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毛澤東同志批示學習推廣“楓橋經驗”55週年，也是習近平總書記指示堅持發展“楓橋經驗”15週年。上世紀60年代，浙江諸暨市楓橋鎮幹部群眾在實踐中創造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的“楓橋經驗”，發動和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近日，中國長安網記者奔赴全國多地，探尋“楓橋經驗”在全國各地的創新實踐，記錄感受“楓橋經驗”不斷創新發展的勃勃生機。
中國長安網見習記者 張涵
“來的時候大家都是‘仇人’，走的時候，夫妻還是夫妻，是兄弟的還是兄弟！”梁發剛告訴中國長安網記者。
56歲的他，曾當過20年村支書。現在，他卻坐在四川綿陽市的一個派出所裡，當了專職調解員。
四川綿陽，是黨中央、國務院批准的我國唯一的科技城。近年來，綿陽立足於科技城發展實際，繼承併發揚新時代“楓橋經驗”，將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工作深入到基層，構建了黨政主導、綜治協調、部門聯動、社會協同、群眾參與的工作格局，對典型矛盾糾紛制定特色化解機制，切實提高了矛盾糾紛化解效能。
如何釋放警力？公安接警後，調解員“接招”
9月16日，中秋節剛過，42歲的藍代永一大早就將自家車子開到小區門口，眼看上學就要遲到了，他正在上初中的女兒還是遲遲沒有下樓。
“怎麼停車的，還讓不讓人走路了！”呵斥聲突然傳來。窗外一個男子罵開了。
“後面有路你不走，非要到這來找事。怎麼著，想打架啊？”藍代永說著打開車門。沒等他站穩，男子一拳就衝他臉打了過來，藍代永轉身一躲，男子第二拳重重打在了他後背上。
“當時真的是一陣劇痛，我感覺整個後背都裂開了。”藍代永伸手摸了一下後背，“醫生說是胸五椎骨折。現在晚上有時候疼得翻來覆去睡不著，就拿枕頭捂在胸前。”
藍代永第一時間選擇了報案，接警的是綿陽市涪城區城郊派出所。“民警接警後，就把這個案子分流到我這邊來了。”城郊派出所專職調解員梁發剛說。
梁發剛在綿陽市鹽亭縣石牛廟鄉幹了20年村支書，是2016年11月來到城郊派出所工作的。經過當地司法局培訓後，他通過考試，成為一名持證上崗的調解員。
像梁發剛這樣的調解員，城郊派出所目前一共有3名。
2017年，涪城區全面推行“搭建一個公調對接平臺”+“24小時駐所跟班調解員為主體、接處警民警參與、專業人士適時介入”的“1+3”公調對接模式，大力提升了接處警源頭矛盾糾紛調處化解效能。調解員在其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梁發剛說，矛盾糾紛調解過程中最難的就是心態的矯正：“糾紛當事人對對方的賭氣、仇恨的心態，是最難化解的。大家一般會覺得我對了，你錯了。哪怕是我錯了，我也有理由；你錯了就不應該。當我們把工作做通以後，當他真正認識到自己錯誤的時候，我們就離調解成功不遠了。”
藍代永這次糾紛，梁發剛調解共歷時兩個多月。“他除了身體受傷之外，面子上也過不去，畢竟是在家門口被人打了。”
“調解中，受害方有時要求高額賠償。但是賠償不能漫天要價，比如之前有個案例，一個人小腳趾被打骨折，要求賠償204萬元，這怎麼可能呢？我們賠償要有理有據，比如需要當事人提供工資證明。如果開不出證明，我們就按照綿陽市最低工資標準來計算。再如護理費是按照綿陽4家三甲醫院的護工標準來計算的，大概每天80到120元。” 梁發剛向中國長安網記者展示了之前的調解記錄。
據統計，涪城區去年各派出所受理的糾紛案件中，民警直接參與調解的糾紛佔比僅為27%，絕大多數矛盾糾紛都是由像梁發剛一樣的專職調解員調處的。這樣一來，不但矛盾糾紛得到了更好解決，還釋放了警力，緩解了基層民警的工作壓力。
從去年到今年10月，經梁發剛調解並形成檔案的糾紛已經有500多件。至於那些因各種瑣事而沒立檔案的糾紛具體有多少，梁發剛自己也記不清了。說起年齡，他頗有底氣：“幹我們調解工作的，還是老年人有優勢，一來閱歷豐富，二來坐得住。”
通過“1+3”公調對接模式，涪城區8個派出所2017年共調處糾紛2963件，調解成功率高達97.8%。期間未出現一例民轉刑案件，未發生因調處不當導致矛盾升級或引發不穩定事端的情況。
隨著“1+3”公調對接機制的不斷完善成熟，涪城區還強化目標導向，突出公調對接工作實效。依託駐所調解員與民警的聯動融合，說理執法，最大限度實現了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統一，公調對接也成為暖警工程建設的“潤滑劑”、釋放警力迴歸主業的“新引擎”。
在2017年四川省公安工作綜合評價季度考評中，涪城社區群眾安全感滿意度達到93.5%，執法公信力滿意指數達到92.74%，同比上升11%。
金牌調解員的魔法：“上訪小區”變“自治樣板”
一張辦公桌，一個沙發，兩個書櫃。
一個書櫃裡面整齊擺放著各類法律、心理等方面的書籍，另一個書櫃裡放的則是一摞摞文件夾和吃飯用的三個缸子。這些加在一起就構成了眼前的“鄧啟貴人民調解工作室”。這是四川綿陽首個以個人名字命名的調解室。
鄧啟貴是綿陽市涪城區司法局城北司法所所長，探索創建了“糾紛和解第三方機制”。他是司法部評定的“全國模範人民調解員”，也是群眾交口稱讚的“街道金牌調解員”。
“從1998年4月我就開始接觸司法相關的工作了，這一干就是20年。”鄧啟貴告訴中國長安網記者。
