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武侠作家金庸于2018年10月30日下午在亲友陪伴下，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
金庸创办的「明报」，于晚上7时28分在网站张贴短讯，指「明报创办人、著名作家查良镛（又名金庸）逝世，享年94岁」。
查良镛（英语：Louis Cha Jing-yong，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 ），笔名金庸，浙江海宁人。
武侠小说泰斗，1948年移居香港。自1950年代起，以笔名「金庸」创作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包括《射雕英雄传》、《神鵰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历年来金庸笔下的著作屡次改编为电视剧、电影等，对华人影视文化可谓贡献重大，亦奠定其成为华人知名作家的基础，素有“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的称赞。
在充分肯定金庸先生的文学地位和学术成就的前提下，也应该看到，以金庸为代表的香港武侠小说、电影、电视剧以及歌曲等流行文化，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之初迅速风靡整个大陆地区，达到“万人空巷”的程度，与当时大陆地区正处于文革刚结束，文化市场一片荒芜的特殊历史背景有关。八十年代，就是香港流行文化的“黄金时代”。此后，随着大陆地区文化事业的日益繁盛，香港流行文化已经今非昔比了。
如今，大师逝去，更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近些年，对于香港流行文化的集体怀旧，已然成为国内一个社会学现象。每年“哥哥”张国荣的忌日，或是某部新版金庸武侠剧上映，这股怀旧风就定期或不定期地袭来。在“港迷”们看来，八十年代，就是香港的“黄金时代”。
宽泛些说，称八十年代为香港的“黄金时代”，大致没错。二十世纪中叶以后，香港成为华人社群的经济和文化首府。特别是在八十年代，达到鼎盛状态。香港的电影、电视、录像、录音、金庸武侠等文化产品，行销国内以及东南亚、欧美等各地华人社会。
作为一种地域文化，香港文化席卷内地，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当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盖因为，中国文化传播的路径，历来是由北而南的，或说由中原向四周辐射，方向极少改变。超稳定的华夏文化重心，在八十年代出现短暂逆转，一定有着深层次的原由。
一个基本的常识是，一个时代巅峰的到来，并非突兀地拔地而起，而是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孕育期，香港亦然。就文化而言，由于香港特殊的政情关系，其文化既受殖民文化影响，又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一个东西方以及传统与现代文化，不断冲突、消长和相融的百年历程。
事实上，自沦为殖民地的百余年来，香港本土文化不被殖民政府关注，基本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而1941年至1945年被日本占据的四年，香港的经济、民生、文化更是处于崩溃边缘。直至7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起飞，殖民政府才将视野逐步转向对香港文娱事业的大力投入。
这其中，不应忽视的是，大陆的三次移民潮对香港的缔造之功。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作为偏安之地的香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形势，使其一时成为临时避难所，以及通往大后方的中转站和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阵地，因而吸引了大批内地难民，以及包括夏衍、田汉、茅盾等一批文化界人士，香港一时成为文化运动的中心之一。
二战结束后，英国作为宗主国又回到了香港，而大陆又进入全面严酷的内战。这一时期，香港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避难所，而香港本应出现的反殖民主义运动的良机，则被全面内战一笔勾销。由此，内地大批资本家、知识分子、电影界人才，纷纷南下香港发展。
这一波移民潮，无疑给弹丸之地的香港带来了丰厚的资本和廉价的劳动力。数据显示，仅从1946年到1948年，来自内地的资金和劳工促使香港的贸易额翻了一番。更重要的是，大量文化人士的到来，极大地增进了香港的文化活力。如果说，1927年鲁迅到香港演讲时，还有本地学者为香港是文化“荒漠之区”而忧虑不已，那么到了1980年，就像鲁迅早年所说的“沙漠也是可以变的”，此时的香港已然成为“文化中心”之一了。
