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師，俺想給俺爸打個電話……”在太和縣三堂鎮康莊村第七小學，孩子只要想遠方的爸爸媽媽，就會找負責留守兒童管理的老師高先玉。高先玉便拄著柺杖，來到留守兒童室，幫助孩子撥通父母的電話。
一本本留守兒童通訊登記本，在高先玉的櫃子裡已經壘起高高一摞。
今年54歲的高先玉，拄拐從教30多年，不僅教書育人，還成了109個留守孩子的“家長”。
從小腿部殘疾
一步一挪去上學
記者見到正在上課的高先玉時，他一手拄著柺杖，一手拿著粉筆在黑板上書寫。在他看來，自己雖不能像正常人一樣行走，但在三尺講臺上，一定要站著講課。
3歲那年，高先玉得了場怪病，腹瀉且高燒不退。父親找了鄉里的一位赤腳醫生，為他打了一針。燒是退下來了，可剛剛學會走路沒多久的高先玉，一條腿卻無法伸直了，成為一名殘疾人。
母親早逝，父親外出務工，照料高先玉的重任就落到比他年長18歲的哥哥身上。
“為了能讓我學會行走，哥哥請木匠給我特製了一個小板凳。”高先玉回憶，自己整天趴在小凳子上面，羨慕地看著同齡人玩耍嬉戲。
到了上學的年齡，晴天時，高先玉便靠著小凳子，一步一挪地往村口的學校走去。幾百米的路程，年幼的他得走上大半天。“為了能及時到校上學，每天還是滿天星辰的時候，我就早早出門。”
月工資50元
每月給學生送去15元
這樣的經歷，造就了高先玉堅韌的性格。上小學、初中時，他的學習成績始終名列前茅，最終考上了合肥一所中專學校。1985年，他畢業後回到了母校——高寨小學，成為了一名民辦教師。那一年，高先玉21歲。
那時，對留守兒童這個群體，高先玉早早有了自己的認識。參加工作的第二年，一次上課時，高先玉注意到班裡的學生張躍龍(化名)沒來上學。是不是家裡出了事情?帶著疑問，放學後，高先玉拄著柺杖來到張躍龍家。
他家是由兩間搖搖欲墜的土坯房組成的小院，來到屋內昏暗的角落內，高先玉見到了令人心酸的場景：衣衫襤褸的張躍龍正和白髮蒼蒼的奶奶依偎在一起，身前的地上有塊被啃了一半的紅芋和一碗涼水。
“俺媽走了，俺爸出去賺錢，好久沒回家了。家裡沒錢買菜，俺得在家陪奶奶……”沒等孩子說完，高先玉就一把將他摟進懷裡，淚如泉湧。
第二天，高先玉來到張躍龍家，把他接走上學，臨走前留下15塊錢。“多買點好吃的，注意身子，也給孩子補補。”高先玉囑咐孩子的奶奶，從那時起，他每個月都會送去15元，一直到孩子小學畢業。而當時，高先玉每個月的工資也不過50元。
為找曠課學生
雨天摔在泥地裡
上世紀90年代初，鄭智化的一曲《星星點燈》火遍大江南北。而在當地很多留守孩子看來，高老師就是照亮自己人生道路上的那顆星星。
有一次，學生趙鵬宇(化名)一整天沒有到校，高先玉放學後電話聯繫趙鵬宇的爺爺，可老人也說不清楚孩子的去處。
這時，下起了大雨，高先玉越想越不放心，他一手拄著柺杖，一手撐起傘，想到附近孩子常去玩耍的地方去找找。由於雨大地滑，加上他腿腳不便，一不留神，摔倒在距校門不遠的一處泥路上，結果將有殘疾的腿摔傷了。
第二天，還未傷愈的高先玉不顧家人的勸阻，依然拖著傷腿趕到學校上課。看到老師艱難地走進教室，不少學生紅了眼圈，趙鵬宇還主動將自己的凳子送到講臺上，哽咽著說：“老師，我再也不曠課了，您坐著講課吧……”
從前年起，高先玉承擔起學校裡留守兒童的思想教育工作。也就是從那起，他不僅僅是一位老師，更是這所鄉村小學裡109名留守孩子的家長。
“學校是我家，學生就是我的娃。”在說起學校裡的孩子們時，高先玉反覆說到這句話。
多年來，高先玉潛心鑽研，努力進取，多次被評為鎮優秀教師。“如果書教不好，得再多榮譽也是枉費。這份工作我已經做了30多年，回頭想想，這一路走得十分純粹，能給留守兒童當好‘家長’，是什麼榮譽都換不來的。”
前段時間，他被評為太和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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