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劉少奇與陳雲在交談
七千人大會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儘管沒能把發生困難的原因討論深透，應該說還是開得成功的、有效果的。它發揚了黨內已經有那麼一些年相當缺少的民主，進行了批評與自我批評。毛主席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
七千人大會上毛主席的講話，當時我聽了不過癮，覺得一般。但事過幾十年之後，感覺他的講話確實是講得深刻，經得起時間、實踐的考驗。在民主問題上他說，列寧講，無產階級的武器只有一個，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把自己的隊伍組織起來，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武器。在社會主義建立以後，這個民主集中制、黨內生活怎麼適應新的情況，今天還沒有解決。並說，沒有民主的集中，只能是修正主義的集中，法西斯的集中。他說，黨內要允許有公開的反對派，只是不允許秘密的反對派存在。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他說，社會主義建設是個必然王國，人們的認識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是個過程，這個過程還沒有完結，我們還沒有進到自由王國。必須在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的基礎上，加深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他說他在今天以前，只關心和努力從生產關係的變革上來考慮問題，對制度方面、生產關係的政策注意較多，而對生產力和對生產力的發展方面知識較少，做得不夠，不如誰誰。在國內，在世界，我們必須堅定地站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眾這一邊。在怎樣對待犯錯誤和受挫折的問題上，他講了孔子的故事、左丘明的故事、司馬遷的故事、屈原的故事。
從毛主席的講話中得到啟發，劉少奇在隨後的講話中，也跟著指出原來起草書面報告時，只把分散主義作為主要問題來批評，忽略了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的問題，由此建議把第二部分“關於集中統一”改為“加強民主集中制，加強集中統一”，把毛主席講的那層意思修改進去。並說，這幾年吃了不調查研究的虧，也吃了不講民主的虧，這是一條大教訓。一定要形成一種暢所欲言的空氣，黨內如此，黨外更應該如此。無論如何不能以黨代替政府、代替工會，因為黨員總是少數。要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作用，通過這個制度去實行人民的民主。這樣，在少奇同志主持下，對他的書面報告和口頭講話再次作了修改，然後作為中央文件發到全黨。
在“人民公社六十條”、“工業七十條”的推動下，各部門分別制定了本行業的條例，如“科技十四條”、“文藝八條”，高教、商業、合作社、手工業等都有了幾十條。這是因為毛主席在這過程中已經提出，單有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不夠，還要有為總路線所需要的具體工作路線。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繼續說，“有了總路線還不夠，還必須在總路線指導之下，在工、農、商、兵、政、黨各個方面，有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對各條戰線的各項具體工作路線作出明確肯定，這是七千人大會的積極成果。它對進一步貫徹“八字方針”，扭轉國民經濟的困難局面，是有利的。
但是，事情有一個充分暴露和逐漸推進的過程。七千人大會後不久，少奇同志聽財政部的彙報，得知財政收支不平衡，還有50億元的赤字。那時年財政收入才多少啊，有這麼多赤字，實在是個大問題。引起了少奇同志的嚴重關注。七千人大會後僅僅兩個星期，2月21日至23日，又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因為是在中南海西樓開的，所以後來又稱它為“西樓會議”。這個會議可是重要。少奇同志認為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還是沒有透底。不要怕多說困難，它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
在討論中，陳雲同志對當時的經濟形勢和克服困難的辦法做了一個重要的講話。少奇同志聽後大為贊成，讓陳雲同志到國務院會議上也去講講，國務院的全體部長、主任，凡是參加國務院會議的全體成員都要聽一遍。