1980年代的香港，经济腾飞，百业繁荣，文化百花齐放，人才辈出，这是香港的“黄金十年”。这一时期，香港人均GDP即超过10000美元，成为亚洲最发达的城市，并跻身亚洲四小龙，整个社会无不洋溢着积极乐观、奋发向上的精神，体现在电影、电视、音乐上，则是创作了包括香港“市歌”《狮子山下》等一大批励志曲目。文娱界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艺人和词曲作者，如歌星张国荣、梅艳芳、陈百强、谭咏麟、许冠杰、罗文、徐小凤，无线电视（TVB）发掘的“五虎将”（黄日华、苗侨伟、汤镇业、刘德华及梁朝伟），以及有“鬼才”之称的词作者黄霑等等，成为艺坛中坚。加之TVB对剧集主题曲的推广，歌星得以在电视上曝光，两者相互推动，粤语流行曲自此大放异彩，风靡一时。
需要提及的是，此一时期，香港主权归属等政治议题风起云涌。特别是1984年底《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引发港人对香港命途的强烈不安。受此影响，“新浪潮”导演如许鞍华和严浩等人，领衔拍了一系列充满历史文化意识和人文关怀的本土化题材，试图为迷途中的港人构建一处心灵家园。如许鞍华的“越南三部曲”（《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来客》）,严浩的《似水流年》、《滚滚红尘》等佳作，展示了时代变迁下的个人无助感，为观众带来关于命运与超越的思考。“新浪潮”的出现，提升了香港电影的品质，最重要的是借由电影本土化进程的完成，进而确立了香港的本土意识和文化身份。
而此一时期，香江对岸的广袤大陆，又是一番怎样情况呢？作为一个共识，1980年代的大陆，同样是一个“黄金时代”。这是一个思想大解放和启蒙激情的时代，此时，“文革”结束，百废待兴，整个社会蓬勃朝气，各种思潮蜂拥而起，思想和文艺领域的禁区被打破。特别是，官方不再把港台流行音乐定义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官方这种开明、宽容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为港台流行文化进入大陆提供了一种“制度保障”。
对于刚从样板戏里解放出来的国人来说，新世界里的一切无不感到新鲜。禁欲时代被长期压抑的人性全面释放，其文化趣味一改过往单调而生硬的“教育”，转变为“娱乐”，由此形成对所谓文化精英主义的反叛。一方面，强制推销的主旋律和精英们的说教，越来越失去市场；另一方面，以港片、流行歌曲、金庸武侠为代表的通俗文化则风靡大陆，《霍元甲》、《陈真》、《射雕英雄传》、《上海滩》等一系列经典剧目及其主题曲，让国人惊叹不已。
当然，从微观讲，传播介质的变革，比如电视机、轻小便捷的饭盒式录音机（如三洋牌）的出现，客观上也助推了港产电视剧、流行音乐在大陆的传播和流行。
比较言之，不难看出香港“黄金时代”的演进路径：七十年代，香港文化发力，而同时的大陆，则处于封闭状态；到八十年代大陆开放，文化需求猛增，而香港文化此时亦到成熟繁荣时期。南北之间，一者文化丰饶，一者文化饥渴，两者互为补充，形成稳固而强大的供求关系，香港文化北上也就势所必然。以此而论，八十年代的香港和大陆，固然都处于“黄金时代”，但不妨说，一个是文化输出的黄金时代，一个则是文化输入的黄金时代，两者交汇融合，共同缔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
一言蔽之，香港在八十年代的繁荣，并不在于它的殖民主义制度有多么完美，而是得益于它的“比较优势”——说白了，一定程度上是香港捡了大陆相对落后的便宜。而这，又实乃时势所造——借用黄霑总结香港流行音乐的话来说，即，历史遗留的现实，地理环境的配合，经济条件的繁荣，政策因素的因缘际会，以及人才的巧合汇聚，创造了香港划时代的文化高峰。一旦时移势易，走入低谷，也就不足为奇，此乃规律使然。
以此来看，香港在八十年代进入鼎盛时期，也就意味着它的低谷的到来。事实上，随着大陆继续开放，香港的“比较优势”逐渐失去。到九十年代中期，香港流行文化的“黄金十年”终结，大批艺人纷纷北上捞金。据统计，现在横店在线的艺人中五分之一都是港台艺人。相较于港剧的低迷，内地剧愈发朝阳化，且大有抢滩港剧市场之势。面对这种颓势，早在十年前，香港作家林燕妮在《香港不哭泣》一文中，不无悲情地感叹“如今人才凋零”，“‘靓声’已经绝迹，只能以表演花巧代之，似乎为歌坛划上了一个句号。”
对于香港流行音乐由盛转衰的原因，黄霑有过清醒的认识。他既看到了微观的败象，比如，香港的主流情歌变得千曲一式，十居其九在诉说分手和失恋的惨情，所谓“情歌”,几乎绝迹；歌星不务正业，宣传活动频繁，无暇唱歌，水准不升反降；行业短视，港人的“一窝蜂”习惯，也做成了投机和不辨精粗，等等。他更看到了香港市场的局促和时代大势：香港粤语流行曲的底子和根基都是薄弱的，而本土市场狭窄；“从前日子，大陆封闭而香港独旺，但随着中国继续开放，香港完全失去从前优势。”这种视野，显然比同时代的不少港人开阔得多。
很清楚，以港剧、流行歌曲为代表的香港流行文化的衰败，不过是香港“比较优势”不再的一个注脚。这也再次说明了，香港的繁荣与否，无不与大陆息息相关。香港的崛起与衰落，始终离不开作为母体的大陆经济和政治的影响，这是香港难以摆脱的宿命。
然而，许多香港居民似乎看不到、也不愿承认这一点，而是以一种殖民心态固守在老旧的世界里。可以预计的是，随着大陆改革的稳步推进，特别是上海的崛起，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即将失去。就目前来说，香港在司法制度上仍有其独特的优势。但若香港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公民对抗运动持续升级，那么就连这点优势也将不可避免地消失殆尽。
如果要问，谁谋杀了香港的“黄金时代”？一定程度上正在于香港自身。香港若不反思转型，其眼下的这种败局，恐怕是很难改观的。
閱讀更多 熱點小靈通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