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文化頭條網

关注秦朔朋友圈
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342篇原创首发文章

乾隆58年的夏天，当英国第一个访华使团登上中国的土地，就让那本让欧洲人羡慕了几百年的《马可·波罗游记》，彻底破了产。

没有黄金遍地，没有锦衣玉食，取而代之的却是戳心的贫困。路边看不到整洁牢固的住房，只有茅草盖顶，建筑荒芜，乞丐遍地。

据说当时给英使团端茶倒水、扫地做饭的中国人，个个瘦骨嶙峋，没有一个胖子。每接到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英国人用过的茶叶都抢着继续泡着喝，就连他们扔到海里的死猪死鸡，都有好几十人不顾生死下海哄抢。

到底是怎样的“饥饿”造就了这幅惨状？康雍乾三朝，年年都有关于各地“饥”、“大饥”以至于“人相食”的记载，民众吃糠咽菜屡见不鲜。据说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收入不过32两，年支出为35两，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普通人家的破产抗不过一次饥荒，接下来要卖儿卖女，惨不忍睹。而同时代的英国人，几乎是天天可以吃肉的。

乾隆盛世，纵向比，是中国历史的巅峰，疆域是今天的1.5倍，养活了当时世界上30%的人口。横向比，全球三分之一的GDP出自大清，国库充盈，四海臣服，周围小国都纷纷进贡来朝。王孙公主，都是外族通婚时的香饽饽。

可上面这段漂亮话更像是一张虚张声势的面子。张宏杰在《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里写道，横向比，乾隆时代相对于18世纪的世界文明，是一个只有生存权却没有发展权的盛世。而纵向比呢，是民众意志被压制得最萎靡的时代。

这才是那个绣花枕头的里子。它完全颠覆了我们从小对乾隆盛世的幻梦，说到底，那不过是一个饥饿的盛世。

让我们把时间进度条往后拉200多年。

当然不再是以前的世界了。高楼平地而起，霓虹十里不息，生机勃勃，日进斗金。没法果腹的命运几乎找不到了，可世间的困境乔装了自己，以另一番情景出现——好好的行业会突然步入黄昏，甚至消失不见；永远有新的秩序在酝酿；人们要赶在世界对他们动手之前一跃成为斜杠青年，以躲过时代的剪刀手；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某生鲜店采购海鲜时都必须下载APP才得以完成购物之旅……成长不再只是孩子的任务，它几乎成为了成年人生命得以延续与发展的必修课。

所以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饥饿”。不是吃不到什么，得不到什么，而是得到多少，都隐隐觉得不够。

人们围追堵截的，不是粮食，不需要像遥远的祖先那样探索方圆十里是否有足够的食物，或者为何临近的族群更为富庶，却需要时时刻刻与时俱进，寻找让自己出色、让下一代更出色的筹码，这是巨变之下极其自然的并发症。

毕竟，“饥饿”才是饥饿者的通行证。一个人要栖息在冲劲十足的社会里，很难去扼杀自己目光的所到之处，也不能阻止身体紧跟着时代大步向前的冲动。不愿意安贫乐道，要百分百地经世济用，往往是现实世界冰冷却好用的通行证。

今年夏天我去山里度假，来接我们的司机是山里的原住民，身体健硕，生活安逸，自建的豪宅宽敞明亮，后院有大片郁郁葱葱的菜地。自己开了民宿和餐馆，还身兼司机赚外快迎来送往。我羡慕他，说现在城市的人都纷纷来山里度假，没雾霾，喝山泉，你们还顺便能赚钱。他却告诉我，自己常常焦虑，不满足，还是赚不到足够的钱。对他而言，山里已经从分明的四季到只剩下两个季节——淡季和旺季。

