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阳人的古琴艺术研究成果入编《续修四库全书》
这位斫琴师对传承很“较劲”
不事王侯不种田，日高犹自抱琴眠。
用此诗来写照丁志标的日常生活，可谓入骨三分。在经历了木雕工、箱包工等职业后，如今的他是业界小有名气的古琴斫制者。江苏扬州堪称国内最著名的古琴制作基地，却不时有人跑到东阳向丁志标请教。
近日，丁志标接到喜讯——由他组织申报的“古琴制作技艺”被列入东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许多人以为东阳历史上没有古琴制作技艺，现在我们可以自信并自豪地说，东阳的古琴无论是斫制还是弹奏，都曾经走在中国前列。”丁志标自信地说，支撑他这一论断的依据，就是清代东阳虎鹿镇葛宅村葛铭（字警堂）所著的《历代声律定宫》。这部著作共八卷，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
首次申遗失败，发心追本溯源
丁志标的斫琴史并不长，至今不过十多年。他是本世纪最早把古琴艺术引入东阳的人，又是古琴艺术被确立为世界文化遗产后，省内新兴的首批斫琴者。
2016年，在朋友的介绍下，丁志标接触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并于当年整理出资料，向市非遗保护中心申报古琴制作技艺，却在评审时被“出局”。理由是古琴制作在东阳缺乏历史依据，若按他的从艺年限计算，存世时间太短。
“专家告诉我，如果要把古琴制作技艺列入非遗保护名录，必须找到历史依据也就是文献资料记载，或者有三代以上至少100年的传承谱系。”丁志标很沮丧，因为对于斫琴，他完全是自学成才，缺乏传承谱系。至于资料，他查阅了多个版本的县志包括《东阳丛书》，都未有收获。不愿就此放弃的丁志标在朋友圈内发布了“征集令”，征集东阳古琴艺术资料。但将近两年过去，消息如石沉大海。
就在新一轮非遗项目申报期限逼近前，事情忽然峰回路转：市书法家协会秘书长、市古琴协会会员金妙雄，偶然获悉市史志办副主任张敬正在协助葛宅收集名人资料，遂向她求助。很快，张敬找到了《中国音乐学》杂志中的论文《葛铭对“旋宫转调”概念之求解与索考》。这篇论文中提供了重要线索：清人葛铭所撰的《历代声律定宫》，对中国传统宫调学之核心理念——“旋宫转调”，建构了正确的基准结构，廓清了自南宋以来约千年，在中国传统宫调学研究领域中的认知。
“旋宫转调是中国古琴的宫调核心理论，葛铭的这一研究也是围绕古琴而展开，那么他的著作里是否有关于古琴的其他记载？”丁志标购买了全套《历代声律定宫》复印本，在其中的第五卷第一页，赫然就是《琴》！
爬梳剔抉考寻，奠定东阳琴论
葛铭被视为东阳历史上三大地理学家之一，但他在当时民间身份不过一介“教书先生”以及“风水先生”。他的《历代声律定宫》并未刊行，却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卷116）。
在《琴》一篇中，葛铭从“琴制总论”和“琴律图说”两个方面，阐明了他对古琴制作和古琴弹奏两大技艺体系的理解。在历代乐论随时间更替而散佚、消失的情况下，他的研究成果堪为“集大成者”，澄清并纠正了中国传统古琴理论中的许多误区。
比如对于“大琴”，葛铭指出，《尔雅·释乐》把大琴称为“离”，指出大琴有二十七弦。但大琴琴身长多少？他通过研究多本史料，最终确定《史记》所载“古者琴长八尺一寸”。“或即上古之大琴乎”，认为司马迁所记载的这种八尺一寸长的琴，就是周朝皇室祭祀宗庙所用的大琴。他还指出，八尺一寸是“九倍黄钟之数”，九在古代是最大之阳数，可以代表皇家。而古人常用的古琴，对于其琴身长度，他也有不同的理解。“通考载，孔子琴长三尺六寸四分”，而风俗通云琴长四尺五寸。这两者到底以哪个为准？葛铭认为，四尺五寸是“五倍黄钟之度”，“三尺五寸上下者，为今尺四倍黄钟之度”，“盖中琴皆以四倍黄钟之数为准，故孔子琴度乃百世之宜也”——风俗通行的古琴为“中琴”，长度为孔子所用的琴身长度即三尺六寸四分；而非《广雅》认为的三尺六寸六分，更非今人通用的三尺六寸五分！
随后，葛铭通过梳理《史记索隐》《周官义疏》《乐议》《陈氏乐书》等的相关记载，以及唐代杨收、宋代姜夔和沈括、明代何楷等人的乐论，从弦、徽的设置等方面梳理出了完整而清晰的脉络，确立了古琴的形制标准。
“古人关于古琴的论著浩如烟海，葛铭的最大成就在于梳理考证，在把历代的乐论几乎一网打尽的基础上，择其精华而述之，正本清源，去伪存真，而且各部分衔接自然流畅，宛若一气呵成。”丁志标说，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摘要、考据能力，葛铭为中国古琴史奉上了《琴制总论》与《琴律图说》。
