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彭城列九州
龙争虎斗几千秋
这是古诗“情怀徐州古八景”的首联句；元代词人萨都剌在《木兰花慢•彭城怀古》中写道：“古徐州形胜，消磨尽，几英雄。”诸如此类的诗词都是徐州这方“兵家必争之地”的历史写照。千百年来，徐州不仅留下了许多浴血传奇的战争史话，而且创造了地方特色鲜明的优秀传统文化，民间也流传着“两汉文化看徐州”的说法。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徐州历史文化遗存丰富，特别是“汉代三绝”，即汉墓、汉兵马俑、汉画像石，其中又以汉墓位列三绝之首。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活工作在这座城市的人们，自然会受到两汉文化的熏陶，久而久之由喜好到热爱，甚或主动地保护历史文化遗存和文物，养成了“文化自觉”。在公安队伍里也有一批这样的“文化人”，默默地担当起“文物卫士”的责任。下面所讲的是一个发生在三十年前的故事。 ▶▶▶▶▶ 采石现墓
1989年10月20日上午，时属徐州市郊区下淀乡陶楼村的小凤山上，几声沉闷的爆炸声过后，民工们抓紧进行清运作业。突然，在坡顶施工的几个人大呼小叫着“快来看呀，炸出古墓来啦！”于是，人们纷纷跑来围观。只见炸炕底部露出一孔黑黢黢的深洞，硝烟和腐殖物混杂在一起的气味令人掩鼻。当地有一种说法： “徐州城北十里路，一里一座汉王墓”，因此有许多人见识过古墓的发掘。受猎奇心甚或发财心的驱使，其中有几人跃跃欲试要下洞一探究竟。他们从工棚里找来绳索、手电筒等工具，轮番进洞摸索，陆续拿出了铜镜、茧形陶壶、陶钫等随葬品。
在此当口，村治保主任闻讯赶来，当场制止了私挖乱掘的行为，查扣了文物器件，并派人到文管部门报告。经徐州博物馆考古清理、宣传征集，收回了绝大部分的出土遗物。继后，又在此地发掘清理出三座墓葬。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特征，认定该墓群为西汉武帝时期。尽管四墓的规模不大，但当时能在山顶上开凿竖穴墓，随葬品种类较多、质量较高，可以肯定墓主人生前有着一定的政治经济地位。至此，这一考古发现似乎划上了句号。
摸金校尉
据史书记载，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曹操为弥补军饷的不足，设立“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的军衔，专司盗墓取财贴补军饷。从此，“摸金校尉”即成了盗墓者的代名词。
在徐州市百货大楼对面的统一北街头，有一个字号为“王记刻字”的固定摊亭，摊主是一位双腿先天畸形的残疾人，也是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的常年帮扶对象。鉴于其自幼苦学篆刻，刻得一手好印章，特批了摊位助其谋生。由于地处商圈闹市，人群熙来攘往，加之其特有的招揽顾客的技巧和热情服务的态度，倒也将生意经营的有模有样，还得了一个“刻章王”的雅号，在地界周遭小有名气。王某的生计有了着落，怀着感恩之心，经常主动地向派出所提供些治安情况和案件线索。
1990年10月25日上午，摊亭旁照旧围满了人，王某为按时前来取印的几位顾客钤好印样，不厌其烦地介绍所刻名章的印面布局、刀法特点，俨然一副“名家范”。民谚道“路上说话，草里有人”。其间，有一位年约四十民工打扮的人专心致志地边听边瞧，看似饶有兴趣，却又一言不发。及至中午人散摊空，方才神秘兮兮地走入亭中，拱手作揖称赞王某是名人大家。王某心生疑窦遂问有何事由，此人伸手掩门关窗，解开外衣，从缝在衬里的口袋中拿出个小布包，捧到王某面前说：“请高人指点。”打开布包，一枚“龟纽银印”赫然在目，取过印泥钤出印样，“君侯之印”四个阴刻篆书跃然纸上。王某吃惊不小，为防打草惊蛇，口气委婉地套问此印的来处。此人操一口郊区口音王顾左右而言道：“这是去年开山采石出土的东西，您看能值多少钱？”王某试探着开出700元的价格显然不合他的“胃口”，一番讨价还价抬升到5000元，方才达到了对方的“心理价位”。王某想用缓兵之计将印留下，便与其商量道：“这件东西我也看不甚懂，再说我也没有这么多现金，你如果相信我就把它留下，明天我找文物商店的朋友看看，要是真东西我就付钱给你。”话音未落，此人一把抢去银印夺门而走，王某腿脚不便，眼睁睁地看着他遁入人流之中。
