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我在「天堂」美國做洗衣工的日子》

引子:

“我們都想來美國。我們聽來的事情,跟天堂一樣……我們還以為馬路都是用金子鋪的。我們不愁吃喝。什麼都不缺。我們只要專心工作就好。我們沒想到會那麼困難,我們都是在洗衣店工作……到了這裡之後,我才知道有多困難。”

紀實《我在“天堂”美國做洗衣工的日子》

1951年左右,皇后區21大道,李素瑜(Alice Lee Hum)和她母親曾寶珍在她們家族的洗衣店前。

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現年82歲的黛比·龔邱(Debbie Gong Chiu)還是個孩子,父親讓她坐在自家洗衣店門口,等助產士“把嬰兒放在黑色的醫藥箱裡送過來”。

“我們基本上都是在晚上生出來的,”下面有五個弟弟的龔邱說。“(我的母親)產前還會工作一整天,雖然很痛很怎麼樣,要拖到最後才給助產士打電話。生完孩子第二天,她就又上工了,讓我看著嬰兒。”

龔邱一家住在布魯克林區威廉斯堡的德里格斯大道(Driggs Avenue)威廉斯堡儲蓄銀行附近,前屋是洗衣店,後屋住人。那是一個哈西德派猶太人聚居區,每逢週六,鄰居們就來找黛比的弟弟裡奇·龔(Richie Gong)(他當年也是放在黑色醫藥箱裡送回來的),讓他忙幫做他們在安息日不能做的事情。“我就靠這個賺錢,”現年78歲的裡奇說。“他們給我25美分或者5美分的硬幣,叫我去幫忙開燈或者關燈,或者開煤氣。”不知何故,有一位拉比也經常來店裡,父親給他盛上一碗白米飯,他就坐在櫃檯後面吃,這樣從街面上就看不到他了。他或許是怕別人看見他在吃不符合教義的食物。

龔邱不知道兩人的交情是怎麼發展起來的,她父親不會說英語,只能說一點應付生意的話,比如“Dollar two cents(1美元2美分)”、“Okay okay okay(好的好的)”。當然,“Monday(週一)、Tuesday(週二)、Wednesday(週三)、Thursday(週四)、Friday(週五)、Sa-ta-nee(週六)”他是知道的。“Sa-ta-nee”在他聽來,像是台山話的“殺死你”,龔邱解釋道,所以“每次說到這個詞他都會忍俊不禁”。(跟當時美國的大多數華人一樣,龔邱的父母來自於中國說台山話的地區。)

在整個紐約,有數千家由華人移民擁有、經營的洗衣店,他們家的店是其中之一。在大蕭條之初,紐約的華人洗衣店估計有3550家,如此大的數量,以至於自成一體,被稱為“華人手工洗衣店”(Chinese hand laundries)——它們打的廣告上就是這麼寫的。早在19世紀,中國人首先在加利福尼亞州開展業務。越來越多的人被這個行業吸引,移民社群從中國東南部的家鄉帶來勞動力。

紀實《我在“天堂”美國做洗衣工的日子》

1956年左右,皇后區阿斯托利亞,譚永安(中,Henry Hum)在他們家族的洗衣店中。

對於那些在洗衣店辛苦勞作的大人來說,這是一個又累又臭的工作:腰痠背痛不說,手也毀了,還要接觸客人的髒內衣和用過的手帕,因為覺得太沒面子,所以許多人瞞著國內的親戚。(在家書中,他們把工作的洗衣店稱為“衣衫館”。)

雖然這項工作在中國受到鄙視,但它卻是早期美國華人致富的少數幾條途徑之一。而對於在洗衣店長大的孩子們來說,這裡就是他們的家:是他們玩耍、成長的地方,留下了苦樂參半的回憶。他們對家用洗衣機出現之前那些日子的回憶,不僅呈現出美國華人的歷史,還帶出了紐約乃至整個國家的歷史。

