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辈子演过的角色，都是经过郑重思考，符合他的初衷的角色。他忠诚自己的诺言，守住做人的底线。在银幕上，他塑造了一系列军人和改革者的形象，由《红日》、《从奴隶到将军》、《血，总是热的》到《代理市长》、《原野》、《昨日的承诺》等不断深入人心。国庆节前夕，本刊记者走访了今年八十三岁高龄，依然傲骨铮铮、精神抖擞的杨在葆老先生。
硬汉有艺德侠骨也柔情
在京城杨在葆的家中，他接受了两个半小时的采访。时间虽长，但他始终神采奕奕，保持着那种特有的精气神，娓娓道来：
我是安徽宿县人，1950年考入宿城第一中学，因为自幼爱好文体活动，中学时担任了校学生会文体部长。与老师合演过《民主青年进行曲》、《方珍珠》、《行动起来》、《人往高处走》、《赵小兰》、《仲秋之夜》等话剧。1955年高中毕业后我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后来改为上海戏剧学院。在校期间，曾演出过《红旗处处飘》（饰党委书记）、《海滨激战》（饰连长李尚武）、《妯娌之间》（饰亚林）、《决裂》（饰起义水兵领袖戈东）等话剧。1958年在电影《大风浪里的小故事之疾风劲草》中饰演秦兆龙，那是我第一次登上银幕。1959年毕业后分配到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后来改为上海青年话剧团任演员。1960年参加上海市青年演员汇演，在话剧《全家福》中饰演所长，获优秀青年演员奖。此后演出过《无事生非》、《甲午海战》、《箭杆河边》、《最后一幕》、《年青的一代》等话剧。到了1962年我在影片《红日》中饰演连长石东根。1964年又拍摄了影片《白求恩大夫》和《年青的一代》。1965年调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任演员。
“文革”中遭迫害，入狱四年半。我第一位夫人夏启英是高中、大学同学，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员。我们感情很好，互敬互助。在我紧张的拍戏过程中，她都会帮我对台词，讨论一些角色人物中的细节处理等，她是个好演员也是个贤内助。1971年，我被诬陷为“现行反革命”，关押了整整4年零3个多月。初冬时节雨雪天，我穿着短裤短衫在雨里运土。面对裹在厚厚棉衣里的那些看守，我感到了自己的肌肉所凝聚的力量。只是，面对苍天厚土，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我提出了自己的唯一请求——离婚。因为我不知要坐多少年牢，她还年轻，不能拖累她。她没有同意。后来我才知道在我被抓的当天，夏启英从街上购买了李玉和带着镣铐的剧照，并且贴在了床前，直到4年后我无罪释放回家，她的确让我从内心感动。有一年，上海的冬天特别阴冷，她不会做针线活，硬是一针一线给我纳鞋底做了一双布鞋，做了一件棉坎肩。一年后，我无意间才从棉坎肩里发现了她给我写的一个有字的布条：“很多同志都关心你，望坚强保重，乐观，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事情可能是复杂的，总之相信党，既来之则安之，勿念。”在那样的特殊年代，在那样的特殊环境，我受到是多么大的安慰啊！我在狱中的时候真不知道，她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子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肾病，她真的很坚强。我无罪释放后，我想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特别是在那个解放思想的年代，任何力量也压抑不住我的创作活力。我连续主演了《从奴隶到将军》、《血，总是热的》、《大刀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代理市长》、《双雄会》等轰动一时的影片。在拍摄《血，总是热的》期间，久病缠身的妻子因为尿毒症住院，只要有一点空，我就会在医院陪着她，给她梳头发……
守得住底线腰杆挺得直
杨在葆很高，魁梧，头发稀疏朝上立着，一个让观众过目不忘的男演员。从艺六十余载，他的银幕硬汉的形象光彩照人。为人直率坦诚的他从不说违心的话，自嘲“在那个商业大潮时期，我可以说是一个败将，但绝不是降将。”他的诺言是：“守得住做人的底线，咱才能把腰杆子挺的更直。”
一个演员塑造的影像跨越了时空，不仅没有变得虚假和可笑，而且人物身上的精神气质一直在影响着观众。因此有人这样评价杨在葆：“以客观的艺术标准来看，与他同时期的演员大多只能算是个本色演员，而他可以称得上是那个时期少有的艺术家了。”1984年，杨在葆同时荣获当年的百花奖和金鸡奖最佳男演员奖。从颁奖晚会回到宾馆，他想起了一直背在背上的母亲忧郁的目光，写下了自己最真实的心声：“一个演员最大的成功，就是赋予角色生命，如果我在银幕上塑造的人物形象，活在了观众心里，那便是对我最大的奖赏。”
