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朝鮮龍鳳裡。一條清澈的小溪依山而過，半山坡上的一孔防空洞，是三十九軍立功報社的辦公室兼男同志宿舍。我的“女兵宿舍”則在比報社更高一點的山坡上；一孔小小的防空洞，洞的一半用圓木搭成一鋪“炕”，大小正好睡三個人。我在近門處，其他兩位是報社印刷廠的排字工小劉和小李。洞的另一半也正好夠三個人轉身。我記不清洞門的模樣了，但肯定是有門的，否則三個女孩子孤零零地睡在前後無靠的防空洞裡，是很不安全的。我一生中住過的新房子有限，但這孔防空洞絕對算一處。我們住進去時它剛挖好不久，土潮，圓木也潮。我每天把它打掃得乾乾淨淨，被子疊得方方正正。就在這散發著松木芳香的小“洞”裡，我度過了在朝鮮後期的百餘個日日夜夜（一九五三年的二月至五月）。
朝鮮的春天比東北溫暖溼潤。記憶中的龍鳳裡除了志願軍的防空洞，幾乎不見人煙；但老百姓還是有的，因為我們曾經把包得多了的餃子（一九五三年初，志願軍的伙食明顯改善，春節前後把白麵和肉餡發到各班自己包餃子）、打得多了的飯菜送給山下的“阿媽妮”（朝鮮語大媽）。山下清澈的溪水旁開滿了各色的杜鵑花（朝鮮叫它金達萊），有時溪邊的小路上會走過一隊朝鮮人民軍女兵，她們的軍裝挺括、合體，多半還唱著歌，有的手中擎著不知從哪兒攀折來的花枝。春風親吻著她們的長髮，掀動她們的軍裝衣襬。我站在半山坡上目送著她們，不禁想道：好一幅美麗的圖畫，名字就叫《女兵的春天》吧。
朝鮮的春天是屬於朝鮮女兵、朝鮮人民的。也是屬於數以百萬計的志願軍戰士的，包括洋兄和我。
洋兄當時任三十九軍參謀長。司令部所在的小山窪距我們政治部的駐地約有八里。他的辦公室兼宿舍是一處半山坡上的防空洞。這個防空洞和一般防空洞的不同之處在於：它的牆用木板拼成（不像我們防空洞的牆是裸露著的圓木），而且它分裡外間，裡間有木炕，外間有一張巨大的辦公桌，牆上用圖釘釘著大幅的作戰地圖，辦公桌上蒙著一塊質量極好的墨綠色呢子，這是祖國人民慰問團贈送的禮品，現在是他的防空洞裡最奢侈的佈置。他在這張桌子上標圖、辦公，給我寫信。
我們是二月從溫井轉移到龍鳳裡的。這時距離我和洋兄第二次見面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已有兩月。自打分配到立功報社上班以後，我每天享受著從“敵人心臟”（指香港地下工作的環境）返回“母親懷抱”的幸福，採訪編寫英模們的事蹟，審閱戰士們的投稿，編輯報紙的第四版。可是洋兄就和我不一樣了。申請結婚的報告第一次打上去未獲批准，志政提出要派人到廣州組織再做調查。實際上，自從我調到志願軍以後，他就承受著部分上級和同級的不贊同和不理解，群眾中也有些議論。可是，這些他都獨自默默地承受，不讓我知道。志願軍政治部派人調查前，志司的首長曾把他召去，語重心長地問過他：“莫非她是九天仙女？真的非她不娶？”他堅定地回答說：“是。”那位首長——志願軍副司令員鄧華笑了，笑的含義是惋惜他的執迷不悟？還是嘉許他的一往情深？今天都不得而知了。但從當年洋兄轉述時的感情來體味，老首長的問話和笑意都充滿了對一員戰將的關愛之情，顯示出一名軍事指揮員特有的對愛情的理解。也許還有隱隱的擔心？