只要問問76歲的李國文(Ray Lee)就知道了,他和家裡的四個孩子在哈萊姆區的一家洗衣店長大,當時這裡的居民以黑人為主。到了星期六,他和住在左鄰右舍的朋友們常常坐在第七大道上,等著看拳擊手休格·雷·羅賓遜(Sugar Ray Robinson)那輛著名的粉色凱迪拉克,前往特里薩酒店(Hotel Theresa)。這家酒店在週六晚上,總是舉辦大型樂隊派對,在20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是非裔美國人社交生活的中心。“有時候,如果他被紅燈攔下,我們就會對他喊,他就會衝著我們按喇叭,”李國文回憶道。“他在路邊停車的時候總愛跟其他車並排停放,卻從來不會吃罰單。”

常有年輕人在週五的時候來洗衣店,要求就取一件白襯衣,方便他們週末出去瀟灑。到了下週,他們再把其他的取走。有些人永遠不會再來——他們付不起錢——碰到這種情況,李國文的爸爸就把衣服賣給收破爛的。李國文的媽媽接了很多翻新衣領的活兒。她把舊領子取下,把它翻過來,再縫回去,這樣襯衫看起來就煥然一新了。“那時候我們都很窮,”李國文說。他的父親經常以物易物。“我們大樓的管理員給我們裝了木架子,我爸爸不知道怎麼付他酬勞,他只想吃炒飯。於是我媽媽就給他做了一大鍋,他說,‘啊呀,太好吃了!”

李國文的父親在中國是大學老師,然後去了古巴經商,但跟許多不會說英語的人一樣,在美國只能從事體力勞動。李國文說,有一次,他家的澡盆被拿走了,因為父親沒給一個住房官員好處,這個人說他家不能住在洗衣店裡。“我們不得不想辦法湊和著洗澡。因為那個傢伙再也沒有回來,最後,我們又弄來一個澡盆。”還有些時候,警察會上門找茬,“你給他們5塊10塊的,他們就消失了。這地方腐敗著呢,他們知道可以在移民身上敲一筆,”李國文說。

紀實《我在“天堂”美國做洗衣工的日子》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美國人總是把華裔和洗衣店聯想到一處。甚至在上世紀70年代,卡爾綱(Calgon)有條廣告,描繪了一對開洗衣店的美國華裔夫婦,他們洗衣用的是“中國古代秘方”(也就是卡爾綱洗滌液)。

這種聯繫始於淘金熱:當時在西部,找不到洗衣服的女性,白人男子一般認為男人洗衣服不成體統。根據陳依範(Jack Chen)在1980年的《美國華人史》(The Chinese of America)一書,當時一些經濟條件允許的人甚至把髒衣服以每打襯衫12美元的高價一路運到香港,需要四個月才能返回。後來,是送到檀香山,每打8美元。(這兩種選擇都比運回東岸去洗便宜)。舊金山的中國企業家看到了商機。第一家已知的華人洗衣店是李華(Wah Lee)在1851年開的,收費是一打襯衫5美元。

“到1870年,約有2000家中國洗衣店主導了這座城市的業務,”陳依範寫道。“經常可以看到華人洗衣工挑著扁擔用籃子送衣服的景象。”

隨著西部的華人越來越多,白人對他們的怨恨也在滋長,當經濟在19世紀70年代陷入惡化時,矛盾升級為暴力衝突。1871年的一個晚上,在洛杉磯,一群白人暴徒殺死了17名華裔男子。究竟是怎麼殺死他們的,說法各異,但據報道,所有人,或者幾乎所有人都是被處以私刑。在其他的城鎮,華人在槍口下被燒死或者被趕走。那些僱用華人的白人,也受到了攻擊。隨著時間的推移,華裔從採礦以及其他“男人的”工作領域被排擠出去,他們進入了洗衣業這種安全的、沒人想做的行業。

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排華法案》,禁止低技能的華人移民,進一步把他們集中在一個不需要什麼培訓、不需要英語或者創業成本的行業。1920年的人口普查顯示,美國近30%有工作的華裔是在洗衣店工作。

紀實《我在“天堂”美國做洗衣工的日子》

1960年,黃美意(Jean Lau Chin)的丈夫Gene Chin時年19歲。當時的他在法拉盛的一間洗衣店工作。

當龔邱和李雷的父母來美時,《排華法案》還未廢除。出於這個原因,許多洗衣工人以“紙生仔”的身份進入美國,也就是從其他華人手裡購買身份文件,冒充其他人。1943年,《排華法案》最終被廢除,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需要中國作為抗日的盟友。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極小的限額,每年僅允許105名華裔移民。直到1965年,當美國國會的立法為來自亞洲和西歐以外的其他國家的移民打開閘門時,該限額才被撤銷。在美國,對中國人的負面印象已開始轉變,更多機會向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放了,其中包括洗衣工人的子女。

