身上，為掐斷警方追查三字密令的所有渠道，決定對林封口，執行封口任務的就是“一撮白”。
專案組進一步推斷，既然“一撮白”與鍾老四之間是“工作關係”，那他很有可能就是準備在“成記茶館”跟鍾老四接頭的那個下家。分析至此，追查“一撮白”的意義和重要性立顯。但怎麼才能找到“一撮白”呢？眾偵查員各抒己見，專案組長解登峰卻把目光掃向張思國。張思國手中有不少耳目關係，通過這些耳目追查“一撮白”應該是最容易見效的辦法。
解登峰遂決定由張思國主持這項調查，給他配備了王興青、普高明、倪長慰三名助手。四人接受使命後，進一步分析案情，認為“一撮白”很可能是奉特務組織之命加入被國民黨收編的土匪武裝的特工。林碧蓉的鄰居黃大嬸說他操一口貴陽話，說明他很可能是貴陽本地人。特務機關選派潛伏特工，當然首先要考慮安全問題，在這方面，本地人應該比外埠人更容易立得住腳。張思國說，這廝既然是奉命加入匪幫組織從事特務活動的，那他肯定要跟土匪一起混混，這就會留下蛛絲馬跡，我們可以據此查訪到一些線索。至於他額頭的那一撮白毛，特徵雖然明顯，但我覺得那更可能是有意的偽裝，用以更好地掩護自己，轉移我們的偵查視線。對此，另幾位偵查員都表示贊同。
當天中午至下午三點，張思國在不同地點秘密約見了他所掌握的七名耳目，當面向他們交代了任務。警方是要向耳目支付活動津貼的，張思國許諾，如果發現了有價值的線索，經調查屬實的，將加倍支付津貼作為獎勵。當然，調查工作不能完全依靠耳目，張思國和另外三位偵查員一番商量後，決定前往林碧蓉的住處一帶逐家走訪，打聽最近是否有人來找過林碧蓉。
與林碧蓉家相隔七八家開外有一家煙紙雜貨鋪子，雜貨鋪老闆楊友仁的妻子丁氏提供了一個情況。15日下午，丁氏去附近的馬路菜場買菜，曾看見也挎著個竹籃子去買菜的林碧蓉在路邊和一個男子說話。那個男子丁氏曾見過至少三次，每次都是跟著鍾老四一起上林碧蓉家。給人的印象，那人很像是鍾老四的跟班或保鏢之類，進門後只稍稍待上片刻，可能喝碗茶吃份點心後就出來了。出來後卻並不離開，也不守在林碧蓉家門口，而是在門外二三十戶人家之間來回溜達，走累了就在隨便哪家店鋪前借條板凳坐下，也不跟任何人聊天，點支菸抽著，一雙三角眼掃視著周圍的動靜。鍾老四對這個跟班很好，每次從林碧蓉家離開時，總是拍著他的肩膀說兩句讚揚的話。
丁氏提供的信息使偵查員大感興趣，立刻向其他鄰居及周邊店鋪了解相關情況，證實丁氏所言不謬，至少有四五人表示他們也曾見到過那個跟班在林碧蓉家門前溜達或者小坐的景象。專案組成立伊始，鍾老四被殺現場、“成記茶館”對面“大行香燭鋪”的夥計小張告訴過偵查員，在槍案發生之前，鍾老四是帶著兩個伴當模樣的漢子來香燭鋪的，其中一個沒有停留，鍾老四與其耳語數言後即行離去，另一個則在混亂中開槍射殺了鍾老四。當時偵查員分別向香燭鋪的老闆、店員打聽過那個離去伴當的年齡體貌，大致上跟此刻丁氏及其他鄰里所說的那主兒相似。
想必此人就是之前調查過但未能查到線索的“宋三角”宋德安了。難道當時鍾老四耳語數言的內容就是差遣宋前來跟林碧蓉見面，傳達什麼事兒？宋德安過來後見林碧蓉家鎖著門，就尋到菜場去了？至於鍾老四有什麼事兒必須在和下家接頭前立刻通知林碧蓉，目前無法知曉，只有找到宋德安後才弄得清楚了。
可是，上哪裡去找宋德安呢？張思國多生了一個心眼，在向組長彙報時，提議是否請另一路由組長解登峰負責在樂群路狀元街訪查的偵查員也順帶向群眾瞭解一下宋德安的情況。這個建議被解登峰採納，很快產生了效果。1月24日晚上七點多，解登峰和偵查員金念傑在走訪居民姜耕才時，姜耕才說他只聽過鍾老四的名字，從沒見過本人，但有關鍾老四那個跟班的情況，他倒是知道一點兒。
據老薑說，宋德安以前曾在南門老關帝廟後面的那條小巷裡住過半年左右，而老薑的妻子任氏的孃家就在關帝廟對面，因此，那主兒出出進進時曾被回孃家看望父母的任氏瞅到過幾次。宋德安當然不會對任氏這樣一個尋常婦人留下印象，但任氏記性好，而且聽孃家兄弟說過，這個姓宋的當過軍閥的衛士，據說槍法了得，能百步穿楊，現在給一個姓鐘的土匪頭目當保鏢。任氏就記住了這個人物，回家和丈夫閒談時，又把這事告訴了老薑。
次日，1月25日，偵查員前往南門老關帝廟一帶訪查。關帝廟旁邊那條小巷就叫“關帝廟巷”，曲曲彎彎，又窄又長，住著百多戶居民。打聽下來，老住戶都還記得以前確實住過一個姓宋的單身漢，不過很快就搬走了，什麼原因不清楚，遷去哪裡也是誰都說不上來。繼續挨家挨戶詢問，到下午兩點多，終於從一個曾和宋走得稍近、偶爾一起喝酒的單身漢竇某那裡打聽到了宋的行蹤：宋德安早已成家，還有一份職業，據說是“協理土特產商行”的採購員，但平時好像不大去商行上班。
偵查員返回後向組長一彙報，解登峰悄悄跟張思國說，“協理商行”我知道，那是公安局內控的一處所在。有情報說該商行是土匪在貴陽城裡開設的，明裡做土特產生意，暗中卻幹著收集情報、隱贓銷贓和接應外地匪特的活兒。如果宋德安在那裡工作，還真有點兒麻煩，往下怎麼辦，我要請示領導。
對“協理商行”進行暗中監控之事是公安局長趙錦祿親自抓的。解登峰去請示時心裡有些忐忑，他知道眼下還不宜對該商行動手，否則可能打草驚蛇。如果宋德安確實是該商行的人，領導出於大局考慮，多半是不會同意動這主兒的。那樣的話，專案組就只好放棄這條線索了。可問題是，除了宋德安，專案組目前並不掌握其他有價值的線索，這案子該怎麼繼續偵查下去呢？
他心裡的這塊石頭直到見了趙局長後才放下。趙局長說，有情報表明，宋德安早在前年夏天就離開那家商行了，據說是因為跟商行內部的人喝酒時吵架，不但動了手，還差點兒開槍扔手榴彈，土匪方面就把他和另一個傢伙攆出去了。當時貴陽還沒解放，宋德安被開革後另找出路，就給鍾老四當了護衛。現在去商行找宋德安，當然找不到。如果專案組去調查宋的情況，難免驚動了商行的人。不過，趙局長在商行內部也有眼線，他對解登峰說，關於宋德安的情況，我讓另外的同志想辦法查一查，有消息儘快通知你們。
1月26日深夜，專案組根據趙局長提供的情報，在貴陽近郊的貴陽專區駐地花溪鎮將藏匿於此的宋德安逮捕，隨即連夜進行訊問。
宋德安交代，他是獵戶出身，少年時即練就一手好槍法，當過兵，擔任過軍閥的護衛。離開行伍後就在貴陽定居，先後從事過工廠守夜人、公路局稽查、私家保鏢、武館助教等職業，但都做不長。抗戰勝利前一年，因得罪豪強惹了禍，遭到追殺，只好投奔土匪幫夥。以他的槍法和行伍經歷，自然是土匪非常歡迎的對象。在土匪窩混了一段時間，被派到貴陽城裡的“協理商行”幹起了地下交通。後因酒後跟同夥發生衝突被開革，遂投奔老相識鍾老四，做了鐘的貼身保鏢。貴陽解放前夕，鍾老四所在的匪幫被國民黨收編，成為“新編第一集團軍”中的一部，由刑事土匪轉變為政治土匪。鍾老四被任命為少校，宋德安也得了箇中尉軍銜，可以領一份軍官薪餉。不過，被收編至今至少已經四個月了，只發了一個月的薪餉，其餘的還欠著。
