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欄目是界面文化每週一推送的固定欄目，我們會選擇上一週被熱議的1至2個文化/思想話題，為大家展現聚焦於此的種種爭論與觀點衝突。本週的『思想界』，我們關注兩位香港名人的離世，他們分別是知名武俠小說家金庸和女藝人藍潔瑛。
藍潔瑛逝世：東方閣樓上的瘋女人香消玉殞
據香港媒體報道，藝人藍潔瑛於11月3日凌晨被發現“倒斃”於赤柱馬坑邨住所，享年55歲。消息稱，11月3日凌晨，香港警方接到一雷姓女子報案後趕往藍潔瑛位於馬坑邨良馬樓的公寓，破門而入後發現藍潔瑛已經死亡。藍潔瑛出生於1963年4月27日，1983年考入香港無線電視臺（TVB）第12期藝員培訓班，與她同期的還有劉嘉玲、吳君如、劉青雲、曾華倩等知名藝人。藍潔瑛天生麗質，有“靚絕五臺山”之稱，曾主演過《家有嬌妻》《大時代》等多部熱門劇集，後因出演《大話西遊》中的蜘蛛精“春十三娘”一角為內地觀眾所熟知。
豔冠群芳、演技不俗、起點又高的藍潔瑛為何後來逐漸淡出演藝圈，又不斷曝出窮困潦倒、精神失常的傳聞？許多人認為與她先後遭到兩位圈內大佬性侵有關。微信公眾號“奇遇電影”重刊了今年1月的一篇題為《藍潔瑛，港娛圈權力遊戲的犧牲品，無人免罪》的舊文，梳理了藍潔瑛被性侵一事的始末。
今年1月，卓偉曝出了上世紀90年代曾性侵過藍潔瑛的兩位圈內大佬的真實身份，消息源來自2013年《壹週刊》對藍潔瑛的視頻採訪。在視頻中，藍潔瑛親口承認，她曾先後被兩位“影壇大哥”強姦，其中一位已經離世，另一位則是趁她去新加坡探班時，借酒醉潛入她的房間對她施暴，她曾在新加坡就醫並服用事後避孕藥。2013年，《壹週刊》曾公佈過這一視頻的消音版本，引發了許多猜測，而卓偉在今年1月曝出，這兩位“影壇大哥”，一位是因心臟病去世的鄧光榮，另一位是曾志偉。
曾志偉隨後發表聲明否認指控，還為此專門召開了記者會，然而在他的微博聲明下面，壓倒性的評論是：“江湖已經不再是之前那個江湖，該還債了。”
文章指出，香港娛樂圈多年來不斷曝出的性侵醜聞，正是建立在男性佔絕對主導、江湖輩分分明的生態之上，其中還夾雜著各路黑錢、熱錢暗流湧動，女藝人很容易被明碼標價，成為權色交易、錢色交易的犧牲品。而如今，巔峰不再、權力瓦解，在香港藝人紛紛北上“搵食”（找飯碗）的新形勢下，那些曾經被壓抑的聲音，才得以被人們聽到。每過幾十年，金字塔尖總會換一批新人，如何制衡權力頂端的人，才是問題的關鍵。
今年8月19日，微信公眾號“每日人物”發表的《香港為什麼有那麼多“瘋女人”？》一文中，談到了“瘋女人”的意象以及香港“盛產瘋女人”的原因。文章指出，1979年，美國學者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古芭合著的《閣樓上的瘋女人》出版，這本書分析了西方文學史中的“瘋女人”這一典型意象，後來被譽為“20世紀女性主義文學批判的聖經”。“閣樓上的瘋女人”這一意象的直接來源是小說《簡·愛》，羅切斯特客廳裡的家庭教師簡·愛，和閣樓裡關著的前妻伯莎看似構成了天使和瘋子的二元對立。但事實上，簡·愛和伯莎，“一個代表的是能夠被社會或傳統所接受的人格，另一個則是自由、不受約束、經常具有毀滅傾向的自我外化”，而“每一個溫順善良的女人背後，或多或少都拖著一個癲狂的影子”。
事實上，“瘋女人”的意象不僅存在於西方文學中，在中文世界中，張愛玲《金鎖記》中的曹七巧、曹禺《雷雨》中的繁漪都是“東方閣樓上的瘋女人”，而“每日人物”的作者安小慶則認為，這座“東方閣樓”的集大成者，便是香港。
香港輿論尤其熱衷於那些從原有高階層跌落折墮的“瘋女人”故事，不僅因為這能夠滿足世人獵奇的心態，還能在最大程度上起到警示作用——在這個國際自由貿易港，這個頂級消費社會，貧窮是可恥的，階級墜落更是不可饒恕的。香港直到1971年才廢除“一夫多妻制”，而男尊女卑、妻妾成群的幽靈卻從未真正從港島上空離開，與外在的自由和開放相比，香港人似乎一直生活在一種接近嶺南前現代農業社會的保守婚戀觀和兩性觀中——金錢打造秩序、父權籠罩一切，崇拜異性戀的一夫多妻，寬容性交易和剝削，公開羞辱、踐踏甚至懲罰窮人、“瘋女人”、“不聽話的女人”。
