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之所以需要文憑，不是因為文憑可以衡量一個人的知識水平，而是在於它的社會功能。比如，文憑可以成為人們提升自我社會地位的“文化貨幣”，可以成為社會組織分配資源的藉口，可以成為不同族群爭奪文化領導權的武器，還可以成為不同社會階層之間進行政治鬥爭的工具。但總的來說，
學歷和文憑並不能代表一個人的技術能力和知識水平，要解決文憑貶值帶來的問題，只有廢除文憑制度，把文憑、學歷這些東西跟我們的教育徹底剝離開。從小到大，我們每個人都會接受教育。不論你上過什麼樣的學校，修過什麼樣的課程或者是參加過什麼樣的考試，在漫漫求學之路的盡頭，都會有一紙證書在那裡等你。當然了，這不是一張普通的紙，這紙證書會把你標識為“專科”“本科”或者是“研究生”，並且把你歸類到“理科”“文科”或者是“工科”中的一類。這張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你能找一份什麼樣的工作，展開一種什麼樣的人生。這張紙，我們給它起了個名字，叫做文憑；同時，我們根據紙跟紙之間價值的差異，把它們區分出了不同的等級，我們也給這種等級起了個名字，叫做學歷。
但說起近年來的文憑貶值，恐怕我們每個人都有切身的體會。人們對本科學歷見怪不怪，碩士、博士學歷也失去了往日的光環。在現在的就業市場裡面，碩士學歷已經是很多用人單位招聘的底線，而像博士這樣十年寒窗才能拿下來的學位，如果沒有點海外經歷加持一下，都不好意思拿著應聘簡歷進重點高校的大門。儘管文憑的貶值已經成為了板上釘釘的事實，但還是源源不斷的有人通過考研甚至考博的方式，增加自己在就業市場裡的競爭力。我們這個社會對於文憑的要求也隨之水漲船高。
那麼，明知文憑越來越“不值錢”，為什麼大家還要如此執著於文憑呢？有時候我們會說，學歷和文憑是一塊敲門磚，能讓我們找到一份好工作，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文憑雖然重要，但它跟具體的工作技能其實沒什麼關係。而隨著文憑不斷貶值，想通過文憑改變命運，也就越來越難了。1979年，美國社會廣泛存在的文憑貶值的問題，聯想到最近這些年在很多國家出現的學歷貶值現象，可以走相同的路了。文憑貶值首先回答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為什麼說文憑教育培養的不是這個社會真正需要的技能？
第二個問題，既然文憑無用，那為什麼還說文憑很重要？
第三個問題，既然文憑承擔著重要的社會功能，為什麼要主張廢除文憑呢？
為什麼說文憑教育培養的不是這個社會真正需要的技能？
每年，我們都會聽到那些剛剛進入社會的大學畢業生們抱怨“在學校裡學到的知識沒有用”，對於這句話，相信每一個上過學的人都會感同身受。很多時候，我們找的工作都和我們學的專業沒什麼關係，而我們的專業水平還有工作能力也基本上是畢業以後在工作崗位上慢慢學的。試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位等著做手術的病人，有權選擇自己的主刀大夫，你會選擇一個沒有太多臨床經驗，但擁有頂尖醫學院文憑的高材生，還是選擇一個學歷平平，但是已經完成過無數臺手術的老專家呢？答案恐怕很明顯吧。也就是說，在相當多的時候，學歷和一個人擁有的知識還有實踐能力之間，並不能劃等號。就好像這位頂尖醫學院的優秀畢業生，他的學位證書並不能讓他自動獲得主刀大型手術的資格，要想成為一名醫術高超的主治大夫，還得經過多年的歷練，慢慢地積累臨床經驗。也就是說，單純從技術的角度來說，文憑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其實，不光對一個人來說，學歷跟知識水平無關，社會學家把不同國家的數據放在一起比較，當控制住其他變量的時候，會發現在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跟這個國家的教育水平之間，也並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係。換句話說，一個社會富不富有和它的人民的學歷高不高，其實沒有必然的聯繫。同時，還有權威的社會學調查數據表明，那些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創造的價值，也並不見得比普通工人更高，有時這些高學歷的人工作效率反而還更低。而我們這個號稱是現代的社會，其實也不需要那麼多的知識跟技術。沒有任何的證據表明，我們在2018年找一份工作，比如當一個理髮師、一名出租車司機或者當一名飯店大廚，跟1918年相比需要掌握更高的技術。