憑著直感，他已預見這樁婚姻會對汪洋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在洋兄承受著工作和婚戀雙重壓力的同時，我也在經受著一些意想不到的鍛鍊和考驗。這裡說的不是美國飛機的轟炸，也不是部隊生活的艱苦（可以說，這些考驗我都很好地通過了）。當時我二十三歲，從中山大學文學院中文系畢業後，調香港做三年地下工作，包括擔任《香港學生》的編輯工作。但我調入志願軍時，原單位（華南局港澳工委）沒給我定級，也沒給我做組織鑑定和工作鑑定。部隊接納我時，問我什麼級別，我在全國解放前就調到香港，對級別毫無概念，便回答說：就填戰士吧。我以成為一名志願軍戰士感到由衷的自豪。就這樣，我是從戰士級別，每月拿六萬元舊幣的津貼費（相當於現在的六元）開始我的部隊工作的。這些我自己毫不在意的不公，卻成為部隊從上到下對我的“定位”的依據。我是全報社級別最低的，偏偏我又毫不知趣地、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關心身邊的每一個同志。我每天清掃防空洞的地面，因為報社的同志有隨手扔紙團，隨地吐瓜子皮兒的習慣。我覺察不出大家的不滿和尷尬，卻又記住了生病的同志服藥的時間，到時提醒他該吃藥了。終於同志們忍無可忍了，在一次生活會上一致“發難”，指出我虛偽、可怕。我完全不知所措，只能率先檢討自己缺乏鍛鍊，改造得不好。說到關心人，我實在想不出和改造不好有什麼關聯，我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長大，學會了同仇敵愾，關心同學。尤其在大學的學生運動中，學會了團結群眾、依靠群眾，當然首先得關心群眾。可是，我不能在這種場合訴說自己不以為意、別人卻認為是光榮的歷史，便說：可能我在家裡是大姐姐，關心弟弟妹妹們成了習慣。沒想這一解釋更加引發了眾怒，大家紛紛不屑地說：誰是你的弟弟妹妹？！此事過後不久，班長替大家領鞋回來，七雙鞋中有一雙球鞋，其餘都是解放鞋。大家看了看說：這雙球鞋是三十六號的，沒人能穿。我正好穿三十六號鞋，便說：我能穿。這一條馬上又成了生活會中的我的“罪狀”——說我搶挑好鞋。我既無法檢討，更無法解釋。我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只要是部隊發的東西，我都特別高興，也特別珍惜，認為這是組織和人民對戰士的供給。原有香港生活中的一切，我一直都認為是“勉從虎穴暫棲身”的服裝和道具（包括灰鼠皮大衣、湘繡旗袍、鑽石首飾等），況且現在都已棄之如敝屣，當然包括那些高檔的鞋。我如何會在這兒去和同志們搶一雙球鞋呢？而且剛到部隊的我，根本不知道球鞋比解放鞋高級這一說。我只能默默地鞭策自己好好改造，儘快地適應新的生活。由於我坦蕩的天性，加上堅信終於會得到同志們的理解，我真做到了不把這些放在心上，仍然歡快如初，只是不敢過於關心大家了。沒想到我自以為的退步，竟在不久後的生活會上，被同志們認為是進步。惶惑之餘，可憐我終究還是什麼也沒明白。就在這以後不久，發生了這麼一件事：當時部隊的情況是，如果首長的戀愛對象也在部隊的話，都是女方去見首長，沒有首長來看女方的先例。而我們，由於我不願多去他那兒會面（理由記不太清了，但工作第一的信條應該是主要的），洋兄便多次地跑來報社看我。這令我有些不安起來。因為那時部隊對幹部的戀愛婚姻還延續著“二五—八—團”的規定，即必須年滿二十五歲、八年軍齡、團級幹部才可戀愛結婚。