王某忙不迭地关门打烊，摇着轮椅来到鼓楼公安分局牌楼派出所，找到所长拿出钤下的印样，一五一十地报告了情况。所长敏锐地觉察到倒卖文物非同小可，立即向分局领导作了汇报。分局迅即邀请徐州博物馆的专家，对所留印样进行鉴定，并详细询问王某所见银印的样式材质，初步断定此非文物莫属，遂决定进行立案前的初查。并将查找“摸金校尉”追回被盗文物的任务，交由办案经验丰富且有一定文物知识的治安民警李黎明（现任徐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负责，另派两名民警协助开展工作。自此，拉开了追踪“君侯之印”的帷幕。 不懈追踪
调查伊始，首先找王某对“卖印人”的体貌、衣着、口音等进行描述，追忆接触中的对话详情。其中“文物商店”和“去年开山采石出土”两个细节，触动了李的敏感神经，马上联想到此人有可能去文物商店“验货”。当时徐州开设的几家文物商店都集中在博物馆附近，经挨家查访，一爿门面最大的店主提供了重要情况：昨天上午有一人拿了一张印样前来咨询，印文是“君侯之印”。让他拿出实物时，他说是亲戚家的东西，大约一寸半见方，上面有个银的乌龟钮子，问我能值多少钱。我告诉他这可能是个汉代文物，按规定要交给博物馆，可以领取奖金。同时又多说了一句，这样的东西商店不敢收，除非卖给文物走私贩子。店主描述的此人体貌、口音特征与王某反映的基本一致。从“卖印人”不拿实物、只拿印样的举动来看，还真是一个颇有心计的狡诈之人哪。
为追查银印的出处，根据“去年开山采石出土”的线索，请博物馆配合查询，很快查出1989年全市发掘的汉墓仅“小凤山”一处，李黎明决定顺线调查。调查之前，请刑侦技术员根据掌握的“卖印人”特征描摹出模拟画像，翻拍成照片。在乡、村干部的配合下，排查了一周没有结果；但在走访中有本村民工反映，采石场因用工不足，曾在附近的铜山县茅村乡招聘过几名石匠，当时下洞的也有外乡人。随即找来采石场的场长，据他反映所用的外聘工多是打零工的，干一天活领一份工钱，也没办什么用工手续，对这些人的印象不深。眼看调查工作将要搁浅，李黎明急中生智，让场长找几个工地负责人一起回忆，或许能有所收获。当拿出模拟画像传看时，有两人露出似曾相识的眼神，经反复辩识，认为有七、八分像是多次来场打工的茅村乡港头村的赵某立。得此线索，调查组马不停蹄直奔茅村，请当地派出所找来赵所在村的干部辩认画像，也得到了相似的认可。同时了解到赵某立平时爱占点小便宜，曾因偷窃受到过治安处罚。但最近赵不在家，据他家属讲是到铜山县利国镇的小铁矿打工去了。根据调查组报告的初查情况，分局批准立案增派力量并批办了传唤手续，兵分两路开展侦查。留下两名民警就地蹲守，李黎明带人去利国镇继续查找，到了利国派出所方知查找工作面广量大。
利国镇矿产资源丰富，尤以富藏优质铁矿石而闻名。当时的政策允许个体采矿，方圆65平方公里的地区，分布着大小采矿坑口300余处，是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区。针对这种情况，侦查组与当地派出所商定了“发动群众、集中查找”的方案，请镇政府召集全镇百余名矿主开会，将从人口资料上翻拍的赵某立的照片和简要情况分发下去，摆开阵势开展查找工作。三天过后，听到风声的赵某立仓皇逃回家中，被蹲守的民警抓获，带回牌楼派出所审查。为确认嫌疑，特将“刻章王”和文物商店店主请到所内，依照法定程序对赵实施辩认，最终确定赵即是“卖印人”。 水落石出
被带进讯问室的赵某立惊魂未定，双腿簌簌发抖；尤其是辩认结束后在院子里瞥见摇着轮椅离去的王某，心理防线一下子崩溃了，连忙掏出内兜里的银印，如实供述了偷、藏、卖印的全过程。