而在整個社會範圍內，儘管科技在飛速的發展，但是高技術工作和低技術工作的比例變化也沒有想象的那麼明顯。為了證明這一點，20世紀美國就業市場的數據數據顯示，從20世紀初到20世紀六十年代，美國非技術的體力勞動和服務工作的比例僅僅降低了15%。也就是說，比起文憑的生產速度，美國高技術職位的增長速度要慢很多，說明我們這個社會其實不需要發放那麼多的文憑，就能維持它的正常運轉。
如果說各種社會學的調查證據都指向了“文憑無用論”，那麼問題又繞回來了：既然文憑是一種“雞肋”般的存在，食之無味、棄之可惜，那為什麼人們還是願意相信文憑的作用的呢？這種“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美好想象，是怎麼編織出來並且讓大家信服的呢？既然文憑無用，那為什麼又說文憑很重要呢？
文憑的重要不在於它能給一個人的知識水平背書，而在於知識水平以外的東西。
如果我們要對“文憑到底哪裡重要”這個問題一探究竟的話，那就不能僅僅就文憑而談文憑，而是應該把跟文憑相關的各種現象放到一個更大的社會環境裡去看。這麼看的話，文憑就不再單單是指知識和技術層面上的東西，而是跟各種社會力量扯上了關係。這就是文憑制度之所以存在，之所以“重要”背後最大的秘密：文憑系統其實滿足了相當一部分社會組織的需要，並且它是不同社會階層、族裔之間相互博弈時的一顆棋子。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會有某些人群利用“文憑”做文章，支持它也好、反對它也好，都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結果在不同社會力量的此消彼長之間，文憑系統慢慢發展起來，並且擁有了牢不可破的社會地位。
拿美國作為例子，來談文憑在不同的年代裡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美國高等教育還有學歷制度的發展壯大其實是抓住了美國曆史的各種機遇。比方說在19世紀，文憑系統主要是隨著像大型企業還有政府機構這些社會組織的發展，獲得了自己生存的一席之地。而進入20世紀以後，文憑系統又利用美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移民問題還有族群衝突，迎來了自己大規模擴張的黃金時期。而不論在19世紀還是20世紀，階級矛盾的普遍存在，都讓文憑制度有機會擴大自己的影響。
總的來說，歷史上文憑主要扮演過三種重要的角色。簡單來說，對於大型組織，文憑是“利益的平衡器”；對於不同文化的族群，文憑是“衝突的終端機”；而對於不同的社會階層，文憑則是“特權的防火牆”。美國高等教育在不同的時期還有不同的情況下先後起到了利益平衡器、衝突終端機還有特權防火牆的作用。接下來，我們就分別來看一下。
先說“利益的平衡器”。所謂“利益的平衡器”，是說文憑可以作為社會資源還有利益分配時的一種有效的“藉口”。文憑最早幹這個事兒還要追溯到工業革命時期。隨著19世紀美國從一個農業國轉型成為經濟高度發達的工業國，美國社會發生了一個重要的變化，那就是不論在生產還是在生活領域，它的社會組織都變得越來越複雜。比如，大型的商業公司逐漸取代了個體商販，工廠代替了家庭生產作坊，而政府機構也變得日益龐大。這跟文憑有什麼關係呢？社會學家們發現，社會組織的規模越大、越是複雜，對於學歷的要求也就越高。而這又是為什麼呢？
問題的答案其實隱藏在大型社會組織的運行規律之中。你可以想象一下，不同規模的社會組織，它的成員給自己謀劃職業生涯的方式有什麼不一樣。比方說，當一個人剛剛加入某個創業團隊的時候，由於公司規模還比較小，同事們彼此之間是一種平等協作的關係，大家每天憂慮的也許更多的是“公司怎麼才能活下去”的問題。但是，隨著公司業績的提升還有規模的擴張，一個新員工平時琢磨的問題很可能就變成了“我怎樣才能把身邊的同事擠掉，坐到更高的位置”。
對於一個社會組織來說，它的規模越大、資源越多，分配的問題就越是優先於資源獲取的問題。這就導致了圍繞某些特定職位的爭奪成為大型組織裡的一個常態。在這個時候，文憑和學歷就可以為一個事業單位或者公司企業的人事安排提供一種天然的藉口。
