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洪山区邮科院路88号，邮科院家属区的深处，藏着一栋外表斑驳的两层楼房。花木扶疏、树影斑驳，一只黄白色的小花猫，陪伴着“中国光纤之父”赵梓森夫妇，享受平静的晚年生活。
赵梓森讲述我国光纤发展历程
和蔼之中带点幽默，86岁的赵梓森像其他普通老人一样，是一位让人如沐春风的老者。如果不是家中挂满墙面的荣誉证书，人们很难把他与中国工程院院士挂钩。
赵梓森的家中，保留着许多记录了中国光纤发展历史的老照片。它们或预示着中国光纤通信研究进入快车道，或记载了第一条实用光纤线路的诞生，或标志着中外合资公司长飞公司的诞生。
一个秋日的午后，赵梓森打开尘封多年的记忆，在老照片中回忆起中国光纤通信的“那些年”。
光纤研究“前无古人”
厕所旁搭建简易实验室
1940年，上小学四年级的赵梓森在家中做滑翔飞机模型
1932年出生在上海的赵梓森，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系。从小爱玩的赵梓森并非是“学霸”。因青睐实用性学科，赵梓森先后从浙江大学农艺系、复旦大学生物系退学，两次重新参加高考，最后于1950年入读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电信专业。
毕业后，赵梓森被分配到武汉邮电学校（武汉邮科院前身）当老师。条件极其艰苦，基础教学占据了大量时间，赵梓森依然在动荡的年代坚持研究，无论是“可解三阶微分方程的模拟计算机”，还是“0-∞法解网络”解“梅森公式”都备受好评。尤其是1973年主导研究的大气光通信难题，让武汉邮科院为之欢欣鼓舞。
“同事们都很高兴，但是我却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大气激光通信受到天气和地形的影响太大了。”赵梓森表示。偶然机会听说美国在研究光纤通讯，他为之振奋，“玻璃丝也能通信？中国都是用铜线通信，传输信号是模拟信号而非数字信号，这个研究可谓‘前无古人’”。
熔炼出高纯度玻璃丝
“八二工程”商业试验圆满落幕
“看起来简单的玻璃丝，要制作起来却很困难。当时光纤通信的三个基本要素，光纤、激光器和通信机等在国内都属空白，仅实用型光纤一项，我们就走了不少技术弯路。”赵梓森表示。
为了炼出高纯度的石英玻璃，赵梓森曾想到用酒精灯与石墨炉，但因温度不够而无法保证纯度。在连续考察了沙市与上海石英厂后，技术弯路终于被走通。
“
我们是瞎摸，毕竟不是这一个行当的，不能用石墨炉，必须得是氢氧焰——它的温度能达到1400℃—2000℃。
”
就这样，在极其简单的实验设备和制作工艺条件下，赵梓森就用氧气、四氯化硅等原料拉制出了我国第一根实用型光纤。
1977年在武汉邮科院赵梓森（左二）与同事讨论石英玻璃熔炼
1977年，在“邮电部工业学大庆展览会”上，赵梓森展示了自行研制的光纤传输黑白电视信号，得到了当时邮电部长的赏识，光纤通信由此成为国家级重点项目。
1980年在武汉邮科院赵梓森（右三）讲解光缆研制过程
主建中外合资长飞公司
联袂发声力推光谷落户武汉
国家领导人视察长飞公司的老照片，以及光谷广场早年的航拍图，也都是赵梓森私人收藏里的“珍品”。理工科出身的赵梓森做事严谨，把它们一一制作成电子版归档，每张照片的故事都能说上半个钟头。引进西方技术、推动光谷落户武汉，都成为赵梓森职业生涯记忆中的高光时刻。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力引进西方先进技术。
1985年，中国与荷兰达成合作协议，1988年合资公司长飞公司宣告成立，赵梓森一直给予技术指导。
赵梓森表示，与中外合资的好处显而易见，“我们的光纤制造车床是普通车床改造的，不耐腐蚀，使用一两年后就无法保证精度；借用飞利浦公司的技术后，我们一同研发了不锈钢车床，拉出的玻璃丝质量非常好。”
有趣的是，飞利浦这位“老师”在拉制玻璃丝的工艺上，还比不上长飞这位中国“徒弟”。赵梓森回忆，中国技术团队前往荷兰学习时，精密机床让他们大开眼界，但在制作光纤的技术研发上，中国反倒走到了荷兰的前面。
经过30年发展，如今的长飞公司已成长为中国最大的光纤光缆高科技生产企业，光纤光缆产品已遍及全球。
除了主建长飞公司外，赵梓森还曾和同仁联袂发声，力推武汉·中国光谷落户武汉。华中科技大学黄德修教授首提“美国有硅谷，中国有光谷”，得到了业界的关注，也为赵梓森所支持。
2000年，湖北省科协主持召开“中国光谷建设武汉地区院士和专家座谈会”，赵梓森等26位院士与专家签名，呼吁光谷落户武汉。一年之后，紧邻洪山区，武汉·中国光谷正式诞生。赵梓森所在的武汉邮科院也成为光谷最重要的创新源头之一。
作为“中国光纤之父”，见证了光纤通信发展历史的赵梓森已86岁高龄，不再进行研究工作，但桃李已遍天下：学生邬贺铨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大唐电信集团副总裁；学生韦乐平则曾任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总工程师兼北京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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