现将时间拉回到故事的开头。发现汉墓的当时，赵某立是和一名身材瘦小的青年民工先行进洞的，借着手电的光照在洞口处先看到两尊一尺来高的镇墓铁兽，前行几步看到了几个或立或倒的陶俑，再往里走又看到墓壁两侧对称的二层台上堆着一些陶瓮、陶罐。此时刺鼻的浊气和阴森的墓穴令人惊恐难耐，两人均不敢再向前行，匆忙把神兽和陶俑搬到洞口，呼喊洞上的民工用绳索吊着箩筐先把器物拉了上去。在等候攀绳上洞的当儿，赵的脚下踩着了这枚银印，顺手装进了裤兜。当第二拨下洞的人拿出其它器物的时候，村治保主任赶到，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面对到手的银印，赵某立犯起了嘀咕，虽然不懂文玩古董，但他也知道出土的金银器肯定是宝贝，可又不知它究竟价值几何。于是，他带着银印去找一位上过私塾且粗通卦象的远房亲戚。那人果真认出了“君侯之印”的印文，并告诉他“此印非寻常百姓能藏得住的，你也没那么大的福报受用；一年之内要么上交，要么倒腾出去，不然会出大事的”。听得此言，赵愈加惶惑。上交了吧，委实不舍；卖出去吧，没有门路。这一年来，他被这枚银印折腾的寝食不安，开初在屋角墙洞东掖西藏，后来干脆缝个口袋带在身上，终日里提心吊胆，自怨道：“这哪里是宝贝，它就是个累赘啊！”直到这次东窗事发，赵交代完事实反倒觉得卸下了一副重担，追悔不已，沉痛地表示愿受法律的惩处。 鉴宝释义
经徐州博物馆组织专家鉴定：这枚西汉武帝时期的龟纽银印，为确认墓主人及其身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根据此印结合其它随葬品，确定墓主姓刘名颀，虽自称“臣颀”，然“君侯之印”表明其实为君侯。徐州汉称彭城，刘邦封其异母弟刘交于楚国，建都于此。因此，刘颀应是楚王家族中的成员。在徐州博物馆里，笔者亲眼目睹了这一珍贵文物：该印为2.1cmX2.1cm正方形印面，上面铸一只翘首张望的乌龟，其态栩栩如生，精美绝伦，印文为阴刻篆书“君侯之印”（见图）。该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现为徐州博物馆的重要藏品。
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各类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当时生态环境的状况，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岁月钩沉。三十年前发生的故事，今天听来仿佛是个传说。然而，传说就是故事，故事就在今天。盗墓与反盗墓古即有之，就象一对孪生兄弟，两者纠结交错了几千年。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制作播放的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讲述了许多国宝级文物的前世今生，它们大都经历了被盗、倒卖、流失、追回的艰难曲折过程，令人扼腕。过去只有文物大省才会出现严重的盗墓现象；现在哪里有古墓，哪里就有盗墓贼。更令人担忧的是，盗墓者不仅分工明确、装备先进，并且掌握了专业的考古知识，侦破这类案件的难度也随之增大。
仅庙山团伙在两年时间内，使用洛阳铲、铁锹、挖掘机等工具，采用爆破、锹挖等手段，盗掘古墓葬12处，销赃得款人民币228万元。盗墓者见到“金黄银白”便眼红心黑疯狂洗劫，目的就是为了钱。而墓葬对于考古工作的意义，并不仅仅表现为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其形制、葬式等看来并不直接具有商业价值的遗迹现象，其实都包涵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而野蛮的盗掘，往往使这些现象遭到不可挽救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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