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汾陽畢業生
一切彷彿來不及細細經歷，春節的一切表象已經遠去。這種表象，更像是人們的一種託辭，好讓自己的身心暫時棲息在某種錯覺裡。轉眼間，以近農曆二月，潛藏的真相重新浮上來，人們也隨著復甦的氣候，帶著幾分失落，褪去嚴實的羽絨服和手套，開始了新一輪的奔忙。
這一點，汾陽人小A有切身體會，之前，她已經習慣了在汾陽的狀態，每天騎著電動車早早地出門，從西苑大街的家出發，經新公路，再從西關橋的斜坡下來，走過熙攘的汾州市場，在英雄路口等紅燈，然後左轉再騎一陣，就來到自己的學校--汾陽中學。她還記得堆滿了教科書和學習資料課桌，她還記得課間走過的校園，她還記得晨跑的時候放眼望去，同學們穿著的校服和寫滿稚氣的臉，每天回家，都有母親做好的熱騰騰的麵條。
後來，她考上了大學，將去往一個只在天氣預報上聽過的陌生城市讀書，那時候，她對遠方沒有概念，以為汾陽城以外的地方都叫遠方，去年9月份，去學校報道的時候才明白，遠方對她來說是兩個小時的大巴車加5個小時的高鐵。
剛去大學一切都很不習慣，這裡飯菜的口味，和汾陽一點也不一樣，操著各省方言的同學，找不到一個會說汾陽話的。所學的科目多了，卻沒有一個願意在課後多停留一分鐘答疑解惑的老師。失去了老師和母親的督促，自己突然不知道該怎麼學習了。她想媽媽，想汾中，想同學，想汾陽的一切，她懷疑自己能不能正常度過大學時光。
經過三個月的適應，她終於習慣了這裡，習慣用普通話和同學老師交流，習慣吃米飯，習慣制定閱讀計劃，習慣去圖書館。每週會給家裡打兩次電話，除此以外，她也沒有以前那麼想家了。
當她習慣了這一切，春節已經快到了，雖然一想到遙遠的距離和擁擠的火車，她就覺得這樣的旅程簡直是一種煎熬，但一想到父母和同學，她還是硬著頭皮踏上了歸途。
終於到家，她用了兩天的時間才克服了張嘴就說普通話的習慣，每天看電視到很晚，睡到日曬三竿才起床，好久沒去圖書館，感覺自己在虛度光陰。正月裡，走親訪友，大魚大肉的生活，令她感到嘈雜和頹廢。
轉眼到了正月初十，在網上預訂返程火車票的時候，她突然意識到，這個假期在家裡呆的日子不多了。還是汾陽好，真想一直呆下去不走了。在和高中同學交談中，大家都說，該回的時候不想回，該走的時候不願走。她最後還是極不情願地提起行李箱去往車站。
無獨有偶，汾陽人小B，也有相同的感受。他是汾陽某單位職工，節前他只習慣於上班下班，老婆孩子，他覺得這種生活耗費了自己幾乎所有的生活精力，一想到過年，他就覺得頭大。打掃屋子，購買年貨，準備正月“出門”用的禮品，給親戚家的孩子準備壓歲錢。言行謹慎的他，還得提前組織一下語言，想一些既喜慶又得體的說辭。雖然，春節假期可以暫時不用想工作上的煩心事，但怎麼感覺比上班都累。兒子經常問他，爸爸，到底什麼時候過年，我都有點迫不及待了。每當這個時候，小B總是苦笑，一年級的兒子都學會用成語形容盼過年的心情了。
幾日下來，小B一臉疲憊，躺在沙發上翻著手機，看著日曆上赫然寫著初五，原來後天就得上班，年來不及體味就已過完，他突然想讓時光停止下來。仔細想想，過年縱然令人忙碌，但不用像平時一樣卡著時間接送孩子上下學，卡著時間做飯洗碗，卡著時間上班。對於他這樣的上班族，過年沒有那種被“驅使”的感覺，可以睡到自然醒。然而，到了初七，他還是去了單位，打卡簽到，一如往常。
人總是這樣，好不容易習慣於一種生活，又不得不投入到另外一種狀態，這種轉變是一個痛苦的過程，當好不容易轉變過來，生活又讓你切換其他模式。而這恰恰證明了，一個人兼具了多重的社會角色，一方面，你是兒子，父親，女兒，母親，兄弟，姐妹，另一方面，你是學生，老師，同事，員工，領導或者老闆。這些角色讓你不得不在不同的生活模式下切換。汾陽這個小天地，容納了人生百態。看似安靜平和，大街上行走的人，表面看起來波瀾不驚，實際上都有一顆暗潮湧動的心，他們總是沉悶著，失落著，期待著，欣喜著。而快樂總是短暫，更多的是枯燥平淡和擔心。
每個人都希望在有限的生命中儘可能地快樂，有人說，快樂是靠對比得出的，和周圍的人比較，和自己的過去比較。有人說，快樂就是沒有負累。有人說，快樂就是做自己喜歡的事。也有人說，快樂就是無所期待。他們說得都有道理，卻又略顯得片面。
從過年前後引發的一系列“綜合徵”，我們分析出：人總是喜歡放大預想中的困難，低估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焦慮不安，當經歷預想中的情境，人又會患得患失，進而陷入另外一種不安之中。這種不安之感，理智地想，其實是沒必要的，但人總是避不開“自我暗示”，進而使這種心理成為一種時常出現的“應激反應”。
歸根結底，這種心理和生活中的“被動”心態密不可分，當一個人已經習慣於等待，而不是做好積極應對的心理準備，做一件事，一想到其中的困難，變得怯懦，優柔寡斷，想出千種萬種拖延和逃避的理由，而不是想解決問題的方法，那麼，他總會被疲於奔命的陰影所籠罩，這正是很多人不快樂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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