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和公公結婚從而讓子女獲得公辦小學第一批錄取資格”的話題又引發新一輪關注。（06月14日澎湃新聞）
和公公結婚從倫理上雖然讓人大跌眼鏡，但從其目的性來看，規避“不能入學風險”。我們又不得不為這樣的舉動讚歎：捨身就學大義之舉，敢於挑戰“倫理”，不拘泥與常規，狹路相逢智者勝。
但無論如何評價，我們不得不承認這都是無奈之舉，是教育發展不能與城市同步生出的怪胎，是教育之痛、社會之痛。
加快城鎮化建設速度的時候，我們沒少提隨遷子女受教育權的問題，雖然各地“戶籍政策”有所鬆動，雖然異地就讀不斷有新的政策出臺；然而，當真正“有朋自遠方來”的時候，城市並沒有感到不亦說乎，不僅隨之而來的是房價上漲，道路交通負荷增加，感覺最為明顯的是給學校教育帶來了難以承受之重，“大班額”出現了。
近幾年隨著消滅“大班額”的呼聲越來越高，各地除了在擴建增建學校上做著不懈的努力，但各種“限制政策”也隨之出爐，因為擴建增建的速度，遠遠低於一座座高樓拔地而起的速度，尤其在城市寸土寸金的情境下，擴建學校受土地限制已經到了極限。應該說這一切的不適都是教育沒能和城市發展同步造成的。
江蘇省社科院社會學副所長、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琴研究員在分析“同城不同權”推高房價時表示，如果哪天，一個人憑著合法的租房合同，或只要在這座城市穩定就業、照章納稅，就該享受同城同權，孩子就可以就近入讀家門口的公立學校的時候，不僅房價可以得到緩解，而且也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尊重農民工。
李克強總理在提出“決不能讓留守兒童成為家庭之痛社會之殤”時表示，解決留守兒童問題需採取“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第一各地政府需擔當起責任；第二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引導扶持返鄉創業就業，從源頭上減少留守兒童問題。
如果和公公結婚能夠規避“不能入學風險”，那麼，那些在城市“長安居，大不易”，收入微薄，遊離於城市的邊緣，無資格做“房奴”，享受不到“戶籍政策”附帶的一系列紅利的外來務工人員，又該如何規避“不能入學風險”，哪來哪去？這不是從源頭上增加“留守兒童”嗎？筆者認為，這不是“爺們做的事”。
當風雨無阻的快遞員、建築工地的工人、蹬人力三輪的車伕、擺攤設點的小販、走門串戶的修理工、車間裡的工人、飯店服務員、搬家公司的搬運工……這些髒、重、險、累的體力活，需要外來務工人員做的時候，我們向他們伸出了橄欖枝；當他們的子女隨遷就讀，跟城市人的子女爭奪學位的時候，我們又對他們推三阻四層層設卡，甚至將他們的子女趕回“老家去”，這就有點不夠仁義了。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歡迎農民工進城，就該一同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就應該對他們的吃喝拉散負責，而不應該捉襟見肘，頭疼醫頭腳痛醫腳，這才是社會穩定之本，是百年大計，而不應該為了規避“不能入學風險”，使出“和公公結婚”這樣的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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