香港作家廖偉棠為“騰訊·大家”撰寫的評論則認為，藍潔瑛的死折射出了香港社會“大義無能、小義慼慼”的現狀。他在文中指出，藍潔瑛在2013年就已經坦然講述了自己遭到性侵的時間、地點、人物等關鍵信息，三年後，反性騷擾的運動席捲全球，卻不見有哪個公益團體去聲援藍潔瑛、為其爭取公義。知道藍潔瑛去世，大多數人還是抱著“江湖事、江湖了”的心態，而這正是香港娛樂業、八卦媒體一直給公眾洗腦植入的潛規則。
與藍潔瑛同時代的其他女性也並非沒有遭受過類似的不公待遇。梅豔芳剛走紅時，就有媒體造謠她吸毒、援交，她只能咬牙強忍；而在劉嘉玲裸照被八卦媒體洩露事件中，引臂一呼帶領娛樂圈上街抗議的那位大佬，今天被指是藍潔瑛悲劇的製造者之一，可見弱者所得的正義始終被控制在不義的力量之中。
另一方面，在藍潔瑛去世前幾年，始終有一些普通人，本著慼慼之心給予她一些人間應有的溫暖。如果說香港有俠義江湖，或許只存在於那些師奶、引車賣漿之徒的細微貼心之舉中。雖說八卦世俗的“基本盤”是由他們構成，但最後救贖般去以小義修補大義的，也是他們。
網絡金學、作品翻譯、國族敘事：你可能不知道的金庸
當代知名武俠小說家金庸於10月30日在香港逝世，享年94歲。相關紀念文章紛紛湧現，本期思想界從中選取了幾篇，從金庸與互聯網、金庸作品翻譯以及金庸小說中的國族敘事三個角度，試圖梳理金庸武俠世界中不太為人所知的一些面向。
金庸是在中文互聯網上最受歡迎，也是受到最多熱議的作家之一。在金庸去世之際，資深金迷方舟子在其個人公眾號重發了其2003年的舊文《互聯網上的“金庸”》（由方舟子在2003年浙江嘉興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稿整理而成），文章回顧了金庸著作“上網”的經過，以及網絡“金學”從興起到繁榮的發展過程。
方舟子指出，金庸的小說是最早一批被上傳到網絡的中文作品，最早從事這項工作的是一位叫做“諸葛不亮”的網友，他買到了一本盜版的《天龍八部》，缺了十幾頁，於是借了一本完整版的，將這十幾頁的內容輸入電腦，權當打字練習。1993年5月，他將這十幾頁貼到了ACT討論組（注：“Alt.Chinese.Text”，“另類·中文·文本”，是第一個中文互聯網網絡，1993-1996年間是海外中國留學生最重要的交流社區）。差不多同時，一位臺灣網友也將《倚天屠龍記》的第一回貼到了ACT，這就是金庸作品電子化的濫觴。
截止到1997年底，已有一半以上的金庸作品被貼到網上，同時，三聯書店版的36冊《金庸作品集》被國內的一家公司刻成光盤出售，這套金庸全集迅速在網上傳播開來，各個中文電子文庫都有收錄，也出現了不少以“金庸全集”命名的站點。
方舟子還在文中回顧了網絡金學的三次高潮和主要陣地。1993年11月，網絡作家圖雅發起倡議，希望金庸可以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將網絡金學推向了第一個高潮。方舟子也是這一事件的參與者之一，他幫忙潤色了倡議書，並寄給了《明報》。方舟子在文中回憶道，當時他們並非不瞭解諾貝爾獎的評獎規則和流程，之所以這麼做，一則是為了給網友添個樂子、多個話題，二則是為當時在正統文壇不受重視的金庸鎮臂高呼一聲。1997年金庸全部作品上網，也催生了眾多以刊載、討論金庸作品為主題的網站和論壇，網絡金學迎來第二次高潮。1999年底，王朔發表《我看金庸》一文，批評了金庸的作品，在網絡上掀起軒然大波，眾多“金迷”在網上撰文駁斥王朔，論戰持續了數月，也產生了許多高質量的文章，成為網絡金學的第三次高潮。
在方舟子看來，網絡金學呈現出的最大特色就是多樣化，有較為正式、嚴肅的評論文章，也有相對私人性質的自述和隨感；有對金庸小說中的人物、門派、地點、武功、兵器、菜譜等進行的“考據”，也有借用金庸小說評論、諷喻現實的寓言小品。方舟子指出，從正統文學評論的角度來看，網絡金學並無太大價值，它雖然多元，然而無序；雖然有趣，但是無聊。所謂的“網絡金學”，本來就是一種帶有諷刺“紅學”成分的戲謔叫法。無序和遊戲性正是互聯網的特徵，學術界大可不必，也不可能去規範、引導網絡金學，但其中有啟發性的東西仍然值得關注和發掘。