而當時報社所有的男同志都還沒夠這個條件。我擔心我和洋兄的這些交往會給他們帶來影響，於是一次談心中，我向報社唯一的（除我之外）一位女同志說了我的擔心。問她：據她的瞭解，會不會有不好的影響？我當然還再三叮囑她不能把這話告訴別人，可她第二天馬上告訴了那些男同志，而且告訴時去掉了我對同志的關心，去掉了我的擔心和善意，光強調了那些最最傷害男性自尊心的部分。晚上生活會上的氣氛可想而知。我根本不能聲辯，男同志們的眼睛都紅著，質問我：你這是什麼意思？你把我們看成什麼了？我知道自己犯了一個無法挽回更無法申辯的錯誤，戳到了大家一個特別敏感又非常微妙的痛處。“哪個男子不善鍾情？哪個少女不善懷春？”何況那些男同志還都比我年長。他們為了戰爭的勝利，正默默地、理性地剋制著對婚戀的渴求，遵守著部隊的政策規定。而我卻愚蠢地去戳痛他們！何況他們自認為並未受到我擔心的那種影響。即使我出自善意，即使我對大家充滿關愛，也無法原諒自己。
過後我的處境也可想而知。周圍的壓力和陰霾也更為濃重了。我不得不開始冷靜地審視自己，審視和洋兄的關係。其實我剛到部隊就感覺到了：洋兄是部隊這塊沃土培植起來的大樹，根深葉茂。他的英勇善戰，他的英雄業績，受到大家的推崇寵愛。他說錯話也罷，有點小毛病也罷，大家都會採取包容和理解的態度，甚至為他辯解。而我呢，雖說也經過解放戰爭第二戰線的鍛鍊，可畢竟誰也不瞭解我的過去，加上調來時組織沒給我任何鑑定，又是從香港直接調來，又是出身不好，又是……這時就像一株連根拔起的無名小花，從隱蔽戰線（不能明講，我也從未宣揚）加入到了全國人民都景仰熱愛的志願軍部隊裡，其礙眼是可想而知的。有人沒見我時，背地裡叫我香港小姐；見我之後，又因為我與他想象中的香港小姐毫不一樣而頗感失望。我的艱苦樸素，我的忘我工作，我的關心同志，不但不為人稱道，反而被有些人視為虛偽，感到可怕。加上洋兄太優秀，一直是部隊未婚女同志的夢中情人，個別已婚的也對他痴迷不已。我的不受歡迎更是可想而知了。比如有一次（在集體宿舍）午睡時接到通知：下午洋兄要作報告。有位女同志就當著我的面在床上來了個鯉魚打挺，大叫：“五號（軍參謀長在軍內的排號）作報告，我要穿新襪子去聽！”這些都是我以前壓根兒沒想到的。逐漸地，我感到自己不是那個能勝任洋兄戀人的女孩子。更不想在這兒和那些沒經受多少鍛鍊的女孩子們爭奪愛人。洋兄太好了。我們之間的距離太大了。於是我暗下決心，趁著我剛到部隊，我們的關係還不太深，應該理智地結束這一切。
可是，每次不待我明說，哪怕只稍稍透露一點兒顧慮，洋兄便受不了了。他是真的難過。他不允許我說自己不好、配不上他。每次我的話剛一出口，他的反應便異常強烈。當時，三十九軍的任務是備戰西海岸，軍部已捱過美軍飛機的轟炸。他雖然沒進入具體的作戰，但他肩上的重任我是時時意識得到的，決不能因為戀愛而影響到戰鬥。因此，他每一煩憂，我的話頭不但不能再深入下去，還得花時間去做安撫工作。