然後，就說到了鍾老四命案。匪幫被收編後，執掌權力的除了原先的大中小首領，還有臺灣派來的特務。少校聯絡參謀鍾老四所管的那十幾號交通員原都是聽他的指揮，收編後來了個四川口音的特務，叫莫梓君，說是協助鍾老四，其實是把鐘的權力架空了。莫掌握著臺灣方面提供的金錢，更別說空投來的新式美製武器、高爆手榴彈等軍火，那些有奶就是孃的傢伙全都見風使舵，聽從莫梓君的差遣，只有宋德安講義氣念舊情，依舊對鍾老四忠心耿耿。
進城傳達口頭密令的差使，是由集團軍總司令長官潘方俠親自向鍾老四下達的，莫梓君是否知曉，宋德安不清楚。鍾老四自由散漫慣了，一直不習慣特務對匪幫的正規化管理，接受使命後似是不爽，宋德安聽到他自言自語罵罵咧咧，也不知是對上司還是對莫梓君。不過，據他對宋德安說，他是願意出這趟差的，混進貴陽城，就可以跟林碧蓉見面了。考慮到1月14日正好是林氏每年一次給亡父燒香的日子，鍾老四決定提前一天去東林寺那邊的“工作站”住一宿。
不料，莫梓君卻把前兩天剛從外地過來的特務老鄔派給鍾老四做跟班，說這是潘長官的命令。鍾老四背地裡跟宋德安嘀咕過，說這個姓鄔的不是善類，跟莫副官（莫梓君）是一路的，官府派下來的傢伙，讓宋德安以後對其多留點兒心。14日晚餐時，鍾老四讓宋德安和老鄔兩個另行用餐，不讓參與其款待林氏姐弟，老鄔極為不滿，當場就要翻臉，被宋德安勸住了。鍾老四原準備15日進城辦好正事後去林家，已經跟林碧蓉私下說好了，但進城後不知為何又改變了主意，在去茶館接頭前，讓宋德安立刻去通知林碧蓉。
然後，偵查員問到了那個“一撮白”，宋德安說他從來沒聽說過這麼一號。不過，幹這行的，應該不會顯露容易被人記住的任何生理特徵，如果那主兒額頭上果真有一撮天生白髮，必定會修剪掉，以免給人留下印象。由此推測，那人的一撮白髮是故意弄出來誤導人的——這個說法跟之前專案組的分析倒是不謀而合。
宋德安雖然落網了，但他的交代對偵破本案似乎並無價值。解登峰正大感失望時，忽然傳來一個意外消息：“一撮白”落網了！
六、畏罪自殺
“一撮白”的落網其實並不完全屬於意外，在這之前，參與調查其線索的偵查員燕生南已經在領著臨時從分局借調的便衣民警和社會治安積極分子在悄悄蹲守了。
解登峰、燕生南、謝龍王、金念傑四名偵查員負責在林碧蓉上黃包車的樂群路狀元街路口一帶進行查摸。那裡是貴陽的熱鬧地段，住戶密集，光憑他們四人，想在短時間內挨家挨戶都走訪到，顯然是有難度。於是，就跟分局和派出所聯繫，臨時借調來八名便衣民警和治安積極分子，三人一組，分成四路，以路口為中心分別向周邊四個方向進行調查。
燕生南於抗戰勝利後參加革命，一入伍就被分派到江漢軍區保衛部，曾接受過專業訓練。1949年春，貴陽解放前半年，他奉命潛入貴陽市從事地下工作。貴陽解放後，他成為市公安局便衣隊的一名副股長。燕生南算得上是一個有一定實踐經驗的偵查員，在案情分析會上聽了張思國關於“一撮白”的那撮白髮的分析之後，馬上想到了貴陽市唯一的那家出售假髮的店鋪“頂上齋”。
“頂上齋”是一家專售理髮工具以及與理髮行業有關用品的店鋪，不大，只有一個門面。該店租借民居作為營業場所，巧得很，去年燕生南奉命潛伏貴陽從事地下工作時，組織上給他安排的住所就在該店樓上。他在那裡一直住到11月貴陽解放，因此對該店的業務情況有些瞭解，和店主夫婦也熟悉。到公安局工作後，上街辦事偶爾路過時，還要進去看看，喝杯茶，跟店主夫婦聊會兒天。燕生南認為，如果“一撮白”確實是戴著假髮的話，那假髮有可能就是從“頂上齋”購買的。這種只有一撮白髮其餘都是黑髮的假髮套應該屬於特殊商品，“頂上齋”不會備貨，“一撮白”若要購買，只有向店家訂購。這種買賣店方怕是一年也遇不到幾次，應該留有印象。
燕生男便決定到“頂上齋”去撞運氣，這運氣似乎還真給他撞著了。店主老羅說確曾有人來向他訂購過假髮套，那還是去年10月間的事兒，當時還沒解放。來人是個四十歲不到的男子，瘦高個子，說貴陽當地話，從穿著舉止估計，可能是生意人或掮客之類。那人訂了兩個假髮套，一個是普通的黑色定型髮套，另一個就是前額垂下一撮白髮的。有這種要求的顧客，老羅打自開店以來還沒遇到過，不禁覺得奇怪。他尋思對方會不會是演戲的，這樣的假髮套是作為道具使用的，便試著跟顧客商量，問是否可以把黑髮染白，那樣製作起來容易些，價錢也可以和普通的黑色假髮套一樣。但對方一口拒絕，堅持要真正的白髮，不能以染色來替代，還說他來取貨時要當場檢驗。至於價格，高些沒關係。於是老羅也就不客氣了，就為這一撮白髮，加價百分之三十。對方二話不說立刻付了定金。
老羅夫婦用了三天時間，精心完成了那個假髮套。對方來取貨時果然驗收得很仔細，對其中兩個細節不滿意，讓老羅的妻子當場為其修改。那天正下雨，那人又是傍晚過來的，店裡已經沒有一個顧客。等候修改時，老羅請那人喝茶，邊喝邊聊了幾句。對方說他就住在這附近，是做生意的，但沒透露是掮客還是自己經營店鋪，也沒說是哪一行的。送走對方後，老羅妻子說她曾見過這個人，有幾次在店門前經過，不過是穿長衫的，看上去像個教書先生。
此刻對於燕生南來說，已經算是發現了一條新線索的線頭了。他問過老羅後，又跟羅妻聊了一會兒，瞭解到那人路過“頂上齋”時一般是早上或傍晚，推斷對方可能是在學校或者哪家商行、公司上班的，在附近有住房，但不一定經常住在這裡。
向解登峰彙報上述情況後，解登峰跟燕生南就蹲守還是訪查進行了一番討論，最後決定選擇蹲守——訪查可能會打草驚蛇，對方要是來個不辭而別，那就糟糕了。隨即，專案組向分局、派出所臨時借調人手，由燕生南率領，在“頂上齋”周圍化裝蹲守。
1月27日上午八時許，“一撮白”被燕生南和治安積極分子小邢發現，當場將其拿下。被捕時，他並沒有戴那個有一撮白髮的假髮套，留著平頂頭，腦袋上扣著一頂黑呢禮帽，長袍馬褂，手裡還有一根文明棍，正坐著黃包車從“頂上齋”門前的街道上經過。但燕生南的眼力厲害，第一時間就將其鎖定了。
“一撮白”落網後，專案組立刻進行突審。“一撮白”的真名叫崔先鶴，貴州省修水縣人，三十六歲，初中畢業，二十一歲時奉父命到貴陽投奔開商行的叔父。叔父無子嗣，視其為親子，一心要將其培養成一名合格的老闆，然後把商行交其管理，將來就作為遺產相贈了。可是，崔先鶴對此並無興趣，幹了半年便去了南京，投奔其父的一個朋友。那人姓甄，是國民黨軍隊的少將旅長，跟戴笠有私交，聽崔先鶴說了一應情況後，把他推薦給復興社。可是，復興社特務處長戴笠卻沒有答應，說上期訓練班剛結束，待下一期招生時再過來。這樣，甄旅長就把他介紹到警察訓練所當了一名管理員。
