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電影,清醒比熱枕重要

拍電影,清醒比熱枕重要

拍電影,清醒比熱枕重要

採訪劉儀偉時,他大方與我們分享他喜歡的小說類型,唸叨起家裡收藏有千餘本懸疑小說,吐槽東野圭吾後期風格越來越大眾化——親和得像天天與你打招呼的鄰居。

拍電影,清醒比熱枕重要

△分享小故事時的劉儀偉

這樣的劉儀偉,與普通觀眾心中的“幽默名嘴”、“喜劇導演”等印象更靠近些。

但尋常人容易忽略的,是這股親和背後的能量。

劉儀偉轉向影視這片戰場多年:1999年便投資了電影[小說],並擔任編劇,然後執導[愛情呼叫轉移]系列,參與[人在囧途]、[泰囧]、[北京遇上西雅圖]、[老炮兒]策劃,參與出品[心花路放]、[絕地逃亡]、[俠盜聯盟]、[北京遇上西雅圖]等,多數大熱片的背後都隱藏著他的名字——以一種“隱性”的形式為中國電影做出貢獻。

作為製片人之一,此次[巨齒鯊]的成功,又印證了他的國際視野與格局。

多年的導演、演員、策劃、編劇、監製、製片經驗加持,在劉儀偉身上沉澱出的是對影視行業的反思與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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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巨齒鯊]

“製片人要有一個敏銳的眼光”

■[巨齒鯊]的原著是美國暢銷小說《深海巨鯊》,它的版權是如何輾轉到中方手上的?

劉:美國有一位獨立製片人叫貝拉·艾弗裡,是一位很傳奇的女士,年輕的時候做過邦女郎,很漂亮的女演員。她買了《深海巨鯊》的版權。跟好萊塢那些大公司談的時候,他們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反正不十分情願被這個獨立製片人左右,談判的進展一直不太順利。

我的好朋友、合作伙伴姜偉,結識了貝爾女士。姜偉回來跟我講,咱們可以一塊投資這個項目。所以起初的開發費、劇本費用是中方出的。並且在合約裡,中方投資佔50%。我們其實是版權的間接擁有方,這部電影的開發方,佔據了一定的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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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的貝拉·艾弗裡

■在漢化這個故事的時候,如何考慮內地觀眾與海外觀眾的需求?抑或以故事本身為主,把觀眾需求暫放一邊?

劉:在這種類型電影裡,很難說做中國人喜歡的,還是美國人喜歡的。如果說一定要迎合中國觀眾,那如果日本觀眾不喜歡怎麼辦,美國人不需要怎麼辦?鑑於這一點的考量,我們必須要去依照好萊塢的模式去完成這次創作。

除非是一些小類型的電影,喜劇片,文藝片,我們可以彰顯一點個人特色。但商業大片,那麼大投資,誰都不能去冒這個風險。

■您作為[巨齒鯊]的中方製片人之一,在這過程中,具體參與了哪些環節?

劉:其實中方最主要的的製片人是姜偉,中方製片就我們倆。一開始我們的作用還是挺大的。在國內融資,打磨劇本,跟貝爾一起尋找合適的導演、演員,提供參考意見。

進入實際製片階段,說實話,我們就沒有什麼話語權,就整個就交給了華納,包括全球發行。但是在內地的發行,由中國製片方引力自己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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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喬德特杜巴緊盯攝像機

■兩方合作過程中不可避免會遇到話語權的交手問題,需要妥協,如何掌握分寸?

劉:妥協是合作的基礎。妥協不是讓步,不是喪權辱國,不是損害自己的尊嚴和利益。要知己知彼,瞭解對方的需求和自己的需求,把雙方的利益當作共同利益,然後做各自擅長的事。

比如這個1.5億美金的投入,真讓我們中國人來做,說實話,姜偉也好,我也好,都不具備執行這麼大投資的經驗。在拍片過程當中,我們看到美方製片的一些文件、表格,真的非常完善:他們嚴格到每一分錢。你說有浪費嗎?有,但是它的浪費都是在制度化之內的。

[巨齒鯊]最關鍵的是我們從開發這一步開始做,否則,我們依然不可能在這個電影裡起到多大的作用。

■從[巨齒鯊]的合拍經驗來看,與以往的合拍片項目相比,製片人在其中的作用是否發生某種變化?

