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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改革一直在強調體育的重要性。回顧中國學校體育發展史，張伯苓始終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張伯苓認為，近代中華民族之大病有“愚、弱、貧、散、私”五端，其中“弱、散、私”三病均可通過體育來根治。學校體育不僅在技術之專長，尤重在體德之兼進，體與育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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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苓認為，近代中華民族之大病有“愚、弱、貧、散、私”五端，其中“弱、散、私”三病均可通過體育來根治。學校體育不僅在技術之專長，尤重在體德之兼進，體與育並重。
回顧中國學校體育發展史，張伯苓始終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他創辦的南開學校裡，體育真正擺在與智育、德育同等重要的地位；他還是國民政府首屆全國運動會（1910年）總裁判和中國奧委會（1931年）創始人，被尊為“中國注重體育第一人”。
張伯苓曾言：不懂體育者，不可以當校長。作為中國現代著名的教育家，張伯苓何出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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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國先強身
清末民初，面對西方列強的蠶食，中國社會的仁人志士們都在苦苦尋求救國的良方。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體制改革之外，不少人還提出了改良人種的問題，所謂“強國必先強種”是也。
這或許是受近鄰日本的影響。1853年美國培裡艦隊打開日本國門之後，日本實行了明治維新，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改革之外，還提倡“文明開化”，鼓勵日本女子與白色人種結合，以達到改良黃色人種的目的。
對於“強種”，張伯苓有自己切身的體會。1898年，年輕的張伯苓在海軍通濟艦服役，奉命到劉公島執行威海衛租借權交接任務，一箇中國兵和一個英國兵並肩而立的場景，讓他久久不能忘懷。
“那英兵身體魁偉，穿戴得很莊嚴，面上露出輕看中國人的樣兒。但我們中國兵則大不然，他穿的衣服還不是現在的灰軍衣，乃是一件很破的衣服，胸前有一個勇字，面色憔悴，兩肩高聳。這兩個兵若是一比較，實在天地的分別。”張伯苓當時感覺到極大的刺激和羞辱，多年之後仍歷歷在目。
在威海衛，張伯苓目睹了“國幟三易”。按照《中英訂租威海衛專條》，原日本租借的威海衛要租讓給英國。因此，這邊廂剛降下日本的太陽旗，升上中國的龍旗，那邊廂又要降下龍旗，升上英國的米字旗。多年之後，張伯苓回憶道：“念國家積弱至此，苟不自強，奚以圖存，而自強之道，端在教育。”
和日本人“強種”思路不同的是，張伯苓認為“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身”。受日本的啟發，清末翰林嚴修在天津創辦了南開學校，張伯苓被聘為校長。南開推行日式的新教育，“痛矯時弊、育才救國”是其辦學宗旨。如何達到這一目的？張伯苓列了“重視體育、提倡科學、團體組織、道德訓練和培養救國力量”五大訓練方針，列在首位的便是體育。
在張伯苓看來，體育不僅僅是一項體能訓練。“體育發達，非身體之強健已也，且與各事均有連帶之關係。讀書佳者宜有健全身體，道德高者宜有健全身體。”張伯苓認為，近代中華民族之大病有“愚、弱、貧、散、私”五端，其中“弱、散、私”三病均可通過體育來根治。
作為私立學校的南開，辦學經費捉襟見肘是常有的事。但對於體育經費的投入，南開卻不遺餘力。上世紀20年代中期，南開在校生不過千餘人，卻有15個籃球場、5個足球場、6個排球場、17個網球場、3處器械場，以及兩個400米跑道的標準運動場。其重視體育的程度可見一斑。
張伯苓先生為學生足球賽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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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體育
“每天下午三點半，教室全部鎖上，每個人必須到操場參加一種球隊，除了下大雨，天天練球、比賽，無處逃避。”回憶起在重慶南開中學的生活，臺灣大學教授齊邦媛在《巨流河》中如此描述。
這就是張伯苓在南開推行的“強迫體育”。南開規定本校學生體育成績必須達到一定標準，考試不及格者強迫運動，及格者也要選擇一定的項目定時練習。學校每年都定期體檢，對於身體某部分特別弱的學生，必須加強鍛鍊以彌補其不足。否則，不能畢業。
如果仔細觀察，南開的“強迫體育”其實包括三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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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訓練
如前文所述，南開各年級均開設體育課，按季節設有隊列練習、柔軟體操、輕重器械、技巧運動、健身舞蹈、球類及田徑項目等。體育測試項目為百碼跑、鉛球、跳高、跳遠、440碼跑等。測試項目是硬槓槓，必須通過體育課和“三點半”後的課外體育活動，加強鍛鍊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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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習慣
南開的體育與衛生是緊密聯繫的。其一是要求學生注意飲食，控制食慾。張伯苓認為，“普通少年大半以其胃口之發達，遂隨意進食，毫無節制，乃伏後日生病之機”。其二是個人衛生和行為舉止。南開校門側立有穿衣鏡，其旁鐫有鏡箴曰：“面必淨，發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如此重視對於國民體魄、身體姿勢的矯正之舉，曾引起美國哈佛大學校長伊利奧的極大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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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禁陋習