現年70歲的張卓雄(John Chang)是個很好的例子,他是一名藥劑師和美國陸軍退役中校。張卓雄的父母在曼哈頓有幾家洗衣店,然後是布朗克斯區(“我從唐人街的格蘭德街搬到了布朗克斯的格蘭德廣場”),再然後是哈德孫河邊的黑斯廷斯,這是位於紐約城北邊的一個小鎮,他們一家愛上了那裡的綠樹成蔭和清新空氣。那是上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即將結束。“我父親是亞洲人,他們就認為他是朝鮮人,他們把我們家窗戶打破了。打破了好幾次,”張卓雄說。他父親曾是“二戰”期間的傘兵,他把退役文件貼在窗戶上。此後,砸窗戶的事情就再也沒有發生過了。

張卓雄以及邱、龔、李等許多前洗衣店子女的回憶,都收錄在紐約州阿德爾菲大學(Adelphi University)74歲的心理學教授黃美意(Jean Lau Chin)自費出版的《紐約唐人街的華人》(New York City Chinatown Chinese)一書中。黃美意在她家位於布魯克林貝德斯泰馬西大道(Marcy Avenue)的洗衣店樓上長大。那家店名叫路易斯·唐手洗洗衣店(Louis Tong Hand Laundry),顧客們都稱她父親路易斯,以為那就是他的名字。“他跟他們寒暄,但從來不糾正他們,”黃美意說。

週日的時候,他們一家人會去唐人街的劉氏宗親會,來自同村的人聚在一起回憶往事。黃美意通常是房間裡唯一的一家人,其他人都是妻子在中國的單身洗衣工。美國的移民法規最早令他們無法團聚;1949年之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也是一樣。據黃美意回憶,在被問到職業時,她父親總是說:“還能是什麼?開洗衣房唄!”其他的洗衣工也會發牢騷:“佬番(白人或者外國人)不會讓你做其他事。”

在另外一本書《從媽媽的聲音裡學習》(Learning from My Mother’s Voice)中,黃美意翻譯了她對母親李慧珍(Fung Gor Lee)所做的口述史,她在日本攻陷南京的時候逃到了香港,1939年又以“紙生仔”的方式來到美國,跟丈夫會合。她於1995年去世,享年84歲。

紀實《我在“天堂”美國做洗衣工的日子》

黃美意父親的洗衣店中的洗衣吊牌。

“我們都想來美國。我們聽來的事情,跟天堂一樣……我們還以為馬路都是用金子鋪的。我們不愁吃喝。什麼都不缺。我們只要專心工作就好。我們沒想到會那麼困難,我們都是在洗衣店工作……到了這裡之後,我才知道有多困難。”

她接著描述了在美國的生活:在舊金山灣的天使島上關了三個月;一次早期流產;生下三個孩子;洗衣店發生總有靈異事件,讓她覺得是在鬧鬼;一隻老鼠在嬰兒床上咬了黃美意的拇指,令她愧疚不已(疤痕今天還在);來美國的時候迫不得已留在中國的兒子讓她焦慮不已,雙方50年不曾謀面。

隨著時間的推移,她在美國生的孩子長大成人,唸了大學,找到了白領工作。他們在郊區買了大房子,也有了自己的孩子。美國的移民法改變了,留在中國的那個兒子也來到了美國。

與此同時,家用洗衣機普遍起來,衣服也變得越來越便宜,款式越來越休閒。到了20世紀80年代,破牛仔褲和皺巴巴的衣服都成了時尚。黃美意回憶說,有一次,她侄子把剛洗好的衣服塞進籃子裡,就為了讓它們變皺。

“我媽媽看那些衣服皺巴巴的,出於當年做洗衣婦的經驗,她‘心疼’他,就把他所有的襯衫都給熨平了。”黃美意寫道。“我的侄子是個乖孩子,不敢糾正她。當(她)發現自己熨好的衣服又放回籃子裡變得皺巴巴的時候,她糊塗了。我跟她解釋,這是時尚,她搖頭,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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