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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月，北京。何西来伏在案头写着：
“编辑带走书稿的时候，天气尚暖，转眼已界隆冬。今年冬天，怕是近二、三年来最冷的了。接连落了几场雪，又有寒潮南下，走在路上，北风迎面扑来，象利刃一样割在身上，血液都要凝固了。如今，出版社就要发稿了，我这才坐到案头，剪贴好近几个月新发表的几篇短文，准备补充到书里去，...”
何西来（1938-2014），陕西临潼人，原名何文轩，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7年初正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何西来之所以写下这段文字，是因为不久之前接到一封来信。
（一）
图2 李恕基致何西来信
文轩兄：
您好！
前去一信，想已收悉。
尊稿已交我室张自文同志，由他当责任编辑。待他阅后交我，由我签字即可发稿，这样免得许多麻烦，可以加快速度。您说尚有几篇短文未寄，盼早日寄出，序言亦能早些。稿齐之后，就可以安排月度发稿计划了。
春元学长前些天又来了一次，匆匆忙忙，连家门都不曾进。
北京天气已经很冷了吧！我们这里还好。
凤葆好！
纳新，小路好！
并颂
文褀
恕基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廿三日
写信人李恕基是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与何西来是1959年文研班第一期同班同学（注：1959年，根据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提议，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与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达成一致，由两家合办文艺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集中培养文艺理论骨干人才）。李恕基来信提到要张自文当责任编辑的稿子，是何西来即将要出版的文艺评论集——《文艺大趋势》。而何西来写下的本文开头那段文字正是这本书的序言内容。
信中提到，何西来“尚有几篇短文未寄”。何西来自己在序中也写到“出版社就要发稿了，我这才坐到案头，剪贴好近几个月新发表的几篇短文，准备补充到书里去”。
查阅1986年何西来发表作品，拟补充的几篇文章实际包括：发表于1986年6月《江淮论坛》的“论新时期文学中的历史意识”，录入《文艺大趋势》后改为“新时期文学中的历史意识”；发表于1986年4月《文艺争鸣》的“对于当前我国文艺理论发展态势的几点认识”，入书后改为“当前我国文艺理论发展态势”；发表于198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的“试飞、漫评、随想和期望——在《文学与时代》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入书后改为“试飞、漫评、随想和期望”。
图4 《文艺大趋势》目录
但是有一篇文章却没有录入，那就是发表于1986年第3期《文学评论》的“自由地讨论，深入地探索——关于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的讨论”。在该文中，何西来认为刘再复等人提出的主体性理论，是对长期存在于文学理论中以唯意志论和机械反映论为主要特征的“左”倾观点的纠正。他写到：“唯意志论的理论代表是‘三突出’，而机械反映论的重要表现则是把创作源泉的命题绝对化。其实所谓创作源泉的绝对化，即只承认社会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从来是从属于‘文艺为革命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以至于‘生活’实际上只限于工农兵的革命生活”；“刘再复等人一再批评左倾的文艺”,“批评高大完美的人物没有体现人的主体性。实际上，‘高大全’的英雄人物的特征正在于集历史优越性、道德优越性、知识优越性于一身，充满使命感、拯救感、创造性、具有不可思议的能动力量与精英主义倾向乃至蔑视大众的超级主体”。
通俗的讲，何西来以及刘再复批评的正是我们曾经惯看的影视、文学作品中集“光明、正义、勇敢、智慧”于一身的光辉正面形象，以及塑造此类人物的文艺手法。这些明显脱离真实生活、远离实际的脸谱式英雄人物，不正是要被时代洪流所抛弃的吗？何西来这篇文章因何没被录入呢？
（二）
这还要从1984年的冬天说起。
1984年12月29日至翌年1月5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国作家协会章程,巴金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王蒙任常务副主席。这次会议是中国作协历次作代会中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对1980年代的中国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的口号，标志着中央对作家群体精神创造劳动的理解和尊重，体现出彼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始趋于宽松。这也是文艺界“改革开放”的发端。
图5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
著名戏剧家张光年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的主旨报告，对“创作自由”的涵义做了明确界定，并且特别强调是在“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创作自由”。1985年1月《人民文学》全文转发这篇报告,引发社会热议。文艺界普遍认为，“两个自由”是对“双百”方针的进一步坚持与发展，充分调动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将促进新时期文学的复苏和繁荣。
图6 1985年1月《人民文学》（总第304期）
然而文学创作走向多元化后，现实中出现了一些负面现象，引起了当时中央主抓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的警惕。不久，王蒙在1986年2月8日的《文艺报》上发表评论员文章《创作自由和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提出应严格限定“两个自由”，消除文艺理论界的混乱。文章还进一步指出，“一种逐渐背离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的趋向正在形成”。一时间气氛骤变，正如何西来在《文艺大趋势》序言中写到：“今年冬天，怕是近二、三年来最冷的了，...，北风迎面扑来，象利刃一样割在身上，血液都要凝固了。”
时间到了1987年，形势更趋严峻。4月6日至12日中宣部组织《红旗》、《光明日报》、《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在涿州召开会议，会上程代熙、刘金等直指“作协‘四大’完全取消了党对文艺的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将许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好同志排挤出作协‘四大’的领导机构”。似曾熟悉的政治斗争的气息又在文艺界升腾。这次会议史称“涿州会议”。
或许受此影响，原计划在1987年2、3月份出版的《文艺大趋势》一书，推迟到1987年8月才得以出版。而何西来于1986年3月所写的批评左倾的文艺、提倡文学主体性的文章——《自由地讨论，深入地探索——关于刘再复一文的讨论》未被录入。
但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何西来、刘再复们所批判的“集历史优越性、道德优越性、知识优越性于一身”的“‘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最终还是逐渐回归到“体现人的主体性”上来了。正如何西来这本集子的名称一样，成为“文艺大趋势”。
注：文中图片均引自网络，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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