那時美軍飛機的轟炸已經減少，白天雖常來騷擾，但夜晚還是寧靜的。山坡溪畔是一片朦朧的春花，加上每晚不同的新月、眉月、半月、圓月，該是多麼美好的屬於洋兄和我的花月夜啊。每次晚上他從軍部送我回報社，我們都享受著這樣的花月之夜。走到半道，他往往不願走了，因為再走下去就意味著快到我的防空洞，意味著分別。他會拉著我坐在草地上，依偎著，說著那些讓人心醉的話。護送他的警衛員荊雲距離我們五十米左右，也遠遠地坐下了。荊雲是一位來自黑龍江的小夥子，有一雙星眼和兩道劍眉，臉蛋紅撲撲的，既俊秀又憨厚。他雖然難以完全理解他的首長和這位來自南國的姑娘的愛情，但卻絕對忠誠地為我們傳遞著信件，傳遞著洋兄為我從國內買來的牙膏香皂和小人酥糖。他對我還時時流露出一種憐惜的感情，比如有一次他代替洋兄來看我，回去便說，周湘玟太艱苦了，她一個人在給大家燒茶爐，防空洞又賊冷賊冷的。這自然引起洋兄的擔心，下次便送來一雙厚的手套，還有一條窄窄的帆布腰帶，讓我係在軍棉襖上，防止寒風灌入。有時洋兄還告訴我：“荊雲說你挺能幹，比那個女同志強，他看到你抬木頭了。”話說回來，這樣獨特的戀愛場面只能在一九五三年的朝鮮花月夜才有，不是兩個人，而是三個人，洋兄和我，加上忠誠地護衛在洋兄身後的荊雲。
這樣的夜晚我們說些什麼呢？說來心酸，當時我憑著女孩子的直覺，感覺到了我們不合適。因此在這一份崇高美好的愛情面前，我一直很少感到幸福，反而常常是深深的不安，令人氣餒的自卑。他溫柔地傾訴著想念，我卻無助地訴說著不安。有一次，當志政告訴洋兄讓我重寫一份材料時，更為強烈的不安促使我在這樣的夜晚、在芬芳的草地上說出了這樣的話：
“讓我們中止我們的關係吧。”
“為什麼？”洋兄剛才還微笑著的眼睛刷地黯淡了下來。
“真的，我不夠好，配不上你……”
“我多少次表白，多少次懇求你不要這麼想了，為什麼還要這麼想？”
“我能感覺到大家的看法……”可憐我當時還只意識到本身條件的不足，比如不夠漂亮，出身不好等等，絲毫沒往政治因素方面考慮，因為我一貫引以為慰的是自己政治立場的堅定，是敵我鬥爭中的勇敢，是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質。這些並不是我自己的認定，而是經過四年學生運動、三年地下工作考驗的表現，是組織和群眾一貫對我的評價。
“大家，大家，你管大傢什麼看法？你為什麼不相信也不尊重我的看法？”他激動起來了。
我當然知道他對我的看法，因為他的看法並未超出廣州組織和群眾的看法，不同之處僅在於多了一分戀人的相知和迷戀，令我在他眼裡，超出了凡俗。“我相信你，也尊重你。我會一直把你當成一位好兄長。但是我們真的不合適。你應該找一個比我合適的，你一定可以找到的……”
沒容我再說下去，他從腰帶上拔下手槍遞給我，說：“開槍吧，朝我。”
我把槍藏到身後，含淚卻正色地說：“你冷靜一點。”
他轉身趴在草地上。
我的心其實也碎了。在大學期間，憧憬著愛情卻沒戀愛過的我，曾經和進步朋友們探討“人該擁有什麼樣的愛情？”。這樣的探討當然沒有什麼權威性的結論，而且某些進步朋友本身的婚戀實踐也令我感到失望。我心儀蘇聯小說中保爾·柯察金高尚的戀愛品質，我向往陳鐵軍、周文雍烈士的生死戀情和刑場上的婚禮，也許，是這些優秀共產黨員的傳奇影響並形成了我的婚戀觀。我有了一個堅定的信念：革命者的愛情是附麗於人類最壯麗的偉大事業的，革命者的婚戀只能有利於革命而絕不能有損於革命。現在，也包括如果自己配不上一位英雄人物時，就應該堅決地退出。