劉:那倒沒有。我覺得做製片人要有敏銳的眼光。

製片人跟製片主任不一樣,不是說去管錢怎麼花,應該是發現項目,融資,確定項目的風格、市場定位、走向,對未來的發行提供成熟的看法——這是製片人要乾的事,跟項目大小沒有關係。關鍵是豐富的市場經驗,敏銳的判斷力和一顆堅定不移的心,並且還需要有很好的行業關係和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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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齒鯊]演員合照

關於合拍片

“你拍了一箇中國的樓,

就算到了中國——這非常侮辱觀眾的智商”

■除了中方投資佔比、中國面孔、中國元素等這些准入門檻外,您認為一部好的合拍片應該是怎樣的?

劉:最高線我認為就得是賺錢,它得是一門好生意;在此基礎上,完成中國文化的輸出,讓外國觀眾透過這部電影瞭解並且接受和喜愛中國。

■[巨齒鯊]符合您對合拍片的期待嗎?

劉:我覺得應該還沒有達到我們想要的那種高度,畢竟它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好萊塢類型片。好在,儘管我們沒有特別在這部電影裡面輸出中國文化,但把中國人處理朋友、夫妻、父女等待人接物的方式,放到電影裡。

並且,這部電影是一部怪獸電影,人類對抗大自然,所以它也沒有特別強調美國文化。[巨齒鯊]至少讓別人看到了在災難面前,中國人的處理方式是什麼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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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齒鯊]中的中國式親情:李冰冰和萌妹子蔡書雅

■“中國元素”在合拍片中有被濫用之嫌,您認為該如何正確輸出中國元素?

劉:出於純粹的利益驅動,現在美國很多電影都加入了中國元素。但你‘來’中國,就得‘來’一個我們身邊的中國,得是真真正正的、活生生的當代中國。不能只拍一個樓,在街上有一些中國人的面孔,或者硬生生地加入一箇中國明星參與演出,就算彰顯了中國元素——這真的是在侮辱觀眾的智商。

但這個是好萊塢的問題,先期根本與中國無關,後來為了顧及中國市場,或者有中國資方加入進入,立刻草率地植入中國元素,沒有深思熟慮的湊合一下。當然,反過來是不是我們合作者也有問題:沒有提供更新的角度,或者說我們有沒有足夠的話語權,跟他們說你這樣做不對?

合拍片如果要彰顯中國的元素,關鍵是要注入中國的哲學。瞭解一個民族、瞭解一個國家的文化,必須從瞭解他們的哲學入手。近代中國一直被西方哲學深度的影響著,現在,是時候讓西方人瞭解中國哲學了,事實證明中國的哲學擁有不容置疑的先進性,完全可以讓全球觀眾接受,並指引他們的生活方向。

■在考慮電影項目是否需要合拍時,您更看重哪些元素?

劉:針對我而言,首先,考慮合拍片要不要做的最起碼標準:是否需要探尋全球市場。

中國的電影基本上還緊緊守在我們自己的票房土地上,相對應,電影投入也會有天花板——你的市場再大,也就這麼大,投入太高,怎麼收回?一旦可以觸及到北美市場、國際市場,那麼你的投入就可以水漲船高,並有可能得到相應的回報。

還有一個標準就是我們的理想。

我們要讓中國文化走出去,可前提是如果你沒有很好的票房基礎,文化走出去註定是假象;電影得多少獎,也無濟於事——畢竟藝術類型的電影,受眾面太窄。只在少數精英階層完成的文化傳播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傳播,只有把文化基因放到絕大多數的老百姓中,有了龐大的觀影規模,才可能產生較大的影響力,文化才有走出去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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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齒鯊]這次合作之中,有沒有哪些經驗可以借鑑,培養我們自己的影視優勢資源呢?

劉:首先我們在電影的文本上要做一些修正。為什麼全球人都愛看好萊塢電影?別忘了它的文學基礎很好。

娛樂有時候跟意識形態有關,有時候又無關。所以你說我們中國人要拍一個全球觀眾都喜聞樂見的電影,我們首先得搞清楚文本是怎樣的:得有一個很好的敘事方式,這個敘事方式是全球觀眾都相對習慣的,並且價值觀是普世的。

包括表演方式,是不是全球觀眾都能接受?有了這些基礎,才有可能去和美國人談,或者跟澳洲人,跟法國人談。如果基礎文本都跟他們不一樣,怎麼會跟你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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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裡的三亞海灘

關於創作

“做電影,清醒比熱忱更重要”

■類型化可以帶來商業上的成功,同時也代表故事發展具備可預見性,就會出現套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劉:的確是這樣,這就是我們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觀眾進電影院前就知道壞人要死掉,好人會勝利——這就是商業電影。那如果說這個是套路的話,那文藝片的結局跟商業片背道而馳,不也是套路?文藝片會違背它的“套路”嗎?恐怕也不會。