电视里播的是激情四溢的《创业时代》，社交媒体强烈共鸣的是早生白发的80后，现实里的创业公司常常刚站稳脚跟就想着要建帝国，争地盘，要扬名海外。有一部纪录片里讲一位35岁的互联网创业者，3点半入睡，8点半起床，几乎天天睡在公司，5岁的儿子只能与他电话交流。他认为睡觉是浪费时间，年轻就该做出点有价值的事情。而事实上他发白的唇色和浓重的黑眼圈，已呈现出一种极致的病态。

孩子和家长同样加入了这一战壕。《疯狂的黄庄》里写北京海淀黄庄那个分秒必争的群体：每晚八点半之后，孩子们从黄庄周边的各大机构蜂拥而出，在路灯下和妈妈一起踏上回家的路。一些关心竞赛的家长实名加入了一个与竞赛有关的群，名叫“帝都精神病总院”。“每天中午多出一节课的时间，一周比别人多出半天。”妈妈们都是这么算账的，令人汗颜。怪圈中的每个人或许都隐隐觉得不对，却没法心平气和地躲开被裹挟的疯狂，甚至自己就是别人梦靥里的一部分。因为在中国，在人生的前20年里，这几乎是与别人较量最重要的工具。

有人说，中国人从来没那么困过。“猝死”好像是这个时代的常客。前阵子一位82年的券商研究员有一天晚上回家告诉太太，说自己很累。第二天早上太太8点醒来，发现他身体已凉，溘然长逝了。在德国摄影师贝尔恩德·哈格曼的镜头中，到处都是睡觉的中国人。他说，这些在水泥地上、三轮车上、花坛边、健身器上，甚至卡车底下睡觉的人们，是中国得以复兴的原因。

“饥饿”的盛世喜欢挑选那些折射狼性的处世法则。“知足常乐”像是和“饥饿”的人们之间隔着一道厚重的屏障，而“天道酬勤”倒是积极地和他们站在了同一个阵营。

这个世界总有两幅图景，盛世之下的陷阱，一点都不比这个时代“圣人卸妆”后的污点少。

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并没有在新世界里获得安宁。

世界庞大、激烈、骚动；人却不惬意、不坦然、还老受刺激。坦白说，在这样一个巨头都如履薄冰的巨变时代里，世事和三观都没有稳定的走向，要去筛选这个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并不容易。可这样的“饥饿”或那样的“饥饿”却时不时能在我的脑子里重逢，成为我感觉到的构建如今这个社会结结实实的一部分。人们的胸腔里仿佛藏着大海，一点波澜，都能引起狂风大作。人那么平凡，却又那么不甘，于是在社交媒体转发锦鲤变成了一种时尚。可真的是时尚么？王小波说，走投无路才会迷信。

另一个值得怀疑的，是人们似乎也并没有全然从“盛世”中获得真切的享受。

人类学家项飙提过一个概念，叫做“悬浮”，形容这个时代的人倒挺恰当。人是“悬浮”着的，所有人都在追求一个更好的明天，更好的明天长什么样子，他们不清楚，追求到了之后会怎样，也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下的生活不太值得过，因此他们也无法真正享受当下。

打个比方，中国人蜂拥去买房，多半是为了今后的经济保障，而不是当下实打实的享受。孩子们学各种技能在简历上增添光彩的东西，多半是考虑社会观感的“有用”，而不是当下的重要的精神寄托和享受。

还有，人在精神上的丰满，人性上的完善，都没有因为“盛世”而“盛”。

唯发展论的盛世里，评价一个人，常常看他在食物链上的位置，看他掌握的权力、财富和声名。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完完全全有可能在精神上是行尸走肉，“身着光鲜的高管们，回到家累得不想说话，就像死狗一样摊在沙发上”是如此生动的写实，或许恰好诠释了中国富人岌岌可危的“快乐”额度。而章诒和有一回谈到我们和前辈最大的差距，她说，那一代真的是很美的，美就美在心灵，人性是很完善的。她讲梅兰芳主动承担死去秘书家眷的生活费用，讲程砚秋为了一次失约亲自登门道歉。而我们今天，仿佛精神和人性都被打了劫，很少能看到这样灵魂澄澈、人性完善的时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