在社區矛盾糾紛化解工作中，重點疑難糾紛情況複雜，涉及面廣，影響力大，如何妥善化解是社會治理的難題之一。為此，鐵牛街社區充分發揮鄧啟貴的“名人效應”，組建了調解專家團隊：7名司法所優秀調解員（其中2名全國模範人民調解員）、4名律師（兼公證員和心理諮詢師）、9名西南科技大學法學院志願者。
“去年一個小區的棘手物業糾紛，就是我們幫忙解決的。”鄧啟貴說。
他介紹，勇拓洋樓小區已經建成16年，共有4棟樓，421戶住戶。多年來，小區的物業服務水平較差，再加上上一屆業委會監督不力，導致小區環境條件極差、配套設施不全。
“樓裡的電梯經常壞，物業也不派人來修，”勇拓洋樓小區現任業委會主任楊善銳抱怨說，“後來我跟另外幾個業主挨家挨戶走訪，自己掏錢換掉了老舊電梯。”
“當時矛盾非常突出，好多業主聯名要上訪，”鄧啟貴回憶，“後來我們介入進行調解，開有針對性的普法講座，搭建平臺召開30餘次調解會，引導他們今年1月改選業委會。不到一年時間，他們的小區已經成為整個綿陽市小區自治的樣板。”
“在鄧啟貴調解室的幫助下，我們換掉了上屆業委會，還通過業主大會炒掉了物業公司”，楊善銳自豪地說，“我們小區現在沒有物業公司，我們實行的是自治化管理模式。以前開業主大會每次也就來二十幾個人，現在我們每次開會都能來300多戶。小區物業費繳納率也從去年的60%左右提高到今年的90%多。”
鄧啟貴敏銳地發現，業主自主管理也產生了新的問題：“例如電梯、消防等這些專業性較強的問題，業主自己是管不了的。我們就建議，專業性的東西請對應機構來管理。他們最後就聯繫了專業公司來管理電梯。”
“一開始，上一屆的業委會主任見到我還不理不睬的，後來他跟我說：小楊啊，早知道你做這麼好，我們早就下任啦！”楊善銳說。
自組建以來，鄧啟貴調解團隊已參與化解各類疑難糾紛60餘件，參與化解信訪、穩定案件30餘件。
這位金牌調解員告訴中國長安網記者：“預防一件糾紛，遠比調解一件糾紛意義重大！”
法律診所：送來老百姓急需的專業援助
走進江油市群眾來訪接待中心，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接待大廳對面的“法律診所”。
“很多老百姓都不懂法律知識的，他們來到這裡可以進行免費的法律諮詢，既方便又省錢。”律師張啟蓉說。他所在的江油市法律診所是江油市聯合法學會成立的法律援助機構。
據瞭解，法律診所之所以設立在群眾來訪接待中心旁邊，就是為了方便來訪群眾及時進行法律諮詢。
為了使矛盾糾紛化解更加專業化，江油市著力構建法學會參與基層社會治理“136”實戰化工作模式。通過建立1個法律服務專家智庫，在市、鄉鎮、村（社區）3級依託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協調中心和綜治中心分別建立“法律診所”、“法律服務站”和“法律服務室”，組織廣大法學會會員和法律工作者開展法律諮詢、矛盾化解、諮政評估、法律顧問、法律援助和法治宣傳等6項法律服務。
據張啟蓉介紹，他曾經成功調解了一起重大醫患糾紛事件，最終雙方達成一致，醫院賠償患者85萬元。
張啟蓉介紹，“當時有兩個先前的案例，一個案例是法院判的，判了59萬元；另一個是調解的，賠了160萬元。我們以這兩個案例為參照，最後決定索賠85萬元。”
中國長安網記者瞭解到，在這次糾紛中，患者之所以能夠獲得高額賠償，是因為醫院違反了國家衛計委出臺的相關規定。而這一點，沒有法律背景的普通老百姓卻很難想到。
“醫患糾紛比較複雜，而且牽扯到很多法律問題。這種專業性較強的糾紛，僅靠老百姓自己是無法很好解決的，這就需要專業的法學顧問提供必要的幫助。”張啟蓉向中國長安網記者介紹道。
除了重視法律援助外，江油市還注重銜接聯動。依託群眾來訪接待中心，搭建“1+6+N”多元化解集中分流平臺：以市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協調中心為基石，聚合市群眾來訪接待中心、人民調解指導中心、司法調解指導中心、行政調解指導中心、檢調對接中心、法學會等六大組織，依託行政職能部門、第三方協調組織以及基層站所、村、社區等，對來訪群眾反映，市級領導接訪籤批和基層上報的重大疑難糾紛統一登記、彙總梳理、分流化解，為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增添了工作合力。
在法律診所以及其他各部門的共同調解、幫助下，醫院最終同意進行賠償，患者一家人也重新燃起了對生活的希望。
近年來，江油市把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創新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工作內容，全力推進、全面鋪開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工作。全市呈現出矛盾糾紛總量和群體性矛盾糾紛逐年下降、化解成功率逐年上升的“兩降一升”良好態勢，基本形成了“黨政主導、綜治協調、部門聯動、社會參與”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工作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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