釉里红瓷器，是在宋代钧窑窑变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指用铜的氧化物（铜花）为着色剂配制的彩料，在坯体上（或先施以青白釉的坯胎土上）描绘纹样，再盖一层青白釉，然后装匣入窑，在高温中烧制使其呈现出娇妍而沉着的红色。
釉里红瓷器有三种不同的装饰方法：一是釉里红线绘，二是釉里红拔白，三是釉里红涂绘。涂绘釉里红，是在塑成的立体器形上用铜原料涂绘出图案花纹。在瓷胎上绘制的图案，要远比刻画、堆塑随意得多，表现也更具有穿透力。
古时，对外贸易中常见的器物以碗、罐居多。瓶、罐之类的瓷器，都有接胎的痕迹。装饰图案最常见的有缠枝莲、缠枝牡丹等。
元朝初年，连年争战，各地各大窑场在战火中残息。北方地区瓷窑逐渐衰落，但南方瓷窑却有很大的发展，以浙江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为代表的景德镇制瓷业，开创了元代制瓷工艺史上划时代的变革。
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继宋代崇尚青白瓷之后，又创烧成功白瓷、青花瓷、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等新品种，而釉里红瓷器的烧制成功，成就了景德镇瓷业的傲然业绩。
“釉里红”瓷器的炼制难度极高，稍有偏差，便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的一抹艳红。色彩鲜艳的“釉里红”难得一见，颜色为浅红、黑红、灰黑色的较多。这也是元代釉里红瓷器的鉴别要点。
元代釉里红瓷器的胎质一般呈灰白色，因为采用的是麻仓土。元代瓷器的白釉，色白闪青，莹润透亮，但施釉有厚薄不均现象，厚的地方能看到明显的蛋青色（卵白釉）;浅釉中往往显淡牙黄色。这种以青白釉为主的釉里红瓷器产量非常稀少，能流传到今天的器物也就更加少有了！
元代釉里红在放大镜下有时能看到极少的淡淡的绿色。而青花釉里红是指在同一器物上先用钴料和铜料绘彩，再罩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的瓷器。由于铜红和钴蓝所需要的温度不同，能同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色调，就更加困难了。在今天的传世品中，极少有两种颜色都十分鲜艳的器皿。
然而到了明洪武朝，釉里红瓷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实物遗存量上比较，甚至比青花瓷还多。洪武早期的制品多呈黑红，不够鲜艳，甚至有些烧成了“釉里黑”也未被打碎埋掉。即便如此，此类品种贯穿洪武朝始终，坚持不懈。中、晚期多呈较纯正红色。风格古朴、厚重，器型硕大，纹饰丰满，气势夺人。充分展示了明朝开国之君的胸怀与气度。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上有好者，下必是焉”的传统。技术进步往往要靠人力来推动，而人力又往往以帝王的好恶与意志为转移，这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为什么明成化朝的瓷器纤巧隽秀？嘉靖、万历朝的五彩瓷浓艳、热烈？清雍正朝瓷器典雅、秀丽？乾隆朝繁缛、工丽？这些都与帝王的爱好、鉴赏角度有直接关系。
朱元璋是红巾军的领袖，“朱”字在字典上释义，只有两用：一是代表姓氏，二是代表红色。朱即红、红即朱。明王朝是朱家天下，也难怪釉里红的烧制虽然屡屡受挫，但却贯穿洪武皇帝的始终，甚至还远销亚、非、欧等国家和地区。
宣德时期的釉里红瓷也颇为成功了，摆脱了元末那种黑红、粉红的晦暗色调。而且宣德时对铜红釉的烧造技术掌握得较好，纹饰清晰，色泽鲜艳，被称为“宝石红”。
宣德釉里红传世极少，其胎体细腻，釉面洁白，再和明艳的釉里红相配合，达到了釉里红工艺极高的境界。而且还出现了以白釉铺地剔花填红釉的新技法，所填红釉已经略微高出白釉釉面，这是宣德釉里红的一个特点。由于高温铜红釉烧成难度极大，后世仿品达到宣德釉里红的水平，惟有清雍正一朝，而且创造性地烧制出了“青花釉里红”。
雍正时期是当之无愧的釉里红和青花釉里红工艺最为成功的历史时期。青花为钴，釉里红为铜，两者对于烧成气氛的要求明显不一致，但雍正青花釉里红却将两者都烧得十分鲜艳，可见当时技术之纯熟。
乾隆时期青花釉里红的龙纹图案就大不相同了。这时的海水云龙纹、海水纹依然安排在瓶底，但没有了雍正时期精工描绘的红釉巨龙穿行于云间，云气大量遮盖身体的特点，这是乾隆与雍正时期海水云龙纹的最大区别。乾隆时的青花釉里红特点是：青花色泽浓艳，釉里红较淡雅，红色中常见绿色苔点，纹饰所绘青叶红花已经逼真于写实。
乾隆以后，中国瓷器烧造最辉煌的时代渐渐远去了。嘉庆初期，乾隆以太上皇身份临朝，一切与乾隆时期无二，到乾隆死去，进入清中期，嘉庆皇帝崇尚节俭，官窑生产也不断缩减，青花釉里红的烧造数量开始减少，工艺开始下降，胎体渐粗，釉汁渐稀，釉里红色变暗。和世上的一切有着共同的命运，釉里红，这种曾经辉煌一时的瓷器品种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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