我小時候看電影,北京人都看過一波了,半年以後電影才到我們成都,媒體也不發達,北京那邊討論電影如何如何,這消息傳不到我耳朵裡,電影便由此天然得保存了它的新鮮度與神秘度。現在的第一波觀眾進去以後,所有人都知道結局了,沒法保密。

我倒是覺得不用害怕“套路”。而且好電影就是大家都知道其中的“套路”,引人入勝的是它的細節,講故事的方法,故事的走向,以及自圓其說的邏輯。這部電影好人把壞人幹掉了,但是我要看看好人到底是怎麼幹的,能不能有出乎意料、異於同類電影的解決壞人的更加高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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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參與了很多電影項目的策劃、監製,對市場洞若觀火,怎麼看待中國觀眾的觀影需求變化?

劉:觀眾的需求肯定是我們必須要去考量的。我們是全心全意為觀眾服務,我們不能夠低估,或仇視觀眾,但是作為電影工作者,他還是應該承擔引領的責任。

沒有誰比誰高明。觀眾他不幹這行,所以他對電影的理解,或者對電影的製作,他肯定沒有我們明白,或者沒有知道的多,但也不能夠說他比我們差什麼。我也是一個電影觀眾,看一些電影的時候,希望創作者比我高明,讓我不由自主地進入你編撰的圈套,然後恍然大悟,這樣花了錢才值。

沒有觀眾花錢到電影院來是專門跟創作者較勁的,那是影評家事。但如果電影真的漏洞百出,觀眾可比影評家更會吐槽。

我們是要告訴觀眾好的電影是怎樣的。就像開車,我們普通人都會開車,但好的司機會告訴你這麼開更省油。術業有專攻,你專注電影行業,就必須自信擁有在這個行業裡的先進性,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站在行業的高度,不能一味地去迎合市場,還得把電影的品質提高,把故事講好。

■近兩年大IP、小鮮肉電影對觀眾起的作用越來越小,電影票房趨於冷靜,這是不是說明電影市場正往良好規律運轉呢?

劉:可以這麼說,但是也不一定。我們不能夠否定IP,它就是一個英文縮寫,“知識產權”。像《紅樓夢》、《西遊記》就是很好的IP。說實話,一般情況下,編劇的寫作能力是不如作家的,作家的編劇能力是不如編劇的——所以才會有原著劇本和改編劇本。

運用小說改編電影絕對是一個最佳的創作模式,毋庸置疑。現在很多人批判的IP主要是針對所謂的網絡小說。網絡小說有流量,再加上一個小鮮肉,彷彿這事就成了——我覺得從邏輯上講沒錯。錯在哪兒呢?錯在我們沒有把這個IP融會貫通。

網絡小說有它的優勢,但是劣勢也很明顯,就是不繫統,結構鬆散——得有專門的好的編劇,將它戲劇化、系統化。現在的問題是因為資方花大價錢買下IP,不再捨得聘請好編劇,隨便找倆寫寫。編劇的能力不行,再加上網絡小說的結構又不是那麼適合於影視,那弄出的劇本能好嗎?

然後是所謂的小鮮肉。的確,他們的表演經驗有不足,偏偏又太忙,時間有限,無法仔細打磨作品。如果真的找到好編劇,讓小鮮肉有足夠的時間好好磨戲,還是能出好電影的。

原理上行得通的事,是被我們搞得行不通了,現實和公式之間還是有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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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齒鯊2]籌拍在即,據說您將參與其中的編劇工作,是否會在電影中注入您的個人特色?會給觀眾帶來哪些新鮮的體驗輸出?

劉:這個只是美方發出邀請,希望我們更多參與地劇本工作。

我肯定不是這個劇本的主導者。雖然作為投資方、製片人,我有這個權力,但也不敢把我們區域性的思維擱到人家全球化的思維裡面去——當然,肯定會提供我個人的想法。

我們也在做詳細的研究,到底[巨齒鯊]優勢在哪,缺點在哪?比如懸念,我個人認為懸念不夠,嚇人是挺嚇人的,但是還不夠,希望在下一部有彌補。另外,[巨齒鯊]幽默的元素其實還挺討好的,所以在恐怖、驚悚的節奏裡面偶爾來一點幽默的調節氣氛,其實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您對電影、市場好像更趨於一個“清醒”的立場?

劉:對,我覺得清醒比熱忱更重要。電影光靠熱忱是做不來的,保持清醒才能夠比較長足地發展。把更多的熱忱交給導演們,我們還是保持清醒一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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