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红旗》杂志:赞《智取威虎山》杨子荣英雄形象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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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红旗》杂志:赞《智取威虎山》杨子荣英雄形象的塑造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赞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英雄形象的塑造(内容有删减)

红城 (1969.10.25)

《红旗》杂志一九六九年第十一期

1969年《红旗》杂志:赞《智取威虎山》杨子荣英雄形象的塑造

《智取威虎山》不只是描写了杨子荣具有高度的勇敢和智慧,而且深刻地描写了他那勇敢和智慧的深厚的根源,描写了这种大智大勇是来自毛泽东思想的哺育,来自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忠诚。这一点,在“深山问苦”一场,作了最动人的描述。

杨子荣在追踪匪徒时遇到了猎户老常,刚刚遭受过土匪抢劫的老常,虽然认出了杨子荣就是救过他孩子的“皮货商”,却对杨子荣今天恢复了军人打扮心存疑惑。杨子荣及时说明了身份并宣传了我军的宗旨,当说到我军进深山的目的是为了“打土匪”时,对座山雕怀有深仇大恨的老常父女再也按捺不住满腔的激情,“充哑人女扮男装”的常宝在亲人解放军面前,声泪俱下地控诉了座山雕的罪状。在这场戏里,小常宝悲愤的控诉已足以催人下泪,这控诉又转而燃起了杨子荣的满腔怒火,引出了杨子荣的豪迈誓言:“普天下被压迫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泪账,要报仇,要伸冤,血债要用血来偿。”象老常父女这样的遭遇,他目睹耳闻何止千百次。他自己的身世,同样也是一本血泪账。当他怀着无限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常宝说“共产党、毛主席会给我们作主”时,“我们”两个字是包括了杨子荣在内的。他是解救人民群众的战斗员,又是人民群众中的一个;他是鼓舞人民群众起来斗争的宣传员,又随时在受着人民群众的教育。他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执行群众纪律,关心群众疾苦,向群众作宣传,向群众作调查。他这个侦察排长所作的事是这样的平常,可是就凭着他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感动了“上帝”,这个“上帝”不是别人,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把他当作亲人,把所知道的敌情全部告诉给他,这就使他的智慧有了取之不尽的源泉。他与人民群众的这种血肉联系,和对党的赤胆忠心结合在一起,就是他在敌人面前勇敢无畏的深厚根基。在“打进匪窟”一场里,他所以能够那样沉着、镇静,是因为“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面对着凶恶的敌人,他能够那样应付自如,是因为他“胸有朝阳”。“会师百鸡宴”一场,土匪栾平的突然出现,使杨子荣面临着十分险恶的处境,但是他临危不惧,完全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尽管栾平其势汹汹,妄想置杨子荣于死地,可是杨子荣却从他不敢说出曾被我军擒获的这件事,看透了他那贪生怕死的阶级本质。抓住他这一点,杨子荣就使自己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克敌制胜,会师百鸡宴,消灭了座山雕匪帮。他的勇敢,不是为着少数人和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拼命的“匹夫之勇”,而是对革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他的智慧,不是为着个人争权夺利所使用的那种纵横捭阖的手段,而是为了阶级的利益消灭敌人,从调查研究出发对客观实际所作的正确判断。

1969年《红旗》杂志:赞《智取威虎山》杨子荣英雄形象的塑造

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一出场就是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英雄。他的高大形象,是通过他对党、对同志、对群众、对敌人等不同的侧面塑造出来的。如果把英雄杨子荣比作一株根深叶茂的大树,那么,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这支军队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斗争,就是培育他的丰腴肥沃的土壤。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对杨子荣的塑造,是在深刻描绘这支人民军队所进行的英勇斗争的基础上进行的。它通过塑造杨子荣的英雄形象,热情歌颂了伟大的人民军队;又通过对人民军队的深刻描绘,有力地烘托了无产阶级英雄杨子荣的形象。

“定计”一场,审栾平和确定作战方案是剧情的重要环节。可是在戏剧的进行中,使我们受到强烈感染的,却是那种热气腾腾的革命队伍的英雄风貌。指挥员的高瞻远瞩,战士们积极求战的热情,上下级亲如手足的关系,战友间的互相鼓励的情谊,以及充分的军事民主,党的领导的决定作用,这一切,使我们感到格外亲切。“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专拣重担挑在肩”,“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杨子荣满怀革命豪情的唱段,唱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的心声。对这支人民军队的描绘,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了杨子荣这个英雄人物。杨子荣作出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绝不是偶然的。