說到退出，意味著我永遠離開洋兄。洋兄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進入我心深處的追求者，那兒是沒有任何人進入過的。我敬慕英雄，我崇尚勇敢而執著的品質，我欣賞敢愛敢恨的性格，這些我都在洋兄身上集中地感受到了。相對於那些雖然品學兼優、思想進步卻燃不起愛情的火花、只能永遠做好同志的追求者，相對於那些用進步的大旗包裹自己、居高臨下、自以為非他莫屬的追求者，我確實被洋兄率真的、一往無前的追求鎮住了，我心甘情願地被俘獲。接受洋兄以後，我才知道自己的內心竟有這麼一處柔軟而隱秘的所在，那兒只有他能進入，只有他配進入。同時我也知道，這樣的愛情一生只能有一次，只能有一人。現在要由我親手結束，我有這樣的力量嗎？我自小雖然常受到父母親友稱讚，但我沒有驕嬌二氣。進入大學後，進步同學和朋友們對我有許多讚許，但我也從來沒有驕傲自滿，相反倒經常審視自己的不足，努力改造自己（那時學過整風文件）。可是，到部隊以來，周遭的目光和那些我聽不見卻能感覺到的議論，真的出乎我意料之外，也嚴重挫傷了我的自信：原來我那麼壞嗎？我明白，對我個人而言，再大的委屈我也能經得起考驗，最終讓大家瞭解我，接受我。可是對我和洋兄的關係而言，大家（首先是上級）認為的不合適，確是我應該首先考慮的關鍵。為了不影響部隊，不影響洋兄，也為了自己的尊嚴，我必須退出。
然而看到趴在草地上的洋兄，我不禁心如刀割。我輕輕地喚著他，扶起了他。雖然我當時認為他不夠冷靜，甚至不夠堅強，但是我理解他為什麼這麼痛苦。他一貫對戀愛是非常嚴肅的。他二十五歲時已夠結婚條件，但由於戰爭，主要因為他不想為結婚而結婚，不想找徒有其表的漂亮姑娘們，不想過那種庸俗的婚姻生活而遲遲沒有解決。他一九五○年三十歲時雖然只看到我一張十五歲時的照片，卻從通信中深深受到吸引，從而燃起了火一樣的愛情，發起了凌厲的攻勢。一九五一年六月，由於我的組織不同意我們交往，讓我們斷絕聯繫，我給他寫過斷交信，並且從此在大陸消失（這時我們還沒見過面）。他派警衛員小王南下廣州找我,當然找不到；又託公安系統的戰友在全國範圍內尋找，終於從華南分局找到了，但華南分局的答覆是：周湘玟本人不同意談婚戀問題（其實這是組織派我再次深入虎穴時宣佈的紀律：不得談戀愛，當然也不可能結婚——除非和組織指定的人。我也保證過，為了工作終身不嫁）。我們斷絕來往後，關心他的戰友們為他介紹過一些不錯的女孩子，比如有一位瀋陽某文藝刊物的編輯，見面後對洋兄很有好感，他卻把藏在襯衫口袋裡的我的那首詩《我等著你，你會回來的》給那位同志看，而且不再和人家約會。直到一九五二年春天，志願軍派遣歸國代表團回國，正好團長是三十九軍的軍政委李雪三同志，又正好在國內的行程有一站是廣州。他問洋兄：我到廣州去，你有什麼事嗎？洋兄的回答也很乾脆：幫我找周湘玟！李雪三同志不負所托，見到葉帥以後即刻託他尋找。葉帥通過港澳工委知道我的下落後，即令我趕回廣州見李雪三同志……洋兄就這麼千辛萬苦地找到了我，葉帥和陶鑄同志準了我的假，讓我到安東和洋兄見面。然後是我千里迢迢地從祖國南端的香港來到東北境外的朝鮮。洋兄在戰爭中的三年的苦等和苦覓，才換來今天的見面。他的一些優秀的戰友，入朝前都紛紛找對象結婚，唯獨洋兄只揣著我的幾封書信（照片還沒寄到）踏上征程。
我不應該加倍地愛他、回報他嗎？我的心在疼，我的決心在動搖，我明白，這一次的“結束”又完了。
在月下，他的眼睛是紅的。他解釋道：“你不信任我，這讓我比死還難受。”
“我信任你。”
“那為什麼不能坦然地愛？”
“我不適合。”我知道自己的感覺是對的，雖然我還不知道面前的潭水有多深，有多兇險。