次年抗戰爆發，崔先鶴隨國民政府先遷武漢又去重慶。此時警察訓練所已不復存在，甄旅長也不知調防何處，崔先鶴與其斷了聯繫。好在他在警界已交了一些朋友，經人介紹進了重慶市警察局。當了兩年多警察後，有一次在防空洞躲避空襲，他奉命維持秩序時，巧遇前來躲避的戴笠，馬上想起了戴跟甄旅長的關係，於是鼓起勇氣上前跟戴笠說話。戴笠竟然還記得當年的許諾，問明崔先鶴的現狀，讓他等候消息。一週後，有人來找他（估計“軍統”已經把他的情況調查過了），說國難當頭，正需要他這樣的優秀青年，云云。
就這樣，崔先鶴跳槽去了“軍統”。去是去了，但人家並沒把他當盤菜，只是打發到息峰監獄當了一名看守員。進了“軍統”，就不是隨便可以離開的了，崔先鶴一直幹到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年戴笠死後方才獲准復員。因為他算是南京警方的履歷，就讓他回南京去。但首都警察廳卻拒絕接收，也沒有說明理由，反正就是不收。崔先鶴火了，乾脆去上訪。當時“軍統”正在裁員，受到“不公待遇”的特務很多，大夥兒就抱團鬧騰，有的還叫上了家屬一起請願。如此一直折騰到1947年下半年，國共內戰爆發，已經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的原“軍統”局又需要招收特務了，崔先鶴終於得以“歸隊”。經過一段時間的正規培訓，崔成為了一名行動特工。
1949年9月，崔先鶴在廣州接受使命，到貴陽潛伏。不過，崔先鶴的這種派遣任務在國民黨特務系統中比較罕見。上司指令他去貴陽後以藥材掮客身份為掩護，但並不屬於貴陽當地的任何一個國民黨特務組織，而是類似於獨行俠。上峰告訴他，需要的時候，會通過密信或當面通知等方式下達任務指令，至於任務，自然是暗殺、爆炸、綁架之類的活兒。崔先鶴交代，自潛伏以來，除這次針對林碧蓉的一個動作之外，並沒有接到過其他命令。他一直在老老實實做掮客生意，鈔票已經掙到不少了，這個有賬目可查。
偵查員於是請教：“什麼叫‘一個動作？你倒是解釋一下。”
崔先鶴的解釋是，1月18日中午，他在藥材經紀人事務所忙完一應事務，出門想到附近吃碗麵條，迎面過來一個男子，左手三指交疊朝他做了個暗號，雙方隨即對上了接頭暗語。對方交代了以下使命：明天下午四時過後，去陝西路231號找一個名叫林碧蓉的女子，將其帶到指定地點。
事情聽上去就是這樣簡單。按照特工紀律，崔先鶴只有聽的份兒，至於那個女人是什麼人、為什麼要把她帶出來，那就不是他可以知曉的內容了，更不可以打聽。偵查員當然不會就此罷休，還要繼續往下“討教”：“既然你和那個女人並不相識，她憑什麼聽你的話，乖乖地跟著你出門？”
崔先鶴說，接頭時對方跟他交代過，和林碧蓉見面後只要說是鍾老四的朋友，去商量一下如何操辦後事，鍾老四還有留給林碧蓉的東西需要當面交割，林碧蓉肯定會相信。崔先鶴登門後就是這樣說的，林碧蓉果然沒有生疑，讓他稍等，進臥室換了件衣服梳理一下頭髮，就跟著他出門了。兩人步行了十來分鐘，到“金銀大戲院”門前的那塊巨大的海報牌前駐步，等了片刻，一輛三輪車在他們面前停下，篷廂的棉簾掀開一條縫，露出一張中年女子的臉，語氣親切地對林碧蓉說：“大妹子，請上車。”
林碧蓉一聲不吭地上了車，和那女子並肩而坐，棉簾放下，三輪車迅速離開了。說到這兒，崔先鶴就打住了。偵查員催問：“往下說啊！”
崔先鶴搖頭：“往下……就沒有了。”
解登峰從主審座位上站起來，雙目如炬盯著崔先鶴：“既然我們已經找到了你，憑三句兩句就想撇清干係，你覺得可能嗎？”
崔先鶴卻是面不改色，語調也平靜如初：“長官，我說的全部是實話，我確實沒有參與過其他事情。我不知道林碧蓉被那個女子帶去之後發生了什麼，但不管發生了什麼情況，都跟我無關。這個，你們可以調查的。”
解登峰聽出了他的言外之意：“調查？依你說，我們應該怎樣調查？”
接下來，崔先鶴的那份鎮靜有了解釋。這人畢竟曾在警察訓練所待過，又在陪都當過警察，知道保留證據的重要性。那天把林碧蓉送到戲院門口，那輛三輪車一出現，他就看清楚了三輪車的牌照號，並且牢牢記在心裡。此刻，他報出了牌照號碼，又對偵查員說，只要你們根據這個車牌號查到車伕，順藤摸瓜查出接走林碧蓉的那個女人，她的口供就能證明我沒有說謊。
專案組當即決定往下追查。1月28日中午，偵查員找到了那輛三輪車的車伕吳大根，可打眼一看，和崔先鶴所說的那個在戲院門口出現的車伕的相貌相差甚遠，便知可能有隱情。問下來，果不其然——
吳大根說，他向車行包租的那輛三輪車前幾天臨時租給朋友老伍了。老伍是什麼角色呢？以前也是車伕，解放後經一個親戚介紹，去第六區政府當了一名雜工。偵查員馬不停蹄找到第六區政府，但對方告知老伍下鄉去了。再奔鄉下，輾轉找到本人，老伍承認曾向吳大根租了三輪車，租期是三天，21日已還回去了。車是代一個姓何的朋友租的，老何以前也是車伕，後來改行做了飯店廚師。至於租車的原因，他就不清楚了。偵查員仔細問了問何某的年齡長相，跟崔先鶴所說的那個車伕相似。
這時已是傍晚，偵查員還是馬上著手調查何某其人。何某住處的管段派出所介紹，那人原是飯館廚師，目前應聘於一大戶人家做私人廚師。偵查員一聽就覺得反常——廚藝達到做私人廚師標準的差不多就是“腕兒”了，哪有“腕兒”客串車伕的？這大戶人家也太不把人才當人才了。再問那家大戶，據說是祖上傳下了許多產業，城裡有工廠商店，鄉下有山林農田，海外還有礦山農場。而被稱為“老太爺”的那位男主人則是當地名士：辛亥革命時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民國前期擔任過北洋政府的議員，跟國共兩方都有關係。貴陽解放後，軍方就曾派員拜訪過此公。半個多月前，又奉北京電令將其護送赴京，想必是有重要的事兒要發揮其作用。那個廚師何某是在老太爺離家當天僱傭的，由已在該大戶入住半年左右的親戚柳女士一手操辦。
偵查員從分局調閱了柳女士申報非固定居住地臨時居民（指解放前一年內從外地來貴陽居住的戶籍在外地的居民）的登記材料，上面的照片顯示，此女的相貌特徵與崔先鶴所說的那個在戲院門前接走林碧蓉的女人相似。至此，基本可以認定該女涉案。
