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的躍變:從小農經濟到現代工業社會

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不唯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的發展重心乃至社會治理思維也隨之發生著顯著的改變,為什麼發展經濟對於現代社會來說開始變得如此重要?為什麼經濟指標對於治理者而言總是在發展經濟過程中非常看重?為什麼在發展經濟過程中會接連不斷地出現一個個短期行為?

發展的躍變:從小農經濟到現代工業社會

經濟,是什麼

從經國濟世,走向商業驅動下的物質創造運動

今天,我們所說的“經濟”,更準確地講,是商業驅動下的物質創造運動。經濟在世界範圍內的激烈角力,愈加讓這種物質創造運動表現出不穩與急功近利的躁動,經濟指標與金融衍生工具的興起運用,在掀起經濟活動更加迅猛的同時,也加速了經濟風險的積累與高企,風險的釋放開始讓世界變得緊張,延遲與對沖這種風險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在發展當中面臨的不可忽視的重要課題與實踐。

負債日益顯得緊俏,大規模的經濟活動表現出來的強刺激需要大量的流量資金,應對這種鉅額的流動性緊張的最簡單方法便是發債,通過寅吃卯糧和舊債換新債的方式,資金的規模得以滾雪球般發展壯大,以支撐龐大的投入支出,但是負債規模也以滾雪球般的速度與規模成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巨大負累。最終,負債需求與應對負債風險日益成為現代經濟活動的主題。

直接融資以其方便、快捷甚至成本低的特點,成為融通資金的重要方式,然而重融資輕保護這一機制設計上的扭曲,讓融資者減免了債務風險的同時,投資者尤其是中小投資者承擔了巨大的風險,財富分配上的嚴重失衡進一步加劇了貧富懸殊。

“風口”來了又去,變著花樣與面目,持續進行著資本的接鼓傳花遊戲,自娛自樂的背後,仍然是投機與炒作的小商人把戲,以至於人走茶涼,市場一片狼藉,而資源上的消耗浪費,以及對市場的破壞,與對商業生態的影響,萬劫不復。赤字經濟下的負債模式,需要各種“風口”經濟的資本傳遞遊戲將風險延續而不是釋放,這種破壞與走秀式的投機實踐得以容忍本身表明經濟的糟糕程度。

發展的躍變:從小農經濟到現代工業社會

“概念”“題材”持續踴躍興起,成為上流商圈巧取豪奪的營銷盛宴,吸引了無數遊資,海量資金的進進出出,有多少是真實用在了所謂新科技的研發上永遠成謎,倒是蜂擁而入市場失序的商業亂象令人堪憂,儘管市場看上去確實繁榮,盤子越來越大,然而到底有多少真材實料,還是掌握著大部分社會財富的資本過度集中疊加民間負債堆砌而來的虛假繁榮,說不清道不明。

樓市越來越離譜,房子越來越貴,民眾越來越窮,社會越來越依靠借債維繫運營,耗竭了民眾財根,社會越發展卻越加不穩,安居樂業日益變得居不安業不樂,為什麼發展了幾千年、文明傳承至今的現代社會反而越來越窮,越來越讓人們吃穿住用行成為日益突出的問題,這背後到底是我們的發展道路有問題,還是制度設計與頂層安排有問題?

這與我國早在公元4世紀的東晉時代,所提出的經國濟世(治國平天下)的“經濟”思想大相徑庭,也與“economics”的原始意義截然不同。在英語中,economy源自古希臘語οικονομα(家政術),οικο指的是家庭,νομο是方法或者習慣的意思,所以西方社會中經濟的本來含義是治理家庭財物的方法,到了近代才擴大為治理國家的範圍,為加區別,才稱“政治經濟學”,直到後來馬歇爾將其改回經濟學。

發展的躍變:從小農經濟到現代工業社會

顯然,經濟發展與原始的樸素的正統的古典經濟思想隨著時代的更迭已經相去甚遠。

就業,社會的首要之務

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驚險一躍,就業迎來重心時代

當工業社會以其大規模的機器化大生產,取代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傳統農業社會中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以及基於土地的經營依賴而延續的千年耕作傳承隨之瓦解,於是解決大量的耕作人口的就業便成為新的時代課題。