牛津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候選人施東來則在為微信公眾號“文學報”撰寫的評論中，分析了《射鵰英雄傳》英譯本的翻譯策略如何幫助中文武俠小說更好地走出國門。文中指出，《射鵰英雄傳》的英譯本第一卷於2018年2月底在英國出版，這也是金庸的作品首次被西方的商業出版社選中，希望可以通過發行單價較低的紙質本來打開大眾市場。施東來指出，由於金庸作品中的人物名號、武功招式以及俠義世界觀，無不帶有難以翻譯的“中國性”（Chineseness），再加上金庸的文筆雜糅南北方言、四字成語、文言實詞，他的作品幾乎是華語文學中最難翻譯的作品之一。那麼《射鵰英雄傳》的翻譯策略和水準究竟如何呢？
首先是人物的名字，譯者Anna Holmwood（中文名郝玉青）採取了相對靈活的翻譯策略，蒙古人名大多采取音譯，而漢族人名則為音譯和意譯混雜，意譯為主。例如成吉思汗鐵木真是“The Great Khan Temujin”，鐵木真的小兒子拖雷是“Tolui”，小女兒華箏是“Khojin”。而漢族人名中，楊鐵心是“Ironheart Yang”，郭嘯天是“Skyfury Guo”，段天德是“Justice Duan”，梅超風是“Cyclone Mei”，等等。施東來認為，這些意譯名字雖然不能完全再現漢字拼貼所產生的語感，但至少比完全使用拼音要高明許多，也能向英文讀者傳遞出金庸取名的一些深意。
其次，在涉及到大段的打鬥場景時，Anna採用的多是分段、精簡或者省略的策略。英譯本為了增加故事的戲劇性和可讀性，常常會將較長的中文段落拆分開來。如此拆分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金庸的中文頗具文言色彩，經常可以用很少的字數白描出一連串的動作和情節，但翻譯成現代英語往往就會顯得十分冗長。但這樣的精簡譯法也有其弊端，金庸在描寫武打場面時喜歡使用四字詞語，或者通過“如”、“似”等詞構成比喻，這些詞塊的運用讓原文充滿節奏感，也是武俠小說的“中國風”精髓所在，這一部分在英文譯文中就很難完全得到重現。
但在施東來看來，這點小小的不足瑕不掩瑜，《射鵰英雄傳》第一卷的英譯本是一次成功的跨文化翻譯實踐，對於想要將其打造為新興暢銷讀物的商業出版社而言，這也是一種明智的策略。施東來指出，好的翻譯總需要不斷地在“民族性”、“文學性”和“世界性”、“可讀性”之間尋找平衡。《射鵰英雄傳》英譯本的面世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其體現了金庸在華語文壇的地位及其作品對中國文化的深遠影響，更因為它是當今世界華語文學英譯市場發展趨勢的體現，並且有可能實現新的突破。
微信公眾號“海螺社區”則刊載了學者宋偉傑關於金庸小說中的國族敘事的研究。文章認為，在金庸的小說世界裡，漢族常常被描寫為弱勢群體，而異族則是強勢力量，國家、民族之間的衝突，個人身份認同的困境構成了金庸小說中一個貫穿始終的潛在問題。宋偉傑指出，金庸小說中的國族命題主要包括兩個層次，一個是在其早期文本中，個體意義上的“俠客”（小俠）藉助“民族-國家”這一實體，昇華為為國為民的大俠；另一個則是在其中後期的文本中，民族英雄式的大俠又回到了小俠這一個人化維度，並公開質疑了純粹的“民族-國家”觀念，批判了漢族乃至任何一族的中心主義傾向。然而，自始至終，金庸又藉助中土武學文化的博大精深，巧妙地迴歸了漢族中心主義傾向，在政治修辭上，他試圖淡化或者瓦解“華夷之辨”，而在文化修辭上，卻暗中維護了“夷不勝華”的內在情結。
尤其是到了《鹿鼎記》這一充滿多義性話語的“反武俠小說”中，國族衝突更顯得撲朔迷離，韋小寶是一個在多種權力、多種價值觀之間周旋的人物，而反清復明的政治主張也因康熙皇帝的英明廉政而變得更加複雜。一方面，異族統治似乎已經變成了一個政治上可以被接受的事實，而另一方面金庸仍舊不忘書寫漢族群俠武功和文化的勝利。除此之外，漢族本位思想也體現在金庸小說中反覆書寫的漢族俠客與異邦女子之間的愛情故事中，例如小昭寧願做張無忌的侍女也不願意成為波斯的女王就充分暴露了金庸的漢族男性中心主義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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