由於名士老先生的特殊身份，專案組不便貿然採取行動。為穩妥起見，專案組一面出動偵查員在分局、派出所增援警力的配合下對該大戶予以嚴密監視，一面向領導請示是否可以採取行動。當天午夜，專案組接到通知：可以對涉案人柳某、何某採取措施，但最好不在該宅第內進行。
這對於專案組來說並不是難事，大夥兒連夜商量了方案，先於次晨把外出買菜的何某拿下，又設計把柳某引離宅第，秘密拘捕。
市公安局局長趙錦祿一直在密切關注行動實施情況，徹夜未眠。接到專案組長解登峰的彙報，說何、柳兩人已經到案，終於鬆了一口氣。這才覺得飢腸轆轆，便打算去食堂吃點兒東西。剛走出辦公室還沒下樓梯，秘書就跑過來請他去接聽電話。專案組長解登峰報告：那個名叫柳正萌的女子自殺身亡了！
柳正萌被捕後，隨即被押解市局專案組駐地。當時是上午八時許，大夥兒都還沒吃早餐，被捕的柳、何也是。於是就讓大家先去吃早飯，被捕的柳、何兩人分別被關進了兩間羈押室。柳、何落網伊始，就已搜過身，把口袋裡的物品都抄走了。把他們關進羈押室前，解登峰還讓兩個女同志再次對柳正萌進行了搜身，之後，兩人守在羈押室的鐵柵欄門外盯著人犯。
如此措施，要算嚴密了。兩個女同志中一個叫賈嬋的，原來在敵工部幹過，經常奉命潛入敵方佔領的城市跑交通，具有一定的對敵鬥爭經驗，做事也比較仔細，否則也不會把她安排到便衣隊當偵查員了。另一位女同志小沈是新參加工作的，原是學醫的大學生，還沒畢業，貴陽解放後特地回來報名參加公務員（當時稱為“幹部”）招考。被錄用後，原準備將其分配去衛生局，但她再三要求幹公安。公安系統正準備培訓法醫方面的專業人才，就把小沈收下了。因為法醫培訓還沒開始，暫時把她安排到局秘書處相幫幹些雜務活兒。此刻看押要犯柳正萌需要兩個女警，就臨時把她喚來了。
據賈、沈兩人事後回憶，柳正萌被捕時雙手是銬在背後的，進羈押室前搜身時打開手銬，搜過身後就改為前銬了。看押時，她們不敢有絲毫疏忽，就搬了凳子坐在鐵柵欄門前。柳正萌先是站了片刻，然後在狹窄的室內來回踱步。一會兒，她坐到了那張沒有被褥的木板床上，側身背倚牆壁，銬著手銬的雙手放在兩條腿上。
按常理，關押人犯之前已搜過兩次身，室外又有兩人看守著，應該不會發生什麼意外情況了。賈、沈兩個潛意識中就是受此思維的影響，不知不覺間放鬆了警惕。正坐在那兒有一句沒一句地閒聊，忽然聽見羈押室內有響動，抬頭一看，柳正萌已經一頭歪倒在木板床上。賈嬋“哎喲”一聲，一躍而起，用一直抓在手上的鑰匙打開門鎖，抽開鐵栓，待她衝進羈押室時，人犯已從床上滾落到地上，就在她眼前抽搐了幾下，然後就不動了。
隨即把柳正萌送醫院搶救，已是無力迴天。同時，專案組偵查員和法醫對羈押室進行了勘驗，迅速弄清了柳正萌的死亡原因——服毒自殺。那麼，毒藥是藏在哪裡的呢？可以說，就在一干警員的眼皮底下。
柳正萌被捕時，左手手腕上戴著一個玉鐲，質地一般，並無吸引眼球之處。這個玉鐲是用白銀鑲接的，懂行的都知道，凡是鑲接的玉石都是殘次品，同樣質地的玉石製成的玉鐲，鑲接的價格不及未鑲接的十分之一。偵查員對柳正萌進行搜身時，自然發現她戴著這個玉鐲，也曾隨手按捏過，未發現異常，也就沒讓她摘下來。誰也沒想到玉鐲內部會有機關，可以藏匿一粒小藥片。柳正萌正是利用這一疏忽，打開了鑲接處的機關，服下那顆藥片一命嗚呼。
震驚過後，專案組偵查員終於緩過神來，又不由得都有一種僥倖的想法：一共抓捕了兩個對象，一個自殺身亡了，另一個還在，線索還沒完全斷啊！
訊問下來，這個姓何的人犯名叫何立山，貴州遵義人氏，十六歲父母雙亡。無以為生，就遊蕩江湖，最後到貴陽當了一名車伕。在拉車時，他結識了一個老乘客應師傅，是做廚師的，一手廚藝在貴陽小有名氣。應師傅跟他打了兩三年交道，說我觀察下來，小夥子你人不錯，也很聰明，當車伕有點兒委屈你了。你現在身強力壯當然不在乎，將來老了跑不動了，你還能拉車嗎？到那時你靠什麼吃飯？繼而，他給何立山指了一條出路：跟我學手藝吧，三年滿師當廚師。幹這行發不了財，但混口飯吃應該沒問題，老話說荒年餓不死廚師嘛。
就這樣，何立山改行學起了廚藝。滿師後，在貴陽大大小小的飯館打工，隨著手藝的不斷精進，他的收入也隨之提高，比拉洋車不知要強多少。前幾年，他在貴陽大公街上的“將軍府”擔任大廚助手，雖說是助手，但“將軍府”是當時貴陽一等一的飯館，每天顧客盈門不說，出入的還多是上層人物。能在這樣的飯館給大廚當助手的人，其手藝就已經很不簡單了，大廚只負責貴賓的包間以及一些高端的菜品，一般食客點的菜都是由他上廚操作的。
半年前的一天夜市，他照舊在後廚忙碌，根據跑堂報進廚房的菜單燒了一道舊時遵義一帶的名菜酸辣扣肉。跑堂端出去後，片刻工夫又匆匆進來，說客人對這道菜讚不絕口，要求照樣再燒一道。第二道酸辣扣肉端上桌後，客人讓跑堂把掌廚師傅請出去見面。席上坐主賓位置的一位三十多歲的女士站起來向他致意，說他燒的是最正宗的遵義菜，問他是哪裡人。何立山說自己老家就在遵義，對方隨即改用一口遵義話跟他交談，說她也是遵義人，最喜歡吃這道菜，但貴陽這邊的飯館沒一家能做出正宗的酸辣扣肉，今天終於在無意間撞上了，原來還是我們遵義的廚師燒出來的。說著，敬了何立山一杯酒，又示意一旁的男子給小費，那人立刻掏出兩塊大洋塞給何立山。
這件事過去後，那位女士再也沒來過“將軍府”，何立山漸漸也就把這事拋到腦後去了。直到一個多月前的一個傍晚，他正在廚房忙著，老闆進來喚他，說有人找他。他隨老闆去了後面的賬房，裡面坐著的客人就是上次見面的那個遵義女同鄉。對方熱情相待，開門見山說明來意，她住的地方要僱一個廚師，不知何師傅是否願意屈就，薪水待遇從優。飯館老闆也在旁邊勸說，人家給你的薪水可比我這裡高出一半。何立山一聽心就動了，但不明白老闆怎麼願意放自己離開，後來才知道，對方為了挖他，給了飯館老闆一份好處。
就這樣，何立山去了那個當地名士的宅第。其時那位名士已赴京，據說至少要待半年。其兩個兒子一個在東南亞經商，一個在臺灣當官，三個女兒早已出嫁，都不在貴陽市區，老夫人多年前中風癱臥，家裡住著的都是未成年的孫輩和舊友舊部屬的遺眷。原管家因跟貴陽舊警察局有染，據說有民憤，在貴陽解放前夕不辭而別了，暫住於此的遠親小輩柳女士就接替了管家，負責打理一應家務內政。
何立山是個實誠人，他拿著比之前在飯館打工多出一半的薪水，還有女管家不時給的小費，再說活兒比飯館掌勺肯定要少許多，心裡覺得過意不去，就主動提出可以另外乾點兒零碎活兒，不要報酬。柳女士問他除了燒菜還會幹啥，他說自己原是三輪車伕。柳女士說這也是一技之長，今後如果用得著，會請你幫忙的，但報酬一定要另算，我僱你時說好是做廚師，另外加派的活兒理所應當另增報酬。