那天，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先講，反映不熱烈。陳雲同志後講，熱烈掌聲不斷。原本秀才們相約，分散入座，聽到好的段落，帶頭鼓掌。結果超出想象，部長們熱烈鼓掌在前，秀才們一直緊跟在後。那幾年，人人談困難，會會說困難，聽到陳雲同志講困難，大家的心裡踏實了，託底了。怎麼克服困難呢？陳雲同志講時沒有豪言壯語，沒有空洞承諾；而是條條切實，著著牢靠。大家聽後共同感到：困難可以緩解，希望就在眼前。比如說到，線襪子容易穿破，孩子多的人家，都感到補襪子是一件傷腦筋的事，以後計劃對城市人口每人每年供應一雙尼龍襪子。又比如說到，要逐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應三斤大豆，在缺少肉類和蛋品的情況下，用大豆來補充營養。都是很實實在在的。
少奇同志繼續在西樓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怎麼樣轉發陳雲等的講話，中央要不要搞個文件。有同志說七千人大會對全國的形勢作了估計，沒過多久，我們對形勢又作不同估計，好嗎？少奇同志說，這樣的事黨史上有的是，一次大會作了估計，過了一段形勢變了，又作新的估計，新的決定。他列舉了好幾個事例，直接作了回答。
陳雲同志在談到對形勢的估計時，說：現在糧食已經掉到了1957年前的水平，看來，要恢復到1957年水平，沒有六年也得五年，方針是準備慢，爭取快。在這個問題上，有同志表示也不同意。對整個形勢的提法，少奇同志認為現在是非常時期；陳雲同志講是恢復時期。有同志又說，剛剛提出調整的“八字方針”，現在怎麼又搞成一個恢復時期，豈不是倒退了？小平同志變通了一下說，對外公開講調整時期，黨內講恢復時期。
討論到基建、計劃等，是堅持高指標，還是採取低指標時，少奇同志支持陳雲說，過去老是高指標，完不成時來回調整，變成一年計劃，計劃一年。這次搞個低指標好不好？是制定低指標，超額完成了，有利於提高積極性，還是高指標完不成，有利於提高積極性？他認為，低指標超額完成，更有利於調動積極性。
黨內有這種不同意見的爭論情況，是最好的情況，沒有不同意見，鴉雀無聲，表面一致，就危險了。少奇同志在這個會議之前、會議過程中、會議之後，都起到了別人沒能起的作用，讓大家敞開談自己的意見。會上還討論了毛主席講的公開的反對派、秘密的反對派是什麼意思，各有各的解釋。
西樓會議經過討論，同意了少奇提出的關於轉發陳雲、李富春、李先念三個報告的意見，同意根據少奇同志在會上講的意見起草中央批語。這個批語，照理應該收進《劉少奇選集》，它代表了少奇同志在西樓會議上的基本觀點。
西樓會議還決定，重新成立財經領導小組，李富春任組長。
最後，少奇同志說：好啊，經過討論，我們都同意轉發他們三個人的報告，也同意中央轉發的批語。但是，這只是我們這裡的討論，毛主席不在北京，毛主席沒有參加會議，明天，我、總理、小平，到武漢，把文件帶上送主席審閱，會議情況口頭彙報，主席同意，文件就下發，主席不同意，回來再議。少奇同志作為第二把手，在同毛主席的關係上很注意，處理得很好。
第三天少奇同志從武漢回來，給我打電話，說：“主席都同意啦。”高興得不得了。對此我曾想過，毛主席的同意，是不是勉強的，或者是應付的？我認為不是。因為西樓會議這一套，完全符合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主席所肯定的綜合平衡、農輕重為序安排計劃的說法。
少奇同志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對我說，把中央的批語再斟酌一下。批語裡大致有這樣的話：對陳雲同志的意見，在討論中，中央部門就有不同意見，這次下達以後，你們有不同意見，也可以提出。少奇同志於是考慮，批語裡是不是把在中央討論時持不同意見同志的名字寫上？他的目的是為了啟發黨內民主。但是我講，寫上恐怕不好。少奇同志沒有堅持。這樣就沒有寫上，發下去了。
毛主席同意了，文件下達了，我們這些在釣魚臺寫東西的工作人員都很高興，高興得不能平靜。還一起議論，經濟工作最好還是由陳雲同志來掛帥；富春同志是個好同志，但是由他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的組長，遠不如陳雲。大家七嘴八舌，一致要我向少奇同志去反映，建議由陳雲同志出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我對少奇同志一說，少奇同志同意。大家喜出望外。
開始陳雲同志表示不願接受。後來周總理告訴我，少奇同志力勸陳雲當組長，並對他說：我對你支持到底。
陳雲同志當了組長去上海以前，召開過一次財經小組會議，講了一次話。他講：他管計劃工作，主要管兩條，一個基建，一個人員增加。抓住了這兩條，就抓住了關鍵。這是他上任組長後的第一篇講話。隨後他到上海休息去了。
少奇同志還出了一個主意，要我們把陳雲同志這幾年對經濟工作的講話、文章，選編一份材料。我把這個意見對陳雲同志的秘書說了。秘書給他打電報請示。陳雲同志幾次三番堅決反對。後來少奇同志說：對他說嘛，不是廣為印發，只是印發給中央少數同志、中央財經小組的同志看，作參考。這樣，我們就編了一份材料，大約有四五萬字，提要一萬多字。開始，題目稱為《陳雲同志論幾年來的經濟工作》。何均同志提出，已經有了《論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再來一個“論”什麼，不好。於是把題目改成《陳雲同志幾年來對經濟工作的意見》。少奇同志寫了幾句話，4月16日送給毛主席。其中有這樣一些話：“最近我要鄧力群找陳雲同志幾年來有關經濟工作的一些意見來看，他找來了，並搞了一個摘要。我只看了這個摘要。現特送上，請主席看看。”