从雄心万丈到寂寞无声，杨在葆从50岁到70岁……整整20年，他做演员没有再演过一部电影。上世纪80年代末期，正当杨在葆全身心投身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中，雄心勃勃要“立大智大勇，前行前行”的时候，中国电影面临商业化冲击与艺术创造的阵痛，国产电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寒。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但他挺直腰杆，坚守做人的底线。
直到今天，杨在葆先生还是一如既往地谢绝那些他认为缺乏生活基础的角色，谢绝商人重金请他做广告。他说，人生就是一幅自画像，关键的几笔不能画歪了，不然就不好看了。演员更是自画像，欣赏什么追求什么，往往是他塑造形象的准则。我不会为了挣钱而演戏。文艺作品应该弘扬民族优秀的精神，而不是一味追求金钱。市场大潮面前，我没有办法，但我同流却绝不合污。第一次荣获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时候，我穷得没有上台领奖的衣服，临时在我们北影厂边上的北太平庄地摊上，花1元零5分钱买了一件黑色短袖T恤衫，就到济南领奖去了。
不演戏，做导演时，他在银幕上抒发自己的心声。当娱乐片、商业大片漫天飞舞之际，他偏偏选择拍摄电影《党小组长》，还特意把党章拍了个大大的特写；在《昨日的承诺》中，他干脆给男主角起名为“赵汉青”，一腔“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淡泊与坚忍。这就是他宁做电影市场中的败将，绝不做降将的写照。
“一个男人是不是具有男子汉气质不在于外形，而在于他的心理状态。男人生来就是堵枪眼的，要不怕死，勇于担当，一旦国家、民族、家庭出了什么事，他应该冲在最前面。”他说。在谈到“人生就是一幅自画像”时又说：“就像当年跟我母亲说的一样，我不是一个戏子，更不是一个逗乐儿的玩物，我从不拿自己的事业开玩笑。”
凛然树正气不给党抹黑
从1985年拍完《代理市长》后，整整13年，这位受人爱戴的演员从银幕上消失了。中国电影中一股游戏人生、俗化社会的潮流，使得杨在保的艺术追求有点不合时宜。在别人纷纷“审时度势”快速转轨于“娱乐”、“戏说”之时，他仍固守自己的阵地。在无法改变的命运之时，他宁愿寂寞，宁质退出，亦不愿随波逐流。
1998年，杨在葆在多年沉寂之后，终于出山自导自演了一部电影《昨日的承诺》。这是一部表现反腐倡廉的影片，依然是浩然正气，依然是愤世嫉俗。而13年后的杨在葆，虽已年过花甲，依旧是激情豪放、热血沸腾。他扮演的反贪局长有一个不凡的名字：赵汉青，他仰慕“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也看重自己所演角色的凛然正气。有时，人们很容易将他与他扮演的角色融为一体，看过《昨日的承诺》的朋友和领导不约而同地给影片一个总评价：这是杨在葆的片子，这是杨在葆的风格。也许用这样的语言来评价一部影片并不十分科学，但这确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概括，它所蕴含的意义人们也很容易理解。一个电影演员，倾情于一类角色，宁可13年不上银幕，不改初衷，他的动机何在，他的心态如何？这像一个迷。可是当我们打开这个谜底时，却发现答案竟是这么简单：扬在葆说，我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党，我不给它抹黑。更可贵的是，讲这句话的人，并不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在“文革”中他还因莫须有的罪名坐过四年牢！可是杨在葆谈到这些，却没有丝亳怨气。
细细想想，杨在保的感受并不让人意外。他的家乡在安徽农村，他是靠人民的助学金读到大学毕业的，实实在在“是在党和人民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所以他对这个国家，这个党，对于养育了自己父老乡亲充满了感激和爱恋。
银幕声名远书坛挥豪情
自幼喜爱书法的杨在葆，自1995年退休后，把自己爱好的毛笔字重新拾了起来。在他十多平米的客厅里，一张大长条案子上摆放着大小不同规格的纸张，墙上挂满了杨老先生的作品。
“毛笔字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极其显赫的地位。如今七、八十岁以上的人，在幼年时期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毛笔字写不好，在学校老师要打板子，回家要挨巴掌。那个时代，社会上普遍认为字是‘门面’，字写不好的人会被人家看不上眼的。一个人学问、本领再大，字写得不像样就受人轻视。所以，上学的小孩必须天天写毛笔字，私塾就更严格了。”
杨老先生说，由于受家庭的影响，我从小就喜爱写毛笔字，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描红。老师还会在那个写得像样的字上，用红笔划上圈。最好的能划上三个圈。我经常获得三个圈，于是就越写越有兴趣。那时不叫书法课，叫大字课。小学每周四课时，到了初中每周两课时，既写大字又写小字。高中、大学就没这门课了，但仍然爱写。大学毕业后，由于拍戏忙只在周六晚上偶然写写。退休前到各地拍戏时，也有人请我写，但都谈不上是书法。