接下來，就有了前幾天柳女士請他借一輛三輪車臨時使用之事。何立山不知去戲院接那個女人（即林碧蓉）是怎麼一回事，更不知道女管家將其接回家後，在自己的臥室內跟那個女人邊吃喝（四道菜餚是他燒好送進去的）邊聊了些什麼。反正後來柳女士讓他把客人送走時，林碧蓉已經醉意頗濃，神志似乎也有些不大清醒了。他奉命把林碧蓉送到樂群路狀元街路口，攙扶她下車後，就蹬著三輪車離開了。
何立山如此這般一番交代，偵查員簡直要傻眼了——這麼說來，這個姓何的廚師兼車伕跟敵特分子柳正萌並無密切瓜葛，或者說是幾乎沒有關係？專案組開會對此進行研究，兩個小時後，決定採取以下措施繼續調查：第一，報上級領導批准後，對已經處於嚴密控制之下的那幢被敵特分子作為窩點的名士宅第進行搜查；第二，對該宅第中的所有人進行調查；第三，立刻派員飛赴北京找那位名士詢問柳正萌的情況。
三條措施報上去後，於1月29日傍晚得到回覆：前兩條可以立即實施，但必須秘密進行，不得被外界任何方面察知；第三條不予批准，要求專案組通過其他變通方式予以解決。
專案組立刻派員對名士宅第進行搜查，對居住人員逐個詢問。專案組長解登峰與燕生南、張思國等骨幹偵查員小範圍討論後，決定找名士已出嫁的女兒調查柳正萌的情況，以替代被否定的第三條措施。當晚搜查的結果是：在柳正萌獨居的臥室中，發現一口皮箱，內有手槍、子彈、袖珍高爆手雷、毒藥、密寫藥水和美元、黃金、人民幣等。
午夜前，又傳來了另一個消息，前往六十里外的青巖鎮找名士大女兒調查的偵查員燕生南、王興青獲得一個情況：名士的那位遠親柳正萌確係遵義人氏，原姓柳，後來其寡母改嫁耿姓商人，將女兒改姓耿，女兒長大成人後自己作主又恢復了柳姓。
專案組一干偵查員聞訊頓感振奮——會不會鍾老四臨終前所說的“耿舞莎”就是柳正萌呢？如此，就要加大對柳正萌生前情況的調查力度。也許查清柳的底細，破案就近在眼前了。
七、意外線索
對名士宅第內的十多個親友、傭人的調查費了些周折，那些人就像是預先通過氣統一過口徑似的，包括幾個未成年人都一口咬定他們屬於“客居”，對主人的情況不清楚，沒法兒回答警方提出的問題。幸虧專案組之前對此已經有估料，報請上級與北京方面聯繫，向那位名士說明情況，得到其理解和支持，拍發了一份加急電報過來。專案組把一應人員集中起來宣讀了電報，這些人才表示聽從主人的招呼，願意回答偵查員提出的問題。
1月30日下午，專案組在詢問名士宅第內的人員時發現了一個似乎有價值的線索。據兩個傭人劉老頭兒和曹嫂說，1月16日那天，柳正萌曾攜帶禮品前往市工人醫院探望過一個病人，據說那病人是個警察。偵查員請兩個傭人詳細說說當時的情況，其中一個細節引起了偵查員的注意——
1月16日一大早，柳正萌就對老劉說讓他去買些奶粉、糕點、水果、香菸、茶葉之類的禮品，強調要挑好的買，每樣都須成雙。劉老頭兒照辦，把四樣禮品買回來交給柳正萌時，柳主動告訴他這禮品是送給一個病人的，那病人是個警察，跟她並不認識，但跟老先生（指宅第主人）熟識，聽說他在執行任務時掛了花，所以她要代不在家的老先生前去探望。劉老頭兒說禮品有點兒重，而且都是雙份的，擠在一起不大好拿，是否需要幫您提著一起去醫院？柳正萌先是點頭，稍稍一想，又說你不要去了，我讓曹嫂幫我拿。
刑警接著去向曹嫂瞭解情況。曹嫂說確實有這事，那天管家叫她拿了那些禮品，兩個人出門後叫了一輛三輪車。到醫院後，柳正萌讓她在掛號大堂裡等著，自己去問詢臺問明瞭那個警察住的病房，叫上曹嫂一起去了外科病區。曹嫂跟著管家進了病房，但放下禮品就出門在走廊裡等候，這是做傭人的規矩。柳正萌在病房裡待了片刻，忽然出來吩咐曹嫂先回去，否則家裡的雜務來不及收拾了，自己還得待一會兒，說著給了她車錢。於是，曹嫂就自己叫了輛三輪車回去了。
曹嫂並不知道柳正萌探望的警察叫什麼名字，但這不難查，只需給醫院打個電話即可。偵查員隨即聯繫醫院，吃驚地得知那個受傷警察的名字叫丁堅，是二分局的留用刑警。這個名字偵查員們再熟悉不過，就是他與鍾老四在“成記茶館”不期而遇，導致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可是，柳正萌怎麼會跟他扯上關係？
當晚的案情分析會上，偵查員金念傑彙報了這個情況。解登峰稍一沉思，說咱們休息一會兒吧，大家去外面呼吸點兒新鮮空氣，室內煙氣太大，也該開窗透氣了。眾人都起身出門，片刻，解登峰把燕生南等四名南下幹部喚入室內，關閉門窗，臉上露出了難得的笑容。接著，他說了自己的推斷——
1月15日，鍾老四去“成記茶館”與下家接頭傳達三字密令，之前警方掌握的情況是下家沒到，鍾老四卻撞上了二分局留用刑警丁堅，兩人同時拔槍互相射擊，結果丁堅負傷，鍾老四跳樓企圖脫逃，不料被護衛老鄔開槍擊斃。這一幕是在設伏偵查員的眼皮底下發生的，幾個人都看得真真切切，沒有誰對此有過另外的想法。但現在獲悉柳正萌曾去醫院探望過丁堅，那就給解登峰提了個醒：會不會前往接頭的那個下家就是丁堅？
丁堅也是老刑警，或許他上樓後已經發現氣氛不對，說不定還認出了其中的某個便衣偵查員，立刻意識到自己處於危險之中，急中生智，想起這鐘老四是警方通緝的對象，於是果斷拔槍。而鍾老四並不知道丁堅是來接頭的下家，只知這個曾經的舊警察熟人已經棄暗投明成為人民警察，此刻拔槍，料想是要下手抓捕自己，於是立刻作出反應……只有如此，才可以解釋柳正萌為何要去醫院探望丁堅。她的目的自然不是慰問，而是想知道鍾老四是否已經把密令（她不一定知道密令的內容）傳遞給丁了。
考慮到丁堅的留用警察身份，解登峰不便馬上把對丁的懷疑在也是留用警察身份的謝龍王、普高明、金念傑面前透露，所以藉故把這三位支出去了。現在，他請四位骨幹偵查員發表意見，研究下一步該怎麼走。燕生南、張思國、王興青、倪長慰四人認為解登峰的這個推測頗有合理性，當然，還需對此進行縝密的調查。別說丁堅已是一名人民警察，是革命隊伍中的同志，就算是尋常百姓，這種情況也必須謹慎從事。五人研究下來，最後決定當面接觸丁堅本人。
丁堅在醫院住了一週，已經出院了，但傷口未愈，仍在休息。他是單身漢，住在公安宿舍，解登峰帶兩名偵查員過去時，先向宿舍區的門衛瞭解丁堅出院後的情況，得知他被分局接回宿舍後，一直在宿舍裡休養，並未出去過，三餐都是食堂派人送來的。領導和同事們在他住院時都去慰問過，所以這幾天也沒人上門。
