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搬運的，翻得不咋樣，不代表個人觀點，但也有部分個人認同，就這樣。
貝茨學院院長克萊頓•斯賓塞對2013年剛來到這所小型文科學院的新生們說:“工作對你是誰、你將成為誰至關重要。”她接著說，“我希望你現在意識到，你這輩子都將沉浸於工作。”在那個秋日，她向他們保證，這些大一新生即將開始他們的“大學生涯”，這將很快引導他們進入職業生涯。
斯賓塞的話似乎沒什麼特別，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看到文科學院在工作中立足是多麼不尋常的一件事情。
直到最近，文科一直被認為是“自由的”。因為它教會學生認識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比如自身的優點，以及讓他們知道：並不因為有用或必要而去做某些事，也可以完全是為了自己。文科的目的是向學生介紹一個超越權宜之計、實用性的自由空間。因此，工作與文科無關。
可悲的是，幾乎所有關於文科的自由都已凋零，現在它們大多隻是名義上的存在，而且存在的條件是它們被認為有用。
文科是如何面對死亡的?
在19世紀早期和中期的英格蘭，古老的文科大學如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被迫面對一種新的哲學和日益增長的需求。新的哲學是功利主義，新的需要是進行大眾的公共教育，以便訓練青年人掌握當今的有關技能。前者強調的是實用，後者則強調建立職業學校。1852年，約翰·亨利·紐曼作為都柏林一所新天主教大學的新任校長，被邀請在他的任期內就該大學的目標發表一系列演講。他所提供的可能是人文學科消亡前最後一項令人生畏的辯護。
紐曼認為,文科既不是從事小說相關的科學實驗(有研究機構致力於做這個)，也不是專業有用的,但它要培養每個學生的智力,這樣他或她可以理解各種形式和領域的知識，並將其組合成一個整體。
文科的目的不是新奇，而是理解的廣度;不是創造性，而是判斷力的運用。
紐曼認為，這類理論知識反映了“我們天性的直接需求”——這是一種需要，去發現我們到底是誰，以及這個世界是如何運轉的。紐曼寫道，“描繪出宇宙”是“哲學的自誇，或者至少是抱負”。因此，這類知識在發揮某些作用之前，其本身就是好的。
他接著說，培養每個學生的智力也將被證明對社會有益:“對智力的訓練，對個人本身是最好的，能使他(也)能在社會中履行他的職責。”“那些通過嚴謹的學習提高了智力的人將能夠清晰地思考，雄辯地講話，以一般的理解力交談，因此，至少在這些方面，他們將成為更好的公民。”
在證明文科都是美好的以後,紐曼仔細闡明為何它們也有用:文科能使人們理性地調查,看到重要的聯繫,以及將一系列廣泛的事情組合在一起，在此基礎上履行工作職責。
在我們的時代,知識在硅谷受到高度重視，斯科特·哈特利的流行書中描寫的文科如何統治數字世界證明了這一點。理查德·弗羅裡達的《創意階層的崛起》——以及它如何改變工作、休閒、社區和日常生活——在2002年就證明了在創意產業工作的個人(因此，可能還有那些來自文科背景的人)會推動“新經濟”。
在關鍵的方面，紐曼在1852年提出的論點不僅不同，而且比哈特利和佛羅里達在我們這個時代提出的更有雄心。他並不是說，人文學科的合理性在於它的實用性，而是說它們存在的理由既是對一般知識的獲取，也是對智力的培養。碰巧的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從事這些學科的研究和學習往往對自己經濟有利，對整個社會也有利。
皮珀的哀歌和人文藝術的死亡
文科本身作為一種優點的消亡與社會對工作的看法直接相關。
1947年，德國哲學家約瑟夫•皮珀在他那本簡短而富有深刻見解的著作《閒暇:文化的基礎》中提出了一個看似天真的問題:“(今天)有文科這種東西嗎?”他在二戰後不久寫了這本書，他寫道，當時西德人“忙於重建一所房子，我們的手都滿了”。所以，他問道，“難道我們不應該把所有的努力都用在完成那棟房子上嗎?”他有充分的理由擔心，不明確的重建社會的活動會被認為是無用的，並會受到嘲笑。