“我只要你，不要別人。相信我，經過調查，部隊組織就會了解你，信任你。群眾也會了解你的。至於他們怎麼看我們的問題，你不要管。你是在和我戀愛，不是和大家。”
我多麼願意毫無保留地相信他的話，可是我的理智又告訴我：我的感覺是對的。但對著他的眼睛，我不能再說什麼。
看到我默默無語，他急了：“你知道，為了戰爭和你的工作，我們已經等了三年！我即使在戰爭中能活下來，我們好好相守的時間也就是二十年到二十五年！（大概那時人們對壽命的估計也就是五十歲——半百左右）你為什麼不珍惜？”
“我希望你幸福，找一個比我好的女孩子……”
沒容我說完，他大聲說：“三年前看到你的信，我就知道自己等的是你！找的是你！我的幸福別人給不了，你不再懷疑，不再猶豫，就是我的幸福！知道嗎？傻姑娘！”
夜深了，我們站起來，慢慢朝我的住處走去。來到防空洞的土坎下，我們該說再見了。但他緊緊地拉住了我，不讓我走開。
“再等一會兒。知道嗎？每次分別，我都害怕再見不到你。”
“不會的。”
“你不知道，你不懂。”他痛苦地說。其實我知道，三年的苦等和尋覓，令他的神經又緊張又脆弱，他常在夢裡找不到我了，又常在現實中以為我們的相聚是夢而不敢相信。他告訴過我，他不能相信我來到了朝鮮，來到了他身邊。他害怕這是夢，他害怕夢醒了。
在迷茫的月色下，我能看到他痛苦的表情。
“我懂。”我輕聲說，我以為自己是懂的。
“你要真懂，大概還得過二十年。”他無奈地搖搖頭，語氣變得溫柔起來，“但是你可以先相信我，相信自己，坦然地愛，勇敢地愛。要為我們有這樣的愛情感到幸福和驕傲。好嗎？”
我點頭答應。
“另外還得答應我，不要再在溪水裡洗頭，那樣會得病的。”他突然把話題轉向了他所認為的另一件大事。
“嗯。”我在南方每天早上洗頭。到朝鮮後有時耐不住了，便在冰涼的溪水裡洗。
“你到我那兒來，我打熱水替你洗。”他已經替我洗過不止一次了，包括教會我怎麼用較少的水把又厚又長的頭髮洗乾淨。
“好的。”
“你真的要聽話。生病不是好玩兒的。生病就意味著要把你送回國，意味著分別，你知道嗎？”
我站在土坎上，他仰視著我，月光照著他俊朗的臉，神情痛苦而又溫柔，眼裡閃耀著淚光。我想大聲地回答他：親愛的人，我相信你，我將坦然而勇敢地去愛，為我們有這樣的愛情感到幸福和驕傲！可是我想到了那些無形的壓力，那如影隨形的陰影，我幸福不起來，也說不出來。我心痛如割。我揮手讓他離去，可是他執意要看著我先進防空洞。我只好慢慢轉身，推開防空洞的門。
這樣的依依難捨，這樣的叮嚀，多少年後，不是二十年，大概是三十年，即八十年代，我覺得我懂了。五十四年後，就是現在，我真懂了。但是洋兄走了。
我非常想在朝鮮春花春月的背景下，再看一眼那個用生命去爭取勝利，並同樣用生命去獲取愛情的英雄，看到他幸福的表情。可是不無遺憾，他的痛苦要比歡樂多一些。我也非常想看到那個決意獻身革命、委身英雄的姑娘，看看她是否意識到自己的幸福。可是同樣遺憾，她的傻氣要比智慧多一些。看來他倆一生都在用痛苦贏得愛情，用傻氣救贖幸福。不是嗎，他和她的愛情寶鑑是雙面的，一面是大痛苦，一面是大幸福。
他有錯嗎？她沒有錯。
(解放軍文藝·解放軍新聞傳播中心融媒體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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