每一個大型組織都會對它的職位進行精心的塑造，而它們塑造職位的方式之一，就是為這些職位設置一些門檻，針對某些崗位提出一些准入的要求，而專業文憑和學歷由於打著客觀中立而且有用的旗號，剛好可以滿足這種需求，“利益的平衡器”也正是這個意思。大型組織之所以看重文憑、拿文憑說事兒，實際上是把文憑當成一種政治手段，打著公平公正的旗號，把某些人，比如說體力勞動者排除在了職業晉升的通道之外。
文憑起到的第二個作用叫做“衝突的終端機”。我們經常會聽到一種說法，叫“誰控制了教育，誰就控制了未來”。“衝突終端機”也有點這個意思，它是說，文憑還有文憑所依賴的教育系統，可以提供一種關於“我們應該如何生活”的標準答案。誰有權發放文憑，誰就能掌握這種“文化的解釋權”，從而在價值觀的博弈中佔得先機。這有點像歷史上的“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文憑就是被大家搶來搶去的“天子”。教育灌輸給每一個學生的，是一種“客觀”知識。請注意，這裡的客觀其實是打引號的，因為在現實社會中，它不可避免地會帶著不同族群或者政治派別的不同立場。但是，正是因為這種知識看起來是客觀中立的，所以它會變得非常有力量，可以成為是非對錯的評判標準。
文憑所具有的這種特質，讓教育成為美國曆史上族群衝突的一個焦點戰場。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組成美國社會的各個族群之間曾經爆發過激烈的文化衝突。尤其是在20世紀，隨著外來移民的大規模湧入，在白色和有色人種之間，在信仰新教的英裔、德裔白人跟信仰天主教的意大利、西班牙裔白人之間都有矛盾。在“爭奪文化領導權”的過程中，每一個族群其實都希望自己的民族有更高的社會地位，而那些已經佔據較高社會階層的民族，則希望通過壟斷資源來維持住這種地位。在這個意義上，接不接受教育、接受什麼樣的教育，不僅僅是“提高國民素質”這麼簡單，而是跟一個人的政治立場有關。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教育就成為了信仰新教的美國白人群體，用來維護自身文化價值觀的一種非常有效的手段。在漫長的歷史時期裡，英裔和德裔的美國白人都屬於美國的中上階級，他們在美國各地建立了學校，並且把新教認為的美德，比如勤奮、節制等作為整個社會的價值標杆，來灌輸給下一代美國人。不管你屬於哪個族裔，如果你想成為美國社會的精英，你就必須去考大學、接受高等教育。而一旦接受了高等教育，你就自然而然地會認同美國的主流文化，並且按照英裔還有德裔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因為你會不自覺地把高等教育教給你的那套價值觀當成一種客觀真理和標準答案。
文憑系統不僅是族群衝突的終端機，它同樣也可以成為“特權的防火牆”，而這也是文憑所能扮演的第三種角色。特權的防火牆，意思是說，文憑其實是某個社會群體或者社會階層藉以謀求各種特權，比如行業壟斷或者精英地位的工具。
眾所周知，在美國，收入最高、口碑最好的職業有兩個：一個是醫生，一個是律師。而這兩個職業確立自己社會地位的過程，其實都伴隨著建立“職業准入制度”的過程，其中就包括在高校裡面建立專門的醫學院或者法學院，並且把拿到醫學學位或者是法學學位作為成為一名合格大夫而不是江湖騙子，或者進入精英律師圈子的敲門磚。但是要知道，想要成為一名大夫或者律師，呆在學校裡面上課修學分這個事兒並不是必須要乾的，而且在19世紀之前的大部分時候，成為醫生或者律師都是不需要拿學位的。那這些行業為什麼要把文憑作為進入職業的前提呢？
答案在於行業和階級壟斷的需要。醫療和法律行業對於文憑的要求，與其說是知識驅動的結果，不如說是利益驅動更為合適。就拿醫療行業來說，19世紀後半葉，美國上流社會的內科醫師們組織起來，成立了精英醫學協會，通過協會的運作壟斷了行醫執照的頒發權，並且把這個權力給到了附屬於大學的各個醫學院。而法律行業的情況也類似，跟醫生職業相比，法律職業的“文憑化”過程其實有著更為明顯的“階級防火牆”屬性，可以稱之為“精英的逆襲”。
具體來說，美國獨立戰爭之後，隨著美國社會的民主化進程，美國原有的那種由一小群精英訴訟律師壟斷法庭辯護權的狀況被打破，一時間律師事務所遍地開花。而且隨著城市移民的大量湧入，有許多社會底層人士都進入到了法律行業，這讓美國原有的中產階級法律精英們倍感壓力。
