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嘉宾：孟华，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采访人：周尚琴，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艺术学理论博士研究生
文化元素系统建设中的超级符号技术
周尚琴：孟老师您好，您这次参会的题目是《文化元素系统建设中的超级符号技术》，请问您的超级符号是什么呢？
孟华：“超级符号”概念借自华杉、桦南的《超级符号就是超级创意》一书，指的是具有超级传播力的符号。该书的典型策略是借助一个非常熟悉和有传播力的符号来表达一个陌生的概念和事物，熟悉的符号所携带陌生的概念一下子就迅速传播开来，这就是超级传播。
但是我这个“超级符号”基于对汉字的符号学分析，指的是言、文、象融于一身的“符号综合体”。因为汉字一手抓着语言，一手抓着图像，是一个超级符号系统。原来我叫做“超符号”，但觉得华杉、桦南的“超级符号”说法更好。
所以，我说的“超级符号”就是跨越了不同符号之间的边界，综合被使用而产生更大的符号效用的符号。“超级符号”是建立在符号不可通约基础上的超级链接。也就是说，由于不同的符号如图像、口语、肢体语言、实物符号、标签、文字等等都具有自己的符号特性，而与其他符号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可通约性，这使得各种符号之间有了自己的优势和短处，因此需要联合起来取得更好的表达效果。所以，超级符号首先要研究各符号的区别即相互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然后才研究它们之间的互补性关联。我的会议论文提到了三种符号技术：1“词语技术”，主要指的是书写文献符号（也辅之以口语符号）；2“符号技术”，主要指的是实物符号（也辅之以口语、文字和图像符号）；3“视觉技术”，主要指图像符号（也辅之以实物和词语符号）。在区分它们的同时，又将三者联合起来呈现同一个文化调研对象（文化元素）。
我的“超级符号”的内涵很接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符号域”的概念，因而也受他们的影响。超级符号是一个文化概念，不仅仅是指多媒介、多语式，它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综合体，它核心是一个物语（实物符号形态的文化元素）系统，围绕它而形成的各种符号的联合，而不是一个单纯的书写文本系统，或纯粹经验性、现象性的田野描述。我认为“超级符号”的研究可以改变文化研究的策略。目前我正在把超级符号的概念用于乡村文化研究中。
周尚琴： 我的理解是文化和文明是一组相对的概念，文明包含物质，文化偏向精神，那这样的话，您的超级符号就是把文化和文明都包含进来了，从而拓展了文化的范围？
孟华：这样说也很有道理。文明在传统上指有区别性的社会综合体，同时也指一个社会阶段的发展程度，是个历史的概念。我指的这个文化是个在场的、生活的概念。“超级符号”涉及一个文化观的问题。传统的文化概念更注重精神属性，即使所谓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的“文化”三分法，也是从概念或精神的范畴来定义文化的。超级符号则以实物性的文化元素为核心来研究文化，将一个文化单元置于具体的场景中思考它的精神价值。比如“茶叶”这个文化元素，放到场景中就会发现，谢家河的茶叶和晓望的茶叶都是崂山茶，但不一样。谢家河缺水，茶叶生长期慢且不宜施化肥，所以品质更好。但问题是，谢家河和晓望的茶叶价格区别不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超级符号分析就是要找到文化原因，比如谢家河茶叶的生产、销售过程中的无标记性，分散经济管理的小农意识等等的文化行为理念。也就是说，一个场景性的茶叶告诉了我们几乎是一本书的文化内容。
因此，超级符号是一个“大文化”概念：文化观念一定要和具体的场景结合，是精神与物质、词语符号和实物符号的结合体。用通俗的话说，文化不仅仅是一种观念、一种形象，它更是一种生活、一种场所精神或地域精神。文化的定义不同，关于文化的事业领域就不同。所以，根据超级符号的立场，我将乡村文化的调研内容概括为六个基本文化元素：生存、生活、生产、行为理念、文化记忆、传播识别。在乡村文化调研中，抓住每个村的根元素（其中起主导性的元素），它的独特的语法和文脉就找出来了。六个要素中的每个要素不可能面面俱到，找到关键词，解释出语法逻辑就行了，这就是符号学的方法。之后再利用视觉的技术进行编码、展览、规约，让它视觉化、景观化、行为化，文化就活了，变成人们共同的财富。
周尚琴：那您在这里是如何定义符号的呢？
孟华:我与赵毅衡先生对符号的定义是不完全相同的。赵老师将符号定义为携带意义的感知。这的确是反映了符号的普遍事实和根本属性。我的符号定义更关注中国的问题：中国文化语境中对符号意义的态度与西方文化有何差异？我发现中国文化最缺少的是求真意志，对真相和真理倾向于进行不透明的多义化处理。因此，我觉得存在两种符号的意义，更接近事实在场的意义和更接近缺席的意义。认识这两种意义的区别及其关系方式是中国符号研究的根本问题。所以，我将符号定义为一种言此意彼的方式。此是符号、是缺席，彼是对象、是在场。符号就是达到在场的种种方式。但是符号与对象的距离是符号的本质，哪怕是镜子也是有距离的，所有的符号都是距离造成的，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零度，即符号与对象、与在场的尽量贴近和吻合；另一种是偏离。在符号的偏离中（如多义、歧义、虚假等）又包括两种：主动暴露还是刻意掩饰？我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国符号研究的根本问题。我的符号定义实际上是对赵老师的意义理论的一种中国化的阐释。
此外，我的符号定义中还体现了一种实体性立场：符号和对象、此和彼都是实体性的，因此更注重符号媒介物质属性和场景化对象二者互动关系对意义的建构。所以，更注重多种物质符号的联合、在场与缺席的互动对意义的建构，如超级符号的立场。这些观念都来自于我对汉字符号的长期思考，当然包括对西方符号理论的借鉴。
周尚琴：看您微博上提到要梳理国别符号学，那么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符号学的不同是什么呢？
孟华：符号学本身是跨学科的多元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如果一定要用二元对立的方式给东西方符号学贴上标签的话，那么我认为东西方符号学的最根本区别在于文字制度不同所区分出的符号精神。表音的拉丁字母是整个西方符号学的精神之源，表意的汉字是中国符号学的精神之源。我甚至认为，汉文化不先于汉字而存在，汉民族文化符号不先于汉字符号而存在。这些问题就扯得太大太远了。因为我把汉字问题看做是中国符号学的根本问题、根文化元素。索绪尔、皮尔斯、洛特曼、西比奥克、艾科、巴赫金、卡西尔这些西方符号学原创性作者，他们的理论体系中都缺少文字这一要素。而汉字却是中国符号学的核心元素。我对汉字符号学走向世界很有期待。
周尚琴：好的，谢谢孟老师！您的视野很开阔，通过中西方符号的差异揭示出了中西方思维的差异。再次感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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