當時的中國，上得起中學、大學的，大都是富家子弟，學生年齡差距也比較大；中國人又講究早婚早育、多子多福，富貴人家更是妻妾成群。並且，南開附近就是天津有名的三不管地帶，有很多的賭場、妓院。這與現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張伯苓治下的南開，飲酒、賭博、冶遊（嫖妓）、吸菸、早婚等是嚴格禁止的行為，犯者退學，絕不寬假。禁止這些容易讓人精神頹廢的陋習，就必須有健康活潑、積極向上的活動取而代之。這也是張伯苓在南開大力開展文體活動的原因之一。
許多南開學子對“強迫體育”都有過美好的回憶。齊邦媛在《巨流河》中寫道：“至今六十多年，我仍記得跳遠躍入沙坑前短髮間呼嘯的風，一個骨瘦如柴的十五歲女孩，首次覺得人生活著真好，有了生存的自信。”
1929年秋，張伯苓與上海兩江女師籃球隊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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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與育兼營進
學校體育的重心在哪裡？南開看重的是體育道德與體育精神。張伯苓認為，學校體育不僅在技術之專長，尤重在體德之兼進，體與育並重。
民國初年，社會上體育風氣極差，運動場上無時不爭、無時不鬧，國民素質的低下暴露無遺。面對這種情況，張伯苓看到了體育的獨特作用。張伯苓認為，體育場上最培養“團結合作”“公平競爭”等體育道德和精神。他甚至認為這是文明社會所必需的公民素質，“體驗過體育中的競爭、團結、合作以後，推行民主政治要有力得多”。
在張伯苓看來，體育運動不僅能治國人的“弱”，還能治“散”與“私”。體育比賽尤其是球類運動，能夠強化人們的集體意識和互助精神，可治“不善團結、不能組織”的“散”病；體育比賽講求法治、公平和競爭精神，可治“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的“私”病。這也是張伯苓極力主張通過體育改造國人形象、培養救國人才的原因所在。
張伯苓在南開提倡“運動仁俠”的精神。他對運動員提出五項要求：一、不以不正當的方式侵害對方；二、不以欺詐的方式投機取巧；三、運動員的品格高於比賽的勝負；四、要有合作與公平的精神；五、出國比賽要維護國家的體面與尊嚴。這些要求，無不體現著體育道德、體育精神的重要性。
張伯苓甚至認為，在體育道德面前，“欲成事者，須帶有三分傻氣”。張伯苓舉例說，有的班級在跳高時，專門挑彎曲的竹竿以提高成績，問他為什麼，說以前其他班就是這樣做的，如果自己不這樣做，不是太傻了嗎？張伯苓擔心，這樣的學生，將來走出校門，如果社會上都用彎竿，他怎麼會獨用直竿呢？“人惟有所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張伯苓希望南開學子要有這樣的“傻氣”。
南開對優秀運動員的獎勵，也是重精神鼓勵不重物質獎賞。對於代表校方在國家運動會上取得好成績者，也僅由校方負責拍照放大相片兩張，一張留存學校，一張給得獎運動員。
張伯苓在華北運動會主席臺上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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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社會化生活化
作為中國現代著名的教育家，張伯苓對於中國體育的發展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社會上種種關於“提倡體育”“振興體育”“介紹運動”乃至“體育救國”的口號，他也始終存有戒心。
1932年美國洛杉磯奧林匹克運動會後，張伯苓在《體育週報》創刊號上發表了《今後之我國體育》，明確指出體育運動的範圍不應限於學校，提倡體育的“社會化”“生活化”。其實這也是南開體育的傳統特色。
張伯苓認為，德智體三育之中，中國人最缺者為體育。“歐美人之知識發達，學術皆按科學之理得來。我國人固望塵莫及，然其學術發達之年代尚不為久，我國人竭力追之，猶可及也。至體魄，則勿論歐美，與日本人較，已相差遠矣！”因此，南開的體育活動是“強迫式”的，體育運動會也採取普及主義，儘量讓更多的學生上場比賽。
南開提倡的“普及體育”思想，與當時其他學校有著明顯的不同。對於一些學校的“選手體育”做法，張伯苓是很不以為然的。在《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中，張伯苓說，“苓提倡運動目的，不僅在學校而在社會；不僅在少數選手，而在全體學生。學生在校，固應有良好運動習慣；學生出校，亦應能促進社會運動風氣”。
張伯苓以舉辦運動會來培養學生對體育比賽的興趣，並促進社會體育運動風氣。1908年南開學校成立四週年之際，舉辦了第一屆全校運動會。此後，幾乎每年南開都要舉辦運動會。這也成為南開體育的一大特色。南開還注重與京津許多學校的體育交流，如每年春秋兩季輪流在清華和南開舉行的兩校籃球和足球賽，是當時一項極有社會影響的傳統賽事。張伯苓、馬約翰兩位體育名人親自帶隊，一時也成為美談。
值得一提的是，張伯苓還是全國體育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和組織者。1910年10月，張伯苓和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在南京組織和舉辦了全國性的運動會，並出任總裁判，後被國民政府追認為首屆全國運動會；1924年8月，張伯苓發起並組建“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並擔任總負責人，1931年國際奧委會正式承認該會為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1945年，張伯苓等決定申請第十五屆奧運會1952年在中國舉辦，儘管未申辦成功，但他“中國奧林匹克第一人”的稱號實至名歸。
在體育乃至教育之外，張伯苓心裡其實更有一個明確的強國夢。張伯苓說，“提到強便有一種聯想，就是軍隊、軍火等，其實不然，乃是關於我們個人身體的鍛鍊”。張伯苓的中國夢，直到今天也難說已完全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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