千年農夫正式演變成為新時代背景下的產業工人。

那麼也就不難理解,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驚險一躍,“經濟”正式從隱匿於過去風調雨順下的五穀豐登,正式走向前臺,成為整個社會亟須優先考量的重大安排,迎來重心時代。

在傳統農業社會形態下,人們以田地為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這一穩定的耕作與生活狀態所形成的穩定的社會結構,使得整個社會並不存在失業的危機。因為,耕種是永恆的主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也幾乎可以滿足人們在生活上的絕大部分需要,如此一來,現代市場也就遠沒有形成與發展的需要,而且也沒有這樣的社會基礎。

但是到了工業時代,這一切都要倒置過來,傳統的農耕形態已經無力維繫全社會的正常運轉,大量的人們進城所需要的龐大就業市場,需要通過工業、商業作出完善的統籌安排,以解決全社會的溫飽問題,於是發展經濟,開始成為頭等大事。

發展的躍變:從小農經濟到現代工業社會

另一方面說,從傳統農業社會中吸納人口的土地轉移到現代工業社會的產品和服務市場,需要不斷開闢新的市場空間,帶來產品市場與服務市場的整體結構性改善,以創造更大的市場容量,才能滿足全社會的就業人口。換言之,傳統農業社會中作為生產功能的土地被現代的資本功能所取代,這一結構性變化最終也將傳統農業社會中由千萬人自主分散決策的無風險社會系統變為了工業社會條件下決策相對集中的高風險社會系統,因為在農業社會,人們通過土地經營滿足家庭的衣食住行,這種自發、分散化的社會決策系統以其決策上的足夠分散化與自主性,具備較強的風險抵抗能力,除非發生覆蓋全社會的嚴重自然災害,否則不會存在系統性風險,然而在工業社會,決策開始變得集中,廠商一旦出現決策失誤,將危及該廠商或全行業所對應的若干個家庭,在經濟不景氣或基於信息的不對稱或各個廠商各自為戰以至市場壞死,引發經濟危機及蔓延時,後果將變得不堪設想。

尤其是,現在全球市場的連為一體,更加劇了這一外部性風險,而決策由上到下這一普遍的相對集中所暴露出的脆弱性,進一步加劇了人為的操作風險,進而導致風險釋放。

可以說,從相對封閉的傳統農業社會向開放的現代工業社會的驚險一躍,決策重心的轉移,所催使的經濟增長偏好,正在讓風險高度集聚,而沒有了相對封閉的農業社會中清晰的市場邊界對風險的有力緩衝與抵消,現代工業社會中的開放市場如何化解與消化風險,正變得愈發緊迫,但是迄今仍沒有很好的解決途徑,以至於十年左右一次的經濟危機,正成為一種市場經濟條件下風險釋放的範式,不斷地輪迴,表現為:

經濟增長市場繁榮風險積累與釋放經濟危機市場蕭條經濟復甦經濟增長

應對這種系統性危機的先驅人物,是凱恩斯。

發展的躍變:從小農經濟到現代工業社會

儘管他的政府幹預手段,所催生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大肆運用被古典經濟學家批判只重視短期效果,損害了長期影響,但他認為追求所謂虛無縹緲的長期效應意義不大,如果短期問題可以被有效地解決,那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從長期來看,我們都將死去。”讓人一時無懈可擊。

畢竟,對於政客們來說,沒有任何事情可以比防範就業環境的整體惡化所帶來的系統性災難而採取預防措施更為重要,在他們看來,以後會發生什麼,是以後的事,重要的是確保現在不發生風險。

這種用時間換空間的方式所取得的一時效果的確獲得了顯著的成功,並在現代經濟中扮演著愈加重要的角色,成為決策者的重大偏好。

然而,這種短期經濟行為本身對政府的整個決策與執行系統有著十分嚴格的要求,那就是政府自上而下必須顯得十分的專業,決策的部署、力度與最終的退出必須精準及時,否則亂作為的最終結果必然在未來的某一時刻對應著一場烈度驚人的經濟危機。