解放战争初期,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在林副主席的亲自指挥下,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以一部分部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巩固后方,配合野战军粉碎美蒋反动派的进攻。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所描写的我军追剿队进入深山老林歼灭顽匪座山雕的故事,就是这一伟大斗争的缩影。《智取威虎山》剧组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认真研究了当时东北战场的敌我斗争形势和我党的战略方针,深刻地描绘了英雄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这种对整个斗争背景的生动描绘,就把杨子荣这一英雄人物,置入了雄伟壮丽的人民战争的图景之中,和广阔的斗争全局紧密地、有机地联结起来。

当时,剿匪和发动群众是两项联系着的任务。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军就站不住脚,就不能剿灭土匪;不剿灭土匪,群众也不能真正发动起来。《智取威虎山》从始至终贯穿着一条人民解放军发动群众并依靠群众进行战争的红线。“定计”一场以后,杨子荣独自担当的打进匪窟的特殊任务,和追剿队进驻夹皮沟发动群众的任务,就开始分别交织地进行。追剿队在夹皮沟发动群众,“军民携手整装待发打豺狼”的热烈场面,有力地帮助着我们认识杨子荣在匪窟内所进行的艰巨斗争,如何关系着广大人民的命运,从而充分地显示出杨子荣行动的深刻意义。描写我军发动群众的这几场戏,和杨子荣在敌人巢穴里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互相联结,互相辉映,构成了统一的整体。活跃在这些场景中的部队指挥员,铁路工人李勇奇母子,猎户老常和他的女儿常宝,和那群求战心切的战士们,各以自己的性格特色出现在这一宏伟的画卷中间,对杨子荣这一英雄典型作了强有力的衬托。

对敌人怀有深仇大恨而从未见到过人民解放军的李勇奇,对旧社会“兵匪一家”的情形有着切身的感受,当亲人解放军突然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的态度起初还是敌对的。战士们满怀无产阶级感情救护了他的生病的母亲,这使他由警惕而怀疑,由怀疑而询问,一当了解到我军是“要消灭反动派改地换天”的人民子弟兵时,就不禁悲喜交集地把解放军作为自己的亲人,表示了跟定共产党投入这场解放战争的渴望:“纵有千难与万险,扫平那威虎山我一马当先!”还有被座山雕杀死祖母、逼死亲娘的小常宝,八年来,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当追剿队进驻夹皮沟,发动群众之后,由一个女扮男装的小猎手,变为飒爽英姿的女战士。在攻打威虎山、消灭座山雕的前夕,她手持钢枪,积极求战,“坚决要求上战场,誓把顽匪消灭光”。这就在塑造杨子荣英雄形象的同时,充分表现了人民群众在人民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使我们看到了亿万被压迫人民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照耀下,纷纷揭竿而起的壮丽图景。站起来的人民群众,汇成了革命的洪流,涌现出无数英雄,杨子荣只不过是其中最突出、最成熟的一个就是了。

1969年《红旗》杂志:赞《智取威虎山》杨子荣英雄形象的塑造

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以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热情歌颂了无产阶级英雄杨子荣;以强烈的阶级仇恨,揭露了阶级敌人的残忍狡诈和愚蠢腐朽的本质。在这鲜明的对比下,杨子荣这一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给我们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打虎上山”一场,如果单纯从事件的发展来看,那是杨子荣回答匪徒盘问、被领上山的一个简单过程,可是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对这一场戏处理得是何等的精彩,何等的有气势!肩负着人民期望的杨子荣,纵马驰骋在万里雪飘的山野,面对群山抒发着革命战士的豪情壮志:“愿红旗五湖四海齐招展,那怕是火海刀山也扑上前。我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色换人间。”这首抒情的歌唱伴随着矫健的舞姿,把临战之前英雄杨子荣的崇高精神境界,充分地展示在观众面前。紧接着插进来“打虎”这一行动,使杨子荣威武英勇的气概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为深入虎穴作了极好的铺垫。匪徒上场后,一面惊惧地望着死老虎,一面对杨子荣进行盘查的猥琐形象,和杨子荣打虎的余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打进匪窟”一场,顽匪人多势众,而杨子荣只身一人,又是以前来“投靠”的土匪胡标的身份出现的。从现象看,似乎敌人是“强大”的,杨子荣是“孤单”的。可是在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质是,座山雕这伙敌人是一群利欲熏心、走投无路的碰壁苍蝇;而杨子荣则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背后有着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以资产阶级的观点去写表面现象呢,还是以无产阶级的观点揭示出斗争的实质?这是文艺创作上两条截然相反的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曾经力图渲染座山雕的“威风”,强调杨子荣的“匪气”,来破坏这出革命样板戏,这一企图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智取威虎山》在描写杨子荣假扮胡标“献图”这一表面现象的时候,始终使观众不忘记杨子荣是无产阶级英雄,时刻使观众感到敌人是虚弱的、渺小的、微不足道的。这些出色的描绘,深刻反映出事物的本质,提示了两个敌对阶级人物的精神面貌,体现出无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原载《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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