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中國改革開放，10月19日《財經》(博客,微博)推出新的系列專題：“《我們的四十年》·民營經濟：起於微末的國之重器”。此前《財經》於10月12日首推該系列專題：“《我們的四十年》· 農村改革：在希望的田野上”，社會反響良好。
2018年9月27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在遼寧忠旺集團考察時強調，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始終關心支持愛護民營企業。我們毫不動搖地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保護民營經濟發展。現在的很多改革舉措都是圍繞怎麼進一步發展民營經濟，對這一點民營企業要進一步增強信心。我們要為民營企業營造好的法治環境，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有益於、有利於民營企業發展的。
（2018年9月27日，習近平到遼寧忠旺集團視察，與員工交流。新華社記者 鞠鵬/攝）
40年改革探索，中國民營經濟破繭化蝶，篤志成城。從個體小規模經營，到跨國大集團發展，民營經濟撐起了中國經濟的半邊天。在改革之初，民營經濟如何突破障礙，從無到有？在其後的探索發展中，又經歷了哪些激烈的實踐爭議和改革突破，成為中國經濟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乃至成為國之重器？
(左起：黃孟復、王波明、段永基)
《財經》總編輯王波明特邀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全國工商聯原主席黃孟復和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四通集團董事長段永基一起，回顧中國民營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艱難歷程，展望民營經濟的未來。
改革開放之初，公有制經濟一統天下。在黃孟復看來，民營經濟的產生主要取決於當時的經濟形勢和就業形勢。農村實行包產到戶以後,生產力得到了釋放，一些農民開始把農產品倒賣進城。數以千萬計的下鄉知青返城,政府無力安排就業，遂允許知青自主擇業，於是出現了第一批個體戶。因為順應了社會要求，個體經濟迅速發展。
(資料圖：上世紀80年代，公安機關聯合工商等部門重點打擊投機倒把活動。圖為北京市二龍路派出所公安人員將投機倒把商販帶回審查。)
但是，對於個體私營經濟，當時黨內和社會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主流意見認為，個體私營經濟屬於資本主義性質。圍繞所有制問題的爭議，使民營經濟發展遭遇寒流。1982年初，一批走在市場經濟“風頭浪尖”上的人被判“投機倒把罪”，典型就是溫州的“八大王”事件。
(資料圖：傻子瓜子年廣久。)
後來私營經濟僱傭工人，也引起風波。在1984年的一次談話中，鄧小平特別提到，“傻子瓜子”的發展傷不到社會主義，可以“放一放、看一看”。從此，“割資本主義尾巴”政策基本結束，民營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資料圖：1992年的四通集團公司門前)
1984年，北京的一些科研人員下海，在中關村創辦企業，名氣最大的就有四通公司。那個時代北京流行一個說法，只有“兩勞人員”辦公司，因為勞改釋放人員和勞教釋放人員都屬於壞人，政府不安排工作。作為四通公司的創辦人之一，段永基回憶說，怕說自己是辦公司的名聲不好，讓兒子上學登記愛人的單位。
在上世紀80年代，民營經濟主要有三種模式：蘇南模式（又叫浙江模式）、溫州模式、中關村模式。中關村模式裡知識分子比較多，但是總量不大。溫州模式以個體私營經濟為主，蘇南模式主要以鄉鎮企業為主。許多私營企業為了政治安全，掛靠全民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單位，這種現象被稱為“戴紅帽子”。
(資料圖：左起馮侖、易小迪、王功權和潘石屹，他們與劉軍、王啟富一起並稱為“萬通六君子”)
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的民營經濟是在身份焦慮中度過的話，那麼1992年的鄧小平南方講話和隨後召開的中共十四大，真正賦予了民營經濟合法地位，成為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一個歷史節點，從此民營經濟進入了發展的新高潮。大批機關幹部、知識分子、大專院校師生、復員轉業軍人紛紛下海創業，其中湧現出一大批企業家。人們從實例中認識到，靠自己的創新創業是能夠致富的、是能夠實現自己理想的，這鼓勵了更多人投身市場經濟的大潮。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奠定了90年代中國經濟穩定高速增長的基礎。
1998年爆發亞洲金融危機，再加上國有企業大量虧損，中國經濟面臨巨大壓力。在朱鎔基總理的主持下，大力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實行“抓大放小”。大批中小型國有企業出售賣給民營企業。這既解決了國企職工下崗再就業問題，促進了國有企業改革，又發展了經濟，優化了中國經濟結構。
在黃孟復看來，這一時期是民營經濟發展的又一個新高潮。中共十六大提出，“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鼓勵了民營企業家發展生產的決心。許多民營企業實行股份制，通過上市融資，迅速壯大。民營經濟由此升級，以前是私營公司為主，此後以股份制公司為主。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工業生產能力激增，中國變成了“世界工廠”，其中民營經濟扮演了主要角色。
由於各方面的影響，民營經濟仍然不時遭到質疑。在2005年前後的“第三次改革大爭論”中，有些輿論鼓吹“民企原罪論”，民營經濟發展遭遇了一些困難。黃孟復、段永基都認為，“民企原罪論”是無稽之談，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蠻橫之論，毫無道理。在全國工商聯和社會各界的支持下，2005年、2010年國務院先後出臺兩個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的“三十六條”，支持民營經濟發展。
(資料圖：2005年版“三十六條”和2010年版“三十六條”。)
經過30多年發展，民營經濟已經佔據中國經濟一半以上的份額，已經成為中國穩定發展的“壓艙石”。黃孟復說，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在思想意識上一步一步地給民營企業鬆綁。特別是黨的幾次理論創新，都為民營經濟發展開闢了前進的道路。黨的十八大以來,民營經濟的發展進入新時期。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極大地鼓舞了民營企業家的士氣。
對於近年來民營經濟投資下降、企業家信心不足等問題，兩位嘉賓認為，主要是民營企業遭遇不公平對待，一些質疑、攻擊民營經濟的言論對民營企業家形成巨大壓力。他們認為，中央連續出臺保護產權、激發企業家精神的文件，都是非常及時的正確之舉，應該貫徹落實，同時對冤假錯案堅決進行糾正，穩定民營企業家的信心,增強他們發展的意願。特別是要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加快改革進程，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只有這樣，中國的民營企業才能迎來發展的春天，中國經濟才能穩步發展。
展望未來，黃孟復認為，民營經濟仍然擁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民營企業家應該創造新的優勢，著力於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段永基呼籲政府保護產權，呼籲企業家推動改革。他們說，民營企業未來不僅要繼續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和創新的推動力量，而且要成為社會進步的表率。
（《我們的四十年》系列專題，由《財經》、和訊聯合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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