社會平衡,崇高的使命

增量發展固然重要,但存量改革顯然價值更大,意義也更大

成熟的社會,不在於追求多高的經濟發展速度,也不在於擁有具備多大的體量規模,恰恰,它的制度設計有著渾厚的屬性,可以穩步推動社會發展,維繫社會平衡,進而依靠這種由內而外的力量,連綿不斷持續發力,形成一種動靜自如不偏不倚不急不躁不快不慢的自信哲學。

縱然追趕型經濟體在多年高速發展的慣性下,依然抱持增量式發展觀念,通過發展解決問題,但這和在存量改革中形成發展增量的自然突破並不矛盾,何況關係理不清,條理混亂,只能越發展,問題越多。

為什麼越發展經濟越脆弱,社會越來越承受不確定因素衝擊的風險,頻頻遭受威脅,“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對於歷經風霜,傳承至今的現代文明而言,似乎應該更加體味出這一古老思想的精神內涵,然而為何表現得更加“相害”“相悖”?財富形成過程中如果不能做到認真合理的創造與分配對待,必然在創造過程中表現出更加破壞式的發展行為,在分配過程中表現出更加巧取豪奪的傾向,當這樣一種發展形態逐漸地形成固化思維,並日益被主流社會所認同,甚至形成世界市場,所謂的發展不過是繼續表現出人與自然,繼而人與社會,最終人與人之間形成不健康的演變與傳遞,當全世界都在這種發展思維裹挾下競相角力,當然脆弱、不穩定、風險、威脅,甚至是不和平都紛至沓來。

是時候改變一下我們的發展思維與路徑依賴了,並依靠有力的制度設計與維繫,夯實這種健康發展的內在基礎,形成生態化系統。與此同時,在世界範圍內廣泛普及,形成共同話語。

首要之務,是對現有的經濟存量進行系統化改革,從分配領域這一直接關係社會主體生產生活的存量市場出發,進行結構性調整,滿足社會(自然人與法人)對於收入這一基本源頭性分配的期待,更好地生活與安排生產,實現藏富於民,藏富於社會,自然也可以在此過程中極大限度地剔除各種妨礙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與企業發展的稅費繳納,同時給政府鬆綁,免去了各種管不好又管不了的財政開支,這種讓民間自主決策的社會運行機制顯然比讓政府代替決策的機制要靈活、有效的多。其次,從財富創造領域出發,對發展觀念、發展方式、發展定位等方方面面進行系統性糾偏,摒除功利化因子與投機炒作,通過全方位、深層次的清理,打通脈絡,形成體系,用制度性紅利這一經濟內生因子,形成發展新力量,推動社會持續進步,這一和諧、自然的發展模式,比起急功近利的發展破壞,更能起到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與人心向善的效果,可以避免很多基於功利化傾向導致公序良俗與風氣敗壞導致社會發展與治理成本居高不下的難題。最後,通過理順財富分配領域與創造領域的關係,建立一個經濟型社會,就是在有效解決人們吃穿住用行等基本性問題的同時,激發社會創造,通過物質財富的創造積累與精神世界的滿足,形成社會綜合成本不斷降低的現代文明形態。

這其實就是一種社會平衡的系統化改造,並基於這種社會平衡所形成的資金、技術、人才、制度等資源、要素的更好集聚,在釋放社會由內而外的發展力量的同時,更好地推動社會健康、持續運行,形成中庸和諧,止於至善的現代文明社會。

發展其實源自一種態度的傳承,有什麼樣的態度,便有什麼樣的發展結果,最終形成社會制度與文化,成為一個社會和民族的靈魂。人們在這樣的制度文化與發展環境下,必然不會岌岌於功利上的鑽營打洞,導致風氣汙染,這樣的社會平衡也將導致人性向善的迴歸,人們安居樂業,社會穩步發展,它所傳達的也才是一個文明社會的現代標準。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