皮珀對二戰後人類狀況的診斷的關鍵是這樣一種觀點，即人類已經被他們的工作——有用的、對社會有益的、有功能的——以及他所謂的“奴性藝術”的產品和提供者所定義。在這個“全面工作”的世界裡，每件事都必須以“工作”的名義進行，正因為如此，沒有比工作的要求更有區別和更高的探究空間。與紐曼所捍衛的觀點相反，現在即使是智力上的投入，如果它要被證明是正當的，也只能被證明是“智力上的工作”——而不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沉思——只要它被證明是對社會有益的。在這種世界觀下，工作對於“你是誰，你將成為誰”來說確實是至關重要的。
文科開放的時間最長，是一個人類可以發現自己不僅僅是“公務員”或“工人”的空間，一個專門用來思考更高事物的空間。這種感情聽起來很自負，懷舊、“無用”、“放縱”、“沒有野心”、“懶惰”，尤其“浪費”。
雖然有學者們仍堅持自由藝術的價值在於其批判性思維的發展,這讓人想起紐曼的知識培養和鼓勵活躍的公民的論調,但這個批判性思維的目的通常是比以前有所不同。當我在90年代末上大學時，我已經習慣了這樣的說法:發展出強大的批判性思維會讓我很容易被僱傭。
克里斯·提爾就是一個例子，他在《福布斯》雜誌上採訪了約翰·阿格。
提爾:根據你在不同行業的從業經驗，你對大學生本科教育有什麼建議?
阿格:我的建議是確保本科教育採用探究和交流的教學方法。我大女兒的文科教育就是這麼做的，她正在把這變成數據分析的職業。
在採訪結束時，提爾稱:“我知道我自己的文科教育讓我不僅在中學和高等教育中取得了成功，而且還做過一名電視節目主持人。我在教育方面一直需要批判性思維技能，但電視新聞有時只需要讀提詞器的能力。當然，如果提示器壞了，我不得不即興發揮，或者是在現場進行採訪……我除了文科的批判性思維技能什麼都沒有。”
曾經為了自由思想而提倡的文科現在被用來作為一種方式，讓我們為壓縮的創造性辦公室工作生活做準備。
在2050年，我們希望文科能夠在我們的生活中重新佔據一席之地
如果2050年的世界比2018年更加撲朔迷離，那麼我們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新的文科。
歷史學家出身的未來學家尤瓦爾·哈拉里在他新書的節選中描述了這樣一個世界:到2050年，這個世界的定義是“加速變化”，真實信息和錯誤信息混雜在一起，出現不可預見的技術發明。哈拉里認為，教育不能再集中於獲取信息(因為新信息會不斷出現，舊信息會變得過時)或技能培訓(“我們真的不知道人們需要什麼特殊技能”，也不知道機器學習能以多快的速度取代人類技能)。
相反,他認為,終身教育應該建立在意義構建的能力上,學習者能將許多信息結合成廣闊的世界(這讓人想起紐曼的觀點),而且,最重要的是,尋找自我認識。
他表示，自我認識部分是外在的，部分是內涵豐富的。他解釋說:
性格:“要在這樣一個世界裡生存和發展，你需要大量的心理靈活性和巨大的情感平衡儲備。你將不得不反覆地放棄一些你最瞭解的東西，並對未知感到自在。”
內容豐富:“瞭解你是什麼，你想從生活中得到什麼。當然，這是書中最古老的忠告:認識你自己。幾千年來，哲學家和先知一直在敦促人們認識自己。但這個建議在21世紀是最緊迫的，因為不像老子和蘇格拉底時代，現在有了激烈的競爭。可口可樂、亞馬遜、百度和政府都在競相攻擊你。”
當我讀到《哈拉里》時，我發現自己在想，人文學科的前景可能就在不遠的將來。難道他不是在迫切地向我們指出，我們需要一種重新煥發活力的文科教育嗎?這是一種終身的、更自發的、更靈活的、更豐富的教育，它將鼓勵我們每個人瞭解我們自己，以及我們在事物總體秩序中的地位。難道這一次的目標不可能不僅僅是找到我們前進的道路，而是找到通往真正自由的歸宿之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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