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年少時讀《歸園田居》，很為詩中所描寫的景象所打動：草屋、桃李、榆柳、雞鳴......如此生趣盎然的生活，簡直奠定了不少人夢想中詩意棲居的藍圖。自此拜服於淵明筆下，欣賞他不事權貴的孤傲灑脫，也豔羨其歸隱田園的飄逸悠然。
陶淵明，生活於晉宋易代之際，字元亮，自號“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潛”。出生於一個沒落的貴族世家，曾祖父陶侃是東晉的元勳重臣，軍功顯著，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祖父陶茂作過武昌太守，母親為東晉名士孟嘉的女兒，父親是個“寄跡風雲，寘茲慍喜”的人，在陶淵明八歲時便亡故。
伴隨著年少時家運的衰落，陶淵明在成長的過程中雖懷有“大濟於蒼生”之壯志，但無奈身處於時局混亂的年代，幾經沉浮，最終選擇結廬於鄉野，不再出仕，徹底過上了詩酒為伴、躬耕隱居的生活。
作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一生所著散文辭賦不計其數，對同時代及後來文人在思想和創作上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南朝梁代文學家蕭統曾評價其“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群，任真自得。”作為一個不畏權貴、安貧守節的君子，在出仕及歸隱間，一個“真”字可謂貫穿了陶淵明的一生。
出仕
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
二十歲時，年輕的陶淵明懷抱“猛志”開始了他的遊宦生涯，但出任的都是一些低職官吏，在短暫的居家生活後，二十九歲時，陶淵明徙家柴桑，在江州刺史王凝之的手下謀了個別駕祭酒的官職，但不憤於王凝之挪用加固堤壩之錢兩用於修建自己的道觀，不久便“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爾後過了一段時隱時仕的生活。
義熙元年八月，四十一歲的的陶淵明在朋友的勸說下，前往彭澤出任縣令。十一月，督郵劉雲前來視察，縣中諸吏勸其應身著盛裝，恭敬迎接。陶淵明聽後長嘆道：“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說罷，便憤而辭官，隱居不出，徹底告別了黑暗的官場。
那時的陶淵明，生活本已貧苦，若隨波逐流守住自己的一官半職，還可為一家老小謀得不愁衣食的富貴生活，但“世事與本心相違”，雖無力掃清官場的汙濁之氣，但守志不阿卻是其身處亂世的立身原則，只有如此，方能對得起自己的本心。
歸隱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歷經彭澤縣令後，因不願身處官場，心為形役，一生坦蕩的陶淵明便掛冠而去，歸隱山野，一面讀書為文，一面躬耕隴畝。
陶淵明妻翟氏，與他志同道合，安貧守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 朋友來訪，無論貴賤，只要家中有酒，必與同飲。儘管生活貧困，但他始終不願再為官受祿。宋文帝元嘉元年，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到他家訪問，但他對送來的米和肉堅拒不受，後來朝廷曾徵召他任著作郎，也被其拒絕了。
在陶淵明的筆下，這樣的隱居生活雖然清貧，但卻充滿著淳樸悠閒的生活氣息。住的地方選址於“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清淨之地；醒來便勞作“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閒來飲酒“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在“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的自在之地，他寫出了大量或質樸或綺麗的詩詞，如《飲酒》、《雜詩》、《擬古》等，雖才情無法施展於官場，但寧靜悠然的田園生活，卻使他噴湧出的創作靈感化作了中國文學史上的寶貴財富。
梁啟超曾在《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中說道：“自然界是他愛戀的伴侶，常常對著他笑。”對於歸隱後的田園生活，陶淵明是發自內心的熱愛的，通過親自勞作，經營好生活中的一簞一食，不用媚事於人前，在紛擾的世俗中保持著自己的風骨和氣節，從而讓自己的內心獲得了一份真正的寧靜。
不以世事而移志，安貧樂道仍守節。從來，陶淵明都不是在生活中去尋找詩的靈感，他只是憑著本心，把生活過成了詩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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