1995年退休之后，很少有我合适演的角色拍戏，干是就把自己爱好的毛笔字拾起来，认真临帖。柳公权的楷书临得最多，也临王羲之、祝枝山、文征明、米芾的行草，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就重点写大草书。怀素、张旭、王铎、傅山的帖每天都有临写。有人说，临帖不可今天临这家，明天临那家，太杂乱就会写得四不像。因为我不是书法家没那么多清规，也不怕别人指责。我临帖只临那些写得好的部分，我认为前人败笔之处绝不照抄。近十多年不间断地写下来，收获很大。我是在天天否定昨天中进步的。我习惯向书家请教、探讨，他们都给了我很多的启发、指点。但我又不盲从任何人，有时还会向一些大家提出我的不同看法。书法是艺术，不是极左政治，是允许有不同的见解、不同追求的。但有一个根本原则是不可变的，那就是“美”。艺术的美是没有所谓阶级性的，但它有客观共识的美学标准。学习书法的方向是最重要的，方向正确，进步慢点也无大碍；方向偏了，甚至反了，越远越差。近30年来，有少数书者，急于成名成家，就远离传统，造奇做异，特别是大草书者，把约定俗成的大草字丢在一边，随心所欲，别出心裁地造字，或把约定俗成的字故意拆解，让读者摸不清边际。过后不但神仙不认，甚至连自己也不认识了。对此还洋洋得意，把名家、大家都蒙住了，甚至认为自己是比书法大家还大家的书法家。
总结多年的习字经验，我认为，临帖每个字或字与字的勾连萦绕，必须选优，万不可东施效颦，更不可毫厘不差，与帖真假难辨，要知道离别人越近，离自己就越远了，不可能书出自己的个性。
演员塑造角色也是如此，我常把演员塑造人物和书法作品相比较，如果演员塑造人物只是从形式、外表去模仿人物，特别是演历史名人或在世的人物，不从人物的精神实质感悟，只一味模仿人物的举止，装模作样，肯定是演不好的。我想，在演员中绝大多数的演员都会演戏，只有极少数的演员会“不演戏”。在书法界，绝大多数都会写字，只有极少的人能写自己的字体。如古代的二王、颜、柳、米、孙等，现代的毛泽东、林散之、舒同等。
在学习中我感悟到，学习书法只有认真地学内涌、风韵、精神，融汇贯通，学为己用，才可能写出有个性的字。从古至今，在书法的园地中，在传承古法的基础上形成了各种风格，百花齐放，故无所谓的绝对第一。学习是没有止境的，在书法的道路上我仍在学习和领悟中。
在杨在葆先生的朋友圈和书法家的评语中，许多人都称赞他走的是书法正路，恋古但不守旧，天天与古人对话，但又时时吸收时代的新鲜空气。他追求清逸、古朴、文雅、简静的艺术风格，将恢弘的豪气与清畅的逸气相结合，将广大与精微相融合，在充实中求灵透，于闲静中把握节奏，抓住书法的深刻内涵与深层意象。临帖的同时他不忘书法理论的学习，认真读过米芾的《海岳名言》和孙过庭的《书谱》，情真意切的论点对他帮助很大。书法之美，不仅在指腕之间，而且是呼吸，是养生，是身体运动，是性情的表达，是做人处事的学习，是安定保佑的力量，最终成为“与自己相处最真实的一种仪式”。
杨先生的书法追求，是既有大草的气吞山河的霸气，又具有行云流水的畅爽，有文气但不粗野。有大草书的狂热，又夹带着行草的可识性。他说，不可以自己书写过瘾了，而观赏者一字也不认识，这是不可取的。有人问杨先生的书法是什么体？他自豪地说：“我写的是大行草。”悟性其中，熟能生巧，融会通达，乐在其中。观杨先生的书法：一丝不苟，充实立体，正气浩然，神采飞扬，抒意胸襟，真性情也。字字有出处，笔笔有交代，浸透着中华传统文化千年一脉有序的严谨训练，气势雄浑，笔底风云。从他的每幅书法大作中感悟和体味到了他幸福的晚年，犹如夕阳，殷红绚彩，将一生钟爱的晚晴演绎得淋漓尽致，美满壮丽。
多年来，杨在葆先生的书法作品广受赞誉，却从未报名参赛过书法大展，更没有要求官方授予的润格认证，但丝毫不影响他作品的传播与人们的认可。
杨在葆的书法作品如同他的脾气秉性，处处散发着刚直不阿与人生追求。如1972年冬所作的《狱中随感》：“风雨如磐鹰展翅，权贵檐下燕雀欢。而今不见小於菟，尽是巴儿满街窜”。他自作的《梅》《兰》《竹》《菊》更是意义深刻：“冰封雪压心犹壮，含笑数九骨更坚；生不妖冶媚权贵，野岭偏村近芳菲；破土裂岩寸寸节，刀劈斧砍片片直；恶风酷雨百花残，庭前犹见傲霜枝。”
杨在葆借物抒怀，实则表现的是个人的心境与气质。近些年，演艺界爱好书法、绘画者层出不穷，但多为业余爱好，有的还有附庸风雅之嫌，而杨在葆的书法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让人看到的不仅是严谨细腻，平实流畅，更多的是其骨力洞达的性情本色。他虽然没有全国书法大赛的经历与获奖名次，却获得中国书法家协会的认可，并于2009年顺利加人中国书法家协会，开启了他人生的另一艺术新天地。
杨在葆先生的书体大草继承了传统，功力深厚；感悟大自然，聚天地万物之灵气；体现生命的张力，进入到气韵、激情和精神取胜的境界。（秋 实 杨在葆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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