有了中央轉發陳雲等講話的文件以後，接著又有一系列的文件、措施出臺，搞了《現金管理條例》、《財政收支平衡辦法》等。
那幾年，不得已多發了五六十億元人民幣。為了回籠這些貨幣，陳雲同志出了一個主意，搞高價點心、高價糖果、高價飯館、高價衣料、高價茶葉等。與農民的交易，還提了一個以高價對高價、以低價對低價的原則。當時，農民除了徵購糧以外，餘糧不願意出賣，要賣就要抬高價格。陳雲同志說，他們高價對我們，我們也高價對他們；他們用低價賣給我們徵購糧，我們也用低價供應他們生產資料。這幾項措施果然見效，把多發的貨幣全部收回來了。
這個時期採取的一項最重要的措施，是兩千多萬城市人口下鄉。這個問題也是陳雲同志多次提的。他為此曾到中南各省進行過調查。在河南，他和省委的同志算了幾筆賬：根據現有的材料一年全省生產多少糧食？扣除農民的口糧、飼料糧、種子糧，還有多少餘糧？這是一筆賬。另一筆賬，全省的城市人口有多少？按照當時供應標準一年要吃多少糧？這些城市人口一年所需的糧食，同農民能夠供應的餘糧相比，究竟餘糧夠不夠？計算的結果，差得很遠。為了滿足城市人口需要的糧食，勢必要把農民的口糧和飼料糧擠出來，不擠農民的口糧、飼料糧，城市的人口就要缺糧。農村的農民餓肚子，城市的人患浮腫病，就是這樣造成的。這就不能不造成城鄉人民的尖銳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只有一個，就是必須減少城市人口，讓一部分城市人口回鄉務農。這件事關係全局。
好在那個時候，已經有了“農村十二條”、“人民公社六十條”，經過調整以後，農村情況正在有所恢復，城裡人下去，給他一塊地種，起碼能夠餬口，不會餓肚子。
總起來說，西樓會議以後，解決了一個綜合平衡問題。原來只是工業一塊，農業一塊，商業一塊，工業是工業的問題，農業是農業的問題，商業是商業的問題。經過西樓會議，把工業和農業的關係、城市和農村的關係、商業財貿和生產建設的關係，開始協調起來。一句話，有了各個部門的具體工作路線，還要有總體的工作路線；有了局部的具體工作路線，還要有全局的具體工作路線。拿現在的話來說，有微觀的，還要有宏觀的。只有一個一個部門的，困難過不去，經濟恢復不可能。有了前面這個基礎，再加上綜合平衡，才能度過困難，發展經濟。少奇同志對西樓會議的貢獻，就在這裡。這些事情，是少奇同志倡議堅持，得到周總理、陳雲、小平、先念等同志全心全意的合作。
陳雲同志身體不好，接著到上海休息去了。周總理綜合當時討論的全部意見，向我們講了一次關於經濟工作的全面調整，據此整理出財經領導小組準備提交5月中央工作會議的報告。
當這個報告正式提交5月中央工作會議，召集各大區負責同志來討論時，有同志還是不贊成城市人口下鄉的措施。特別是柯慶施唱高調，表示不同意。多數大區的同志支持這個報告。有人講，過去的經濟工作方面的報告看不下去，這個報告順暢得很，說到了大多數人的心裡。這個報告經毛主席批發全黨遵照執行。
1962年8月，周總理主持起草了糧食的購銷要統籌兼顧農村和城市的文件，經過多次修改，最後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作為中央文件下達。鄧小平同志對此文件非常滿意。他說：我們有一個糧食問題的好文件了。
1962年春，周總理和陳毅同志在廣州開知識分子會議，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調整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
1962年五六月間，少奇同志還就調整政法工作的問題，找中央政法工作小組謝富治談了一次話。說：“這些年，我們的專政，專得不妙啊。要總結四年來的政法工作，要我去幫助。”經過多次座談會，公安部座談會、高等法院座談會、高等檢察院座談會，起草了一個《關於一九五八年以來政法工作的總結報告》。
“大躍進”中，政法工作一樣很“左”。公安部提出了要在幾年之內實現十個“無”，無火警、無車禍等。誰違反就法辦。把拘捕權下放到生產大隊，大隊有權拘留人。政法部門很多幹部還有一個觀念上的糊塗，認為凡是受到刑事懲處的人，都是專政對象。
少奇同志講：政法部門應該有兩個形象：“熱烘烘的”和“陰森森的”。在人民群眾看來，你們的形象是熱烘烘的；在敵人看來，你們的形象是陰森森的。他說，政法部門承擔正確處理兩類矛盾的任務，不只是解決敵我矛盾，更不能把人民內部矛盾，經過你們一處理，都變成了敵我矛盾。所以這個時期的調整，實際不只是經濟調整，是經濟、政治、思想三條戰線上一起進行的全面調整。
鄧力群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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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出版社
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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