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週的文化事件是名人辭世，3月18日，臺灣著名作家李敖去世，19日，臺灣詩人洛夫去世。相對於詩人的小眾，李敖的去世明顯是個讓大眾媒體關注的公共事件。
出現這種情況並不奇怪，李敖雖然是一名作家，出版的書籍據說有二百多種，著作等身不行，要著作等二身才夠。但是，大多數書籍都是論戰性的，金剛怒目罵人的文章比較多，少有可以沉潛精心，耐得住時間沉澱的著作。與之相反，李敖善於自我傳銷，是廣告傳播學的大師，經常故作驚人之語，玩弄大眾媒體於鼓掌之間。與那些老一輩才高八斗的學人的處世方式不同，他一方誇耀自己讀書之多，無人能敵，另一方面無心學問，上電視綜藝，參加競選，開播電視節目，四處演講等等，行事作風更像娛樂人物，自由穿越在學界與娛樂界之間，非議眾多。李敖去世之後，很明顯有兩種極端，喜歡的人會說他是鬥士，是自由知識分子，是才子；不喜歡的他的人會說是作秀，是虛偽，是人渣等等。一個人死後能夠收穫如此豐富多元的評價，也是難得。
我無意對李敖的一生做過多評判。我只想追問一個問題，你羨慕李敖的作風嗎？說心裡話，批評李敖的時候，我心裡一直都在思考這個問題，作秀也罷，善於炒作也罷，現在有多少個文化人和知識分子能做到李敖那樣的行事作風，出口成章，旁徵博引，在電視上侃侃而談，在政治競選中把對手罵的百口莫辯，接受任何訪談都能坦然面對，任何演講都能手到擒來。我說的不單單是他的知識儲備，當然，他讀書不倦，這是典型的讀書人的特徵。但是很多讀書人每天也都在讀書，都是汲取知識，積聚學問，思考問題。但是我們能夠做到像李敖那樣，可以化知識為常談嗎？
這才是我羨慕李敖的地方。你看他的節目和演講，從他嘴裡說出的任何話，你都覺得是正確的——我說的不是觀點正確，而是他的那種顧盼自若的自信，信手捏來的信心，毫不遲疑地敘述的姿態，都給人一種“我說的話是正確”的感覺。我為什麼對這種姿態感興趣？我記得看李敖的電視節目“李敖語妙天下”，有一期講為什麼他不出去旅遊。他用了三個例子，一個是哲學家康德，康德一輩子都沒有離開他的家鄉，但是還在學校裡教授世界地理；一個例子是著名的文學批評家約翰遜博士有句名言，說這個世界上有很多風景，都值得看，但“不值得跑去看”。最後一個例子是老子的，老子說，不出門，知天下事。李敖說，老子這句話是吹牛的，那個時代訊息不發達，不可能知天下事。
這是李敖講話的風格，任何話題他都能有話說，旁徵博引旁證的並不僅僅是博學。很多人證明自己博學的是掉書袋，滿口之乎者也，言必稱希臘，但說話的樣子像是剛從中世紀出土的文物。所以，李敖最厲害之處並不是博學，而是化博學為常識的智慧。很多批評者說李敖寫了很多書，但是沒有一本是在學術上靠得住的。歸根結底是因為，他習慣了“六經注我”的方式思維。他閱讀和寫作基本都是為了論戰，是為了說話，是為了表達清晰。所以，李敖對讀書人最大的一個影響應該就在這裡，如何把閱讀中的知識、思想和觀念化為日常生活中的常識表達。
我為什麼會如此看重這種日常生活的表達？我們現在對讀書有個認識上的誤區，好像讀書只是一群叫做“讀書人”才做的事情，讀書只屬於一個圈子裡的才做的事情，我們把讀的書變成了看不懂的文章、無人閱讀的論文和學術黑話，卻放棄了讀書最重要的一個功能：日常交流。日常生活中，我們羞於表達自己讀過的書，覺得讀書是一種日常之外的消遣、娛樂和精神追求。我們自覺把讀書與日常隔開，把讀書變成了裝飾和身份的象徵，把讀書變成了遠離大眾生活的一種生活方式。
諾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在她的《二手時間》中提到，蘇聯解體後，很多人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生活。其中就包括知識分子開始賣掉了自己的藏書，原因在於對書的失望，徹底絕望。就連對別人提出這樣的問題也會顯得不禮貌：“你現在讀什麼書呢？”以前的人見面都是這樣問，現在這樣問的人都覺得精神有問題。我們的生活發生了太多的改變，只有在書中沒有變。文學從來不教讀者如何在生活中取得成功，如何致富，所以顯得閱讀和文學在生活中沒有任何用處，甚至連表達的時候，都覺得是一種廢話。
但是李敖的存在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讀書人如何與自己的日常生活溝通的。他把生活變成了文學世界的表達，他跟任何人表達都是一種文學性的講述，講故事，舉文學家的例子，列舉名人名言來佐證自己的日常生活與閱讀世界是同一個世界。而我們生活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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