解登峰三人敲門進了丁堅的宿舍，放下禮品，說是慰問兼了解情況。解登峰開門見山詢問了柳正萌於1月16日前往醫院探望之事。丁堅說有這事，但他並不認識柳正萌，更不認識她的東家，也就是那位名士老先生。當然，老先生的名頭他是聽說過的，但只是他知曉人家，人家並不知道他這個小警察。因此，柳正萌攜帶那麼些禮品前來慰問時，他感到非常奇怪，直到現在也沒弄明白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而柳正萌一開口就稱丁堅是“英雄人物”，再三向他表示敬意，並說她是代表老先生前來探視的，不過，她沒有透露老先生在北京暫住之事。老先生是貴州的名人，被稱為“愛國民主人士”，人家派人來慰問傷員，即便丁堅不明就裡，也不便拒絕接受禮品，何況正好在醫院陪床的公安局同事老張也勸他收下，說是不好駁了老先生的面子，否則不利於統戰工作，云云。無奈，丁堅收下了禮品。柳正萌在病房待了大約半個小時，談話內容無非就是聽他說說自己受傷的經過，以及以前是怎麼跟鍾老四認識的，等等，沒有說到過其他情況。然後柳正萌告辭，由老張送出病區。
偵查員隨即去二分局找了刑警老張，瞭解下來，丁堅所言全部屬實。柳正萌慰問丁堅的全過程老張一直在場，寸步沒離。老張來自解放區，是南下部隊的一名副排長，中共黨員，進軍西南時一條腿負傷，走路有些瘸，遂轉業到了公安。他的證言應該沒有問題。這下，解登峰等人對柳正萌醫院之行的目的感到迷惘了：這算是演的哪一齣戲呢？難道真是她自作主張出面代替老先生做了此事？那也不至於呀。丁堅雖然屬於因公負傷，但畢竟沒有驚天動地的英雄壯舉，鍾老四也不是什麼危害特大的巨匪，犯不著藉此舉為老先生撈名聲啊。
老張見三人表情凝重，情知此項調查對於他們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於是盡力回憶，終於想起一個他本以為與專案組的調查並不搭界的情況：送柳正萌離開時，路過醫生辦公室，柳說要拜訪一下醫生，向他們表示感謝。老張因為惦著丁堅的安全（他與另一同事受命陪護，同時還承擔對丁堅的安保任務，嚴防匪特對丁實施報復，兩人六小時一班，始終不能離開病區），匆匆把柳介紹給外科主任後，就返回病房了。柳正萌跟醫生說了些什麼，老張不清楚。
解登峰聽著倏地一個激靈：外科主任？那不是主持搶救鍾老四的那位專家嗎？難道柳正萌的“慰問”主意是打在這上面，她是想探聽鍾老四臨終前是否透露過什麼？
貴陽市工人醫院的前身是國民黨中央陸軍醫院，在外科方面乃是當時貴陽市實力最強的一家醫院。儘管名聲很響，但這時的所謂外科主任，其實是副主任——該醫院外科正主任尚未到任，由這位閔姓副主任負責醫療業務，行政工作則由軍代表執掌。閔大夫繫留德醫學博士，醫技高超，在西南醫學界頗有名氣。偵查員登門時，他剛完成一臺大手術，神態疲憊，但還是樂意接待公安局的同志。不過，大概是個性原因，閔大夫說話不多，能簡必簡。解登峰也不繞彎子，因為1月15日閔主任和助手孫永烈搶救鍾老四時他是在場的，情況他都瞭解，這方面的內容只不過提了提，作為一個開場白，然後就轉到1月16日柳正萌拜訪之事上了。
閔大夫說有這回事，就是他出面接待的，那位柳女士並沒有問到搶救鍾老四的具體情況。閔大夫生性寡言，又煩這種跟醫療業務沒有絲毫關係的應酬，跟柳只談了兩三句無關緊要的話就想把對方打發走。不過，柳是在醫院陪護傷員的公安民警張同志介紹過來的，閔大夫抹不開面子。正躊躇時，正好助手孫永烈過來了，就把柳正萌介紹給孫，由孫跟柳女士聊。
孫永烈跟柳正萌聊了些什麼呢？偵查員接著又找到了孫永烈，孫說主要是談了對鍾老四的搶救和刑警丁堅的治療。孫大夫比較喜歡說話，話癆可能稱不上，但別人說一句他說上三四句是比較正常的現象。偵查員一下子變得嚴肅起來，說孫大夫請你跟我們說實話，你在跟那個柳女士聊的時候，是否透露過鍾老四臨終前說的那些話——不管是她向你打聽的還是你自己興致所至主動說起的，這個情況非常重要。孫永烈臉不改色，說怎麼會透露呢，你們公安同志特地跟我和閔主任關照過，說這是機密，如果洩露，我們要負法律責任的。別說我是共青團員，就是一個尋常群眾也不敢造次啊！那位柳女士真的沒問過我這方面的內容，我更不會跟她說起。她也就不過在我們這兒待了五六分鐘，說了一些敬佩和感謝醫務工作者的話，就告辭了。
難道柳正萌去探望丁堅果真是奉了老先生之命？偵查員們都覺得匪夷所思。現在沒有其他辦法，只有立刻往北京拍發急電，向老先生了解此事。次日，即1月31日，收到老先生的回電，稱他對此一無所知。
八、襲殺陰謀
1月31日下午，專案組再次舉行案情分析會。先對上一天向丁堅、老張及閔、孫兩位大夫的調查情況進行了分析，議來議去，沒有理由對丁、閔、孫三人中的哪一位產生懷疑。可是，反常情況是明擺著的：柳正萌借用東家的名義，於“1·15”案件發生的次日就去醫院“慰問”因公受傷的刑警丁堅，其目的肯定不會是出於替東家的政治影響考慮。這段時間因與匪特分子作鬥爭而傷亡的民警、戰士有多名，有的事蹟還是上了報紙的，也沒聽說過柳有慰問之舉。丁堅的負傷跟那些同志相比，社會影響不過一般，她卻做出此舉，其用意顯然是藉此名義打聽鍾老四臨終前是否留下了什麼話。
不過，柳正萌並不一定是急於探知密令的內容——這方面她根本不用著急，那個行刺鍾老四的護衛鄔某肯定已經逃離市內返回匪巢報告一應情況了，匪特方面會動用另外的渠道把這一密令通知城內下家的。但是，匪特方面也不得不考慮這麼一點：萬一鍾老四臨死前透露了密令，儘管其全部內容只有短短三個字，一旦被破譯，那他們依據密令實施的行動豈不會穿幫？屆時不但勞而無功，還會損兵折將。因此，匪特方面必須弄清楚鍾老四是否已經洩露了密令內容，以便決定下一步行動。柳正萌“慰問”的用意，就是要查明這一點。看望丁堅只是一個藉口，丁根本不清楚鍾老四臨死前的情況，柳正萌的目標應該是參與搶救鍾老四的醫生。
那麼，柳正萌是否達到目的了呢？專案組無從判斷。而對於專案組所負的查明三字密令含義的使命來說，她是否得知密令洩露這一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其生前的活動軌跡追查到接受密令的那個下家，只有下家才知曉密令的含義——因為那是需要由其實施的。
討論中，有偵查員提出是否柳正萌即是下家，但更多人的觀點則認為這個可能性不大。如果柳是下家的話，她既然可以驅使手下匪特實施密令，說明其肯定可以指揮若干名特務，如此，到醫院刺探鍾老四臨終遺言以及將林碧蓉封口之類的活兒就不必由其出面實施了，只消發個指令就行。可她並未這樣做，非其不願，而是不能，因此她不會是接受密令的下家。這樣一來，雖然柳正萌自殺身亡，但警方追查密令含義的使命不會受影響。當然，這不過是理論上的說法，下一步如何行動，如何獲知密令的含義，大夥兒討論來討論去，卻不得要領。
