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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年，法国人达盖尔将一块涂有碘化银的铜板经过长时间曝光，然后用水银蒸气和盐水处理得到影像的方法命名为“摄影术”，这标志着着摄影技术的诞生。
1908年，美国杂志发表了一名叫刘易斯·海因的记者的照片，照片内容是血汗工厂里的美国移民的真实状况，照片中的童工有的在昏暗的厂房操作机器，有的跪在地上为那些有钱人擦皮鞋，残酷的现实极大的震撼了美国社会。在影像的影响力和海因的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童工保护法》，纪实摄影成为媒体影响的中坚的力量。
摄影在中国发展的并不是一帆风顺，经过动荡的六十年代，摄影成为一种政治宣传手段，越来越脱离现实去粉饰太平。但是永远会有那些抓住机会力图表达真实感情的摄影家敢于坚持立场，通过独立的批判精神去发现我们存在的问题。
解海龙生于1951年，中学还没毕业就当了兵，干过钳工、车工、民兵、食堂干事。他用2个月的工资买了台相机开始追逐艺术。在那个年代，拿起相机最大的愿望就是拍片，得奖，把买相机的钱赚回来。从1981年到1989年他拿了400多个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的经验是，要想发表得奖，拍的内容就一定要正面积极，充满正能量。
但是有一次，一位摄影老师看了他的作品后却说：你的片子有点浅，不够深。这番话让解海龙开始思考：“摄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直到他拍出广西融水背着孩子上课的老师和唐山残运会一个缺手缺脚运动员入场的两张照片都得了全国一等奖后，他开始明白，好的摄影作品会推动社会。
1988年中国有2.2亿文盲，这些人只有1/3只能读到小学，每年流失的400万学生中超过1/4的因为家庭困难而上不起学。解海龙准备把精力放在农村教育，用不限地区的照片反映农村教育的真实情况。
这时有朋友担心他的题材不够“主旋律”会惹麻烦，但解海龙认为等不得那些上不起学的穷的要命的人，一定要有人替他们说句话。于是从刚成立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申请了5000块的资助，开了介绍信就上路了。
十年，2万公里，26个省，128个县，100多个学校，上万个孩子。大别山、太行山、沂蒙山、云贵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解海龙用双腿跑遍了中国。
除了山区的交通不便和物资的极度缺乏，还有人们的不信任。尽管他随身带着介绍信，但是很多地方怀疑他的动机，认为他曝光这些“负面内容”是“别有用心”，甚至会有敌意。
1994年4月，安徽省临泉县城关镇刘老家村，11岁的刘小环为了上学去窑厂背砖坯，每次背16块，重20公斤，只得3分2厘钱。
1993年10月，贵州省水城县保华乡东升村。12岁的李成妹没有上过一天学，无论刮风下雨她都要去山里砍柴。
1991年4月，河南省商城县苏仙石乡琉璃河村。姐姐杨永香把救助款让给了妹妹杨永贵，妹妹愧疚的哭了。
1992年3月，山西省静乐县神峪沟乡南岩头村。解海龙拍下全国最小的学校“磨盘小学”，背后就是连绵不绝的大别山。
1991年5月，山东省平邑县西点村小学。村民们集资翻盖了教室，但再也无力为孩子们购置课桌了。
1991年4月，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周七家小学。一场春雨教室便一片泥泞，解海龙为保卫胶卷不被收走和校长扭打在泥坑里。
1987年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县安太乡寨怀村小学。戴红英一面背着不满五个月的小女儿一面上课。
1993年10月，云南省红河县虾哩村。为了能缴每年60元的学费，还要上山打柴。
1991年9月，贵州省水城县金盆乡新发村。辛家军和辛家友因父亲病逝双双失学。
1992年3月，山西省静乐县赤泥洼乡羊丈村。扛着桌凳踩着积雪去上学的孩子。
2007年9月，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库依乡。孩子们上学时每天都要从简陋的悬桥经过。
1992年3月，山西省静乐县神峪沟乡杜家庄村。解海龙怎么也想不到，由于雨后教室坍塌，孩子们只能借村民的窑洞上课，棺材就是课桌。
1993年10月，贵州省水城县花嘎乡天星村，有些孩子还要走上10多里山路才能来此上学，一个孩子连像样的鞋子都找不到。
1993年12月，四川省旺苍县大两乡向阳小学。一年四季四处透风的课堂。
1991年5月，山东省沂南县黄山坡乡。沂蒙山区遍地是石板，这是孩子们读书的主要文具之一。
1991年4月，河南省新县八里畈乡王里河小学。8岁的大鼻涕胡善辉在大声朗读课文。
1991年4月，安徽省金寨县南溪镇查畈村，7岁的小光头张天翼。
1991年4月，安徽省金寨县三合乡张湾小学，解海龙看见一个大眼睛小姑娘，马上按下快门，这张照片就是“希望工程”的代表作品大眼睛苏明娟。
解海龙通过镜头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在那些国家级贫困地区，上学是一件多么宝贵的事情。但是不管学校条件多么差，不管路程有多远，不论孩子们的家庭情况多么差，每一个孩子都对解海龙说：叔叔，我想上学，我想念书。解海龙一边拍一边哭，为了能让这些孩子上学，他一拍就是十年。
有人批评他拍的全是阴暗片，他发火了，说：孩子连学都上不了，还要那个面子干什么？你现在少盖所学校，将来就会多盖所监狱。
解海龙的专题“我要上学”的照片传回青基会，这些照片打动了所有人，“希望工程”展出后反响空前。第一场展览后不久就收到全国1个亿的捐款，1992年，求助失学儿童的人数由4万人猛增到32万人。到2005年，“希望工程”共收到捐款30亿，建立了12559所希望小学，资助了289.7万名失学儿童。
解海龙的“大眼睛”被报刊采用，印刷累计超过1亿次，成为20世纪发行量最大的印刷品。解海龙的56张照片在人民大会堂展出，吸引了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的目光。“大眼睛”在一场拍卖会上拍出30万的高价，解海龙将这些钱全部捐给了西藏的一所学校。
经过解海龙的镜头曝光，学校得到了捐款，曾经对解海龙误解的校长非常不好意思，而有的家庭接到捐款后激动的当场失声痛哭。“大眼睛”苏明娟进入安徽工行成立了爱心助学基金，“大鼻涕”胡善辉进入了济南铁路局工作。“小光头”张天义已经从盐城工学院毕业，进入江苏无锡一家智能科技公司。他们三个人，是众多被镜头改变命运的孩子们的代表。
2018年9月1日，时隔20年，解海龙和“大眼睛”“大鼻涕”“小光头”再度相聚在CCTV1的《开学第一课》，这是一个大善大德之人最好的礼物。
白岩松在10年后的一次节目中采访苏明娟和解海龙问道：你们觉得是谁改变了谁？苏明娟说：是解叔叔改变了我们。解海龙回答：是她改变了我。20多年来，解海龙和许多孩子都保持着联系，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对解海龙来说，这些孩子已经和他紧紧联系在一起，一辈子难以割舍。
摄影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不会有终极答案，但可以从刘易斯海因和解海龙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真实记录尊严与道德，可供检索的历史。”
谨以此文献给纪实摄影和我的太师傅解海龙。同时还要感谢我的恩师贺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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