但是從1870年代開始，事情開始出現了一些變化：隨著大公司對於美國經濟的全面控制，出現了一群全國知名的律師和律所。這些精英律師慢慢形成了一股社會力量，他們出於保護職業純潔性的考慮，都希望能夠對律師執業權加以限制。與此同時，由於當時美國社會的階級矛盾不斷深化，美國保守的政治勢力希望利用精英律師的訴求來打壓社會底層，以及移民群體向上流動的趨勢，以便維護傳統精英對於美國的統治。結果律師協會成功地提高了職業准入門檻，並且把法律執業資格與法學教育掛鉤。直到今天，美國法律職業的精英氣質依舊非常明顯，在常青藤高校的法學院、華爾街精英律所，還有美國司法權力機構之間，形成了一個封閉性很強的法律精英圈子。
如果說之前我跟你討論的，都是文憑的過去，那麼我們應該怎麼看待文憑的現在，以及文憑的將來又會是什麼樣子呢？這就涉及到了我要和你分享的最後一個問題：既然文憑承擔著重要的社會功能，為什麼還要廢除文憑呢？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咱們還是得回到文憑與社會的關係上。前面我們提到了，現如今我們的教育系統所發放的文憑數量，其實大大超出了這個社會的需求。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是因為，當下我們的教育系統其實承擔著一個重要的社會功能，那就是通過把一部分適齡勞動力留在學校接受教育來調節就業市場，防止失業率攀升。同時，超發的文憑還可以製造大量原本不必存在的“閒職部門”，而這也有助於降低失業率、保障就業。很多對學歷有要求的崗位，像每天文山會海的辦公室職員，還有機關、體制內的很多崗位，這些崗位的設立本身就不完全是出於提高生產效率的考慮，而是為了讓這個社會上更多的人能有一份體面的工作，好讓這個社會在科技升級帶來的失業危機面前不至於崩潰。
教育的這種功能，如果我們像剛才那樣起個名字的話，可以叫做“就業率調節器”。而圍繞要不要讓教育承擔就業率調節器的功能，其實形成了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可以把文憑當成一種類似於貨幣的宏觀調控工具。這種觀點，稱之為“文憑凱恩斯主義”。我們知道，凱恩斯主義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主張通過控制市場裡面的貨幣發放量來調節經濟，而在勞動力市場裡面，通過適當控制文憑發放的多少還有發放的種類，同樣可以影響到就業勞動力的數量還有結構。
但是，為了刺激經濟而超發貨幣有一個副作用，那就是會引起貨幣貶值甚至通貨膨脹；同樣地，為了穩定就業市場而超發文憑，也會帶來文憑貶值的副作用。面對文憑價值日漸稀薄的問題，在文憑凱恩斯主義的框架裡面，是找不到好的解決方案的。而根本的解決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廢除文憑制度。
其實，廢除文憑制度這個略顯標題黨的提法，意思並不是要廢除教育，而是說學校教育要回到它自己的初心，就是提供真正有價值的知識訓練，而不是一味地販賣文憑，把它當成一樁買賣。把文憑作為就業率的調節器，這與教育本身所承載的價值是相悖的。
像大學還有其他教育機構，他們原本的功能是要為這個社會培養具有合格工作技能的勞動者。但是，隨著文憑系統的建立，以及隨著它變得越來越複雜，承擔起越來越多的社會功能，它的這樣一種目標本身開始發生異化，表現在教育的具體內容開始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不論對哪個專業還是哪種學歷來說，具體接受什麼樣的教育、學習什麼內容都變得越來越無所謂。而有所謂的，是拿到這張文憑，然後把這張文憑當成拿到更高級文憑的墊腳石，或者當成找一份好工作、升職加薪、賺取更高地位的敲門磚。
正因為大家把文憑當成了一門生意，忽略了教育的過程還有教育的內容，才讓文憑失去了它原本的意義和價值，開始變得“不值錢”了。而只有把文憑制度從我們的整個教育制度中剝離出來，讓教育迴歸教育本身，我們的教育才不至於在各種功利的誘惑中迷失方向，而教育提供給我們的東西，也才會長期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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