案情分析會開到傍晚，解登峰讓大家先去食堂吃晚飯，飯後回來繼續討論。話是這麼說的，可晚飯後其他偵查員都回來了，卻沒見解登峰的影子，誰也不知道組長去了哪裡。那時候通訊極為不便，手機的概念可能連科學家也還沒想到，大夥兒只有等待。晚上八點，解登峰忽然進來了，眾偵查員都疑惑地看著他，希望他給個解釋。解登峰卻賣起了關子，說還不趕緊給我拿煙沏茶，剛剛跑了一趟，來去匆匆，還真有點兒乏了。解登峰是個性格嚴肅的人，平時很少開玩笑，此刻眾人聽他這麼一說，便知案子肯定有戲了。
解登峰確實發現了線索。作為專案組長，他受命主持破案已經半個多月了，好不容易逮住了柳正萌，卻由於看管不嚴鬧了個自殺身亡，出了一樁不小的事故，捱了趙局長一頓嚴批。這幾天他所承受的壓力之重可想而知。下午開完案情分析會，他去市局食堂吃了簡單的晚餐，信步出門，在寒風中站了片刻，尋思是不是之前對醫院方面的調查粗糙了點兒。正這麼想著的時候，便衣隊同事小馬騎著摩托車從外面返回。解登峰乾脆把小馬的車借過來，騎上直奔醫院，他想再實地查看一下情況。
此番前往，目的是明確的，但具體怎樣做解登峰心裡卻是沒底。到醫院後，他直奔二樓醫生辦公室，閔、孫兩位大夫都已下班，當晚值班的是一位複姓諸葛的青年女醫生。女醫生聽說是市局偵查員，顯得很熱情，解登峰正打算跟她聊聊，看她是否能提供些情況，急診室來電話說來了車禍傷員需要搶救，請諸葛醫生過去。女醫生離開後，解登峰想，不如先去跟值班護士聊聊，剛要出門，抬眼忽然看見牆壁黑板上寫著明天手術的排班情況，上面有閔、孫二大夫的名字，後面的括號裡則寫著麻醉師和手術室兩個配合護士的姓名。解登峰一看之下，腦子裡忽然靈光閃現：鍾老四的臨終遺言會不會護士也聽見了？
按說搶救鍾老四時，解登峰就是在場公安人員之一，還是為首者，可能當時過於緊張，注意力全部集中到鍾老四身上了，他此刻怎麼也回憶不起搶救時是否有護士在場。立刻去找醫院軍代表，軍代表說有這個可能，建議先問問醫生。孫大夫就住在隔壁醫務人員宿舍區，一個電話打給門衛就給喚來了。可孫大夫說，鍾老四留臨終遺言時，已經摘下了氧氣面罩停止搶救了，當時是您揮手示意三個護士出去的。
這麼說來，護士是不可能聽見鍾老四臨終說了什麼的。解登峰失望之下，尋思來也來了，又驚動軍代表了，索性再往下查一下吧，於是又要求跟當時參加搶救的那三個護士見面，當面瞭解一下情況。事後想來，幸虧他的腦子這麼轉了一轉，否則就不可能有後來的發現了——
三個護士接到門衛的通知，從宿舍趕過來，聽解登峰這麼一問，三人竟然一起點頭。這下解登峰覺得奇怪了，她們當時不是離開手術室了嗎，怎麼知道鍾老四臨終前開過口呢？護士的說法是，她們知道鍾老四臨終前開過口，但並不知道具體說了什麼內容。
這又是怎麼回事呢？細問之下，解登峰終於弄明白了。當時她們確實離開了手術室，但鍾老四斷氣後，隨即又被喚進去拔除鍾老四身上插著的各種管子，以及稍稍處理遺容後蒙上白布，當然，往下的警方拍照留證和法醫解剖就跟她們無關了。在她們做上述處理時，已經結束工作的閔主任和孫大夫正往外走，前者邊走邊關照後者：“小孫，你可能還是第一回遇上這種事情，記住了，一定不能向任何人洩露死者的遺言，那可是公安的機密——哪怕只有短短三個字。咱們行醫的，使命就是救死扶傷，其他可以百事不管。”
如此，三個護士就知道了鍾老四臨死前曾留下遺言，核心就是三個字。對此，她們也並不特別在意，鍾老四死的時候她們不在場，根本不知道他說了什麼，別說三個字，一個字都沒聽見。
解登峰馬上追問：“那麼，你們是否向別人說起過這個情節？”
三護士中兩個馬上搖頭，只有年紀最輕才滿十八歲的小凌露出驚慌的神情。軍代表讓另外兩個護士離開，對小凌說這事應該跟你沒有關係，你向公安同志說清楚就是了。小凌就說出了以下內容——
1月17日傍晚下班時，小凌走出醫院大門，發現舅舅邱侃在馬路對面站著，便穿過馬路去打招呼。舅舅說我剛才在附近購物，遇到一位以前在昆明上大學時的老同學鄭桂生，人家可真不簡單，不像舅舅我這樣混到三十幾歲還在做掮客，他已經是新華社西南分社的記者了。這次他來貴陽出差，我們倆多年不見，舅舅自然要盡一盡地主之誼，在附近的“富秋樓”請他吃飯。這不，我們剛進飯館，還沒點菜，突然想起你平時蠻喜歡寫文章的，就跟人家說了說，人家願意指點你一下。接著，舅舅問小凌是否有興趣跟這位鄭叔叔聊聊。小凌是文學愛好者，聽說新華社的大牌記者願意指點自己，自是喜出望外，馬上點頭答應。
就這樣，那個自稱“新華社西南分社”記者的鄭叔叔，利用與護士小凌共進晚餐的機會，輕而易舉地套取了情報，而小凌直到此刻方才意識到自己可能著了匪特分子的道道兒。
當天晚上，五金機電掮客邱侃被捕。邱侃因做五金機電生意之故，結識了一些國民黨軍警特和幫會人士（抗戰時，五金機電類物資都是從東南亞經雲南進入中國，繫緊俏商品，獲取既不易，運輸更成問題，若無關係打點，根本做不成生意），其中有其小學同學鄭桂生。鄭曾做過國民黨政權區政府的文書，後來又當了中央通訊社貴陽分社記者，去年春天去中學當了一名老師。鄭桂生跟邱侃關係不錯，以前在經商方面曾幫過邱侃不少忙。貴陽解放後，鄭據說患了肺病，請了長假在家休養，處於低調狀態，不再拋頭露面，跟邱侃也沒見過面，只在元旦時互相郵寄過賀年卡。
1月16日晚，鄭忽然登門拜訪，說自己肺病已愈，經人介紹準備進新華社西南分社做記者。邱侃一聽便來了興趣。貴陽解放後，邱侃以前的關係基本土崩瓦解，生意每況愈下，若是鄭當了新華社記者，可能是能夠幫上一些忙的。一說，鄭有同感，許諾肯定跟以前一樣給予相助，然後話鋒一轉，說眼下有樁小事想先請邱侃相幫。他想寫一篇貴陽警方剿匪的稿件，作為敲門磚呈送西南分社。正好，最近有個土匪幫夥中的小頭目鍾老四被殺，警方正在調查。昨天他已經通過關係採訪了公安局，還想採訪一下市工人醫院搶救鍾老四的醫務人員，聽說邱侃的外甥女小凌在該醫院外科工作，這次也參加了搶救，他就想和小凌聊聊，聽她說說搶救現場的情況。邱侃信以為真，念著老同學情誼，自是點頭。鄭桂生顯然對小凌的情況有所瞭解，說明天淩小姐上日班，傍晚下班前你可去醫院大門口等她，把她約到附近的“富秋樓”，我在那裡訂好座席恭候光臨。
訊問結束，專案組立刻出動，前往鄭氏住所將鄭桂生抓獲。鄭桂生供認，他在1946年經人介紹參加了“國防部二廳”下轄的貴州特務組織，上司給他下達的任務是收集中共地下黨活動的情報，最好是能夠打入地下黨組織。鄭桂生雖然做過中央社記者，平時看他在社會上東奔西跑非常活絡，真的讓他幹情報特工卻缺乏靈性，一直也沒幹出啥大名堂來。貴陽解放前兩三個月，特務組織不再跟他聯繫，也不再發給他津貼和活動經費。但鄭桂生對這份活兒倒像是上了癮似的欲罷不能，這當然與經濟收入有關。可是，原來的特務組織不要他了，他該怎麼辦呢？
他決定另選新東家。適逢大特務潘方俠奉蔣介石之命組建“新編第一集團軍”，準備在貴州“淪陷”後糾合當地土匪跟中共武裝力量打游擊戰，鄭桂生遂利用朋友多人頭熟的優勢投到了潘的門下。潘方俠當時正在籌備貴陽“淪陷”後潛伏市區的特務站，就任命鄭桂生在其老部屬、原中美合作所女特務柳正萌（原名耿芝蘭）主持的“新編第一集團軍第四特遣組”擔任副組長，做柳的助手。這次對小凌進行情報刺探，就是柳正萌直接下達的指令。由此判斷，柳正萌打著名士老先生的旗號前往“慰問”丁堅之舉，其真實用意是想刺探鍾老四是否洩露了三字密令。
那麼，三字密令到底是怎麼回事呢？鄭桂生交代，他所在的“第四特遣組”的主要任務是負責與潛伏於城內的匪特組織聯絡，根據“新編第一集團軍”的指令策動匪特分子進行破壞活動。具體指令由總司令潘方俠視情向其老部屬柳正萌下達，鍾老四則是直接跟柳聯絡的秘密交通。之前發生於貴陽市內的三起暗殺、一起爆炸案件即該組的“傑作”，都是柳正萌指使潛伏匪特分子實施的，警方至今都沒有破獲。
元旦後第三天，柳正萌與鄭桂生在南門一家咖啡館見面時，說她接到潘總司令的命令策劃一次重要行動，具體情況她沒有透露，只是說她打算直接跟城裡的某個潛伏匪特首領見面，讓鄭桂生幫她整理一些材料，主要是臺灣方面及美國之音通過短波電臺廣播過的一些國民黨特工在“敵後”成功展開破壞活動獲得晉升的案例，要求三天內必須完成。另外，柳正萌還告知鄭桂生，最近一段時間，形勢對我們貴州這邊比較有利，因為共軍主力大部分“竄犯”渝滇兩省去了，貴州境內兵力空虛，正是我等“建功立業”的好機會。
鄭桂生把一應材料整理好後，於1月6日晚交給了柳正萌。那次見面是在老東門“大王狗肉館”前的一株大樹下，見面後沒說什麼話，把卷在報紙裡的材料遞交後兩人就分手了。到了1月14日，柳正萌再次跟鄭桂生見面交代使命，讓鄭第二天下午兩點去“成記茶館”跟鍾老四見面，屆時鐘老四會口頭傳達潘長官的密令。獲知密令後，鄭桂生要立刻前往南京街（今中華北路）“逸海文具店”，柳正萌會在該店門口的閱報欄前等候。
1月15日那天，鄭桂生在路上稍有耽擱，到“成記茶館”門前時變故剛好發生，他親眼目睹鍾老四跳樓後被人打了黑槍，隨即就被送醫。鄭桂生倒是沉得住氣，竟然叫了一輛三輪車尾隨而去，一直跟蹤到市工人醫院，然後才去“逸海文具店”門前跟柳正萌會合。柳正萌聽了鄭桂生的彙報，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說沒想到鍾老四這麼有經驗的一個老交通竟會出事，更沒想到有人打他的黑槍！緩過神來，她讓鄭桂生先回去，由她來處理善後。
鄭桂生回家後方才感到後怕，當夜噩夢連連。1月17日傍晚，他接到柳正萌派交通送來的緊急指令，當即趕往約定地點見面。柳正萌滿臉愁容，鄭桂生還以為“第四特遣組”暴露了，聽她開口方才得知，潘長官知悉鍾老四出事後，已經另遣交通傳達了密令，但她並未透露密令內容。現在急需知曉的是，鍾老四被送醫搶救到斷氣前是否洩露過密令內容，此事她已經親自出馬作過初步瞭解，但未能確認。不過，她去醫院瞭解情況時，記下了醫生辦公室黑板上與搶救鍾老四的兩位大夫搭班的三個護士的姓名，繼而設法查明瞭她們的家庭和社會關係，發現其中一位淩姓護士的舅舅邱侃是鄭的老同學，讓鄭桂生設法通過邱侃從凌護士那裡打聽情況。
如此這般訊問下來，專案組一干人仍是沒弄明白三字密令的含義到底是什麼。情況彙報上去，領導著急了，專門安排了五位預審專家進行了幾次突審，但鄭桂生說來說去還是這麼些內容。而專案組接下來的工作也不樂觀，“第四特遣組”的組長柳正萌自殺了，副組長鄭桂生連組裡還有幾個成員都不知道，更別提他們是誰了。案子弄到這一步，好似煮了一鍋夾生飯，誰也不知道往下應該怎麼辦。
早在案子剛發生的時候，市公安局即組織了一個三人小組破譯三字密令，但破譯密碼或暗語乃是一門專業性極強的學問，不是民間娛樂猜燈謎，當時貴州警方尚無專門破譯密碼的專家，抽調來的三位只不過是曾經接觸過無線電報務的同志，一番忙碌下來，卻是勞而無功。鄭桂生被捕後，專案組把鄭桂生的口供提供給破譯小組，還是沒法兒解決問題。不過，三人小組提出的一個傾向性判斷被接下來的事實證明是準確的——該案几名案犯的口供表明，敵方策劃了一項重要行動，很有可能是針對重要目標進行的暗殺或爆炸，因此，需要加強對領導幹部以及軍火、糧食、野戰醫院等重要場所的保衛工作。這個推測得到了警方和公安部隊的認同，上報市委批准後，軍警方面對這些目標的保衛措施做了重新調整。
半月後，1950年2月22日，中共貴陽市委書記兼市長秦天真、副市長杜恩訓、貴陽警備區司令員兼解放軍公安八師師長汪乃貴等貴陽黨政軍主要領導同志在河西路市委樓上開會時，七名匪特分子化裝潛入企圖實施行刺，被警衛人員識破，當場擊斃一人，抓獲三人，逃跑的三人稍後全部落網。
破譯小組和專案組根據被捕者的供詞，終於破解了三字密令之謎：“第四特遣組”組長柳正萌根據潘方俠的指令制訂計劃，策動潛伏於城內的七名土匪執行這次暗殺行動，密報潘後獲得批准，但嚴令必須在適當的時候執行。至於什麼時候才適當，那要聽候指令。1月中旬，潘方俠決定在進入農曆庚寅年戊寅月後的一個月內（即1950年2月4日至3月5日）實施該項行動。於是，潘就根據之前與柳正萌約定的暗語，下達了“耿舞莎”的口頭指令。“耿”是“庚”的諧音，“舞”是“戊”的諧音，“莎”是“殺”的諧音，這三個字放在一起，不知內情的人還以為是個女子的名字，實際上卻是暗殺行動的時間。
1950年4月4日，貴陽市軍管會對該案進行宣判：刺客韋玉林、金耀亭、普剛、媵巧生、花今放、許林以及先前被捕的崔先鶴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鄭桂生被判處無期徒刑，宋德安、何立山分別領刑十二年、五年不等。
柳正萌死後，“第四特遣組”剩下的四名成員停止活動，繼續潛伏，在稍後的“鎮反”運動中全部被捕，分別被判處七年至十年有期徒刑；而殺害鍾老四的兇手老鄔始終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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