葛铭对琴艺更重要的贡献，在于提“旋宫转调说”的自命题，他认为“上古圣人默会声气之原，制旋宫转调，五调相转，循环不息”。以此为依据，葛铭对“五宫之旋”自我求解，绘出了“琴弦旋宫转调图”，阐明了“宫随律旋，调同宫转”，从而导致音阶调式形态无穷变化的“旋宫转调”原理。这既是中国古琴艺术的重大理论成果，更是东阳古琴理论的“压舱石”！
这个对古琴乐理有着精深造诣的贫弱书生，清代皇家何以把他“迄未刊行”的稿子收入《续修四库全书》？这其中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早已随风雨散尽。“所有的理论都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葛铭拥有斫琴实践，这是毋庸置疑的！”丁志标说，虽然《历代声律定宫》中并未见葛铭斫琴、弹琴的记载，但从他的条分缕析，不难看出他对琴制与琴律都“屡过其手”；加之清代以来民间斫琴成风，这也为葛铭研究古琴艺术提供了实践条件。
地界之尊话葛铭
对古琴艺术造诣精深的葛铭，究意是何许人？虎鹿镇葛宅村委会主任、《葛氏东阳》执行主编葛煊炜遍搜史料家乘，还原出了其大致轮廓。事实上，历史上的葛铭是著名的地理学家。
葛铭（1793-1859），字警堂，号杏南，又号白石山樵，葛宅人。16岁补博士弟子员，岁、科两试名列前茅,得廪膳名额。文章在当时已名噪一时。据好友李品芳（1793～1876）回忆：“余尚久已耳君名，弱冠游胡竹香先生门，始获交君。”早听到了葛铭的文名，只是无缘识荆。直到弱冠时两人同游名儒胡竹芗门下，才彼此相识。
先生一言终成真
胡竹芗是当时东阳的学界领袖，不仅学问深厚，更有慧眼识人。后来就有这么一个传说，说他如何识解自己的爱徒。
当年学期结束时，葛铭与李品芳受胡竹芗之邀，一同前往先生私第。两人到先生家门口，只见石子明堂里铺上了红地毯，从台门直铺堂前。当时有钱人办喜事，讲究在明堂里铺上红地毯。地毯是新铺的，葛铭便绕过地毯走，李品芳则大大咧咧踏着地毯直入前堂。
先生吩咐上茶，待两人喝完茶，先生便道：“请你们过来，是想借着眼前的红尘看看你俩的前程。老夫讲得对不对，都不要记气。增美（李品芳）心无旁骛，能成事，成大事；警堂思前想后，格局受限，但心思缜密，著书立说，不专古调，老夫终当让你一头。这院子你俩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回，增美熟视无睹，说明胸襟开阔，眼里心里没有自己。我执鞭有年，出了你们两个，平生再无遗憾。”
游学剡西为哲匠
葛铭喜欢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博览旁搜，贯穿百氏”，对举子业终究是看得淡。25岁前后便到剡西书院讲学。在剡西的那些年里，结交了当地许多知名人士，每到夜晚，葛铭便将院子打扫干净，院子里没几条凳子，晚来的就席地而坐，葛铭盘腿坐石头上，“指示星纬，遐瞩高谈。”这习惯至老不改。
在他培养的学生中，“门下士多掇科第去”，看到许多弟子制策登科，风光无限，便是自己五个儿子中老大聚云、老四翔云，也初有功名，推知自己与科甲终究无缘，终于割弃了进取的念头，专意“述作自娱”。
聚云、翔云两兄弟一直跟随葛铭在剡西求学，后来两人决定回乡教学，这时葛铭才想到自己已然年迈，打算落叶归根。其学生程文选动情地说恩师其时是“慨然有裁狂简之志”，一个志存高远而处事疏阔的人，回乡即意味着养老，葛铭心有不甘。显然，葛铭并不知道家乡人的热情。当他回到家乡的时候，他的文名早已被乡人推许为“山斗”，要求跟随他游学的学生从东阳各地涌来，挤满了院子。葛铭便在乡里设塾讲经，没过几年，剡西的缙绅不断托人过来，请求葛铭回去主持书院工作，大有不去不休的犟劲。葛铭在剡西学界有“哲匠”即一代宗师之称，盛情难却，于是在晚年重新出山，“掌阳山、辅仁诸书院教，故门生著录数倍”，大凡嵊县学界有名之士，几乎都是他的学生，甚而以一家三世不舍而随葛铭游学的。
潜心地理穷一生
道光二十三年（1843），葛铭到桂坡拜访好友李品芳，其时李品芳刚辞官回家不久。老朋友见面，当然有说不完的话，当晚就在李品芳家过夜，烛光摇曳中，两人说到了葛铭的成果。十年后，李品芳仍清楚地记得当晚情景：“从谈天人性命之奥、河洛图书之秘甚悉，至于大地山河之支干脉络、源流分合，若数掌上螺纹，口讲指画尤娓娓不倦。余始而惊，继而喜，瞠然若失者久之。”李品芳之所以“瞠然若失”，是因为他忽然想起自己督学云南时，遇上一个叫王鹤谭的生员，也谈到了山水，与当晚两人的谈话，“每多暗合，万里遥遥，若合符节。”
葛铭告诉他：“余于地理之学，潜心探索者三十余年，于兹稽之图经，参之躔度，其有一山一水之分合，不得其故，则忘餐废寝，有求之五六年或四三年而后得者。”于是拿出所著《河洛正宗》《乾象汇编》《寰瀛山水略》《声律定宫》等书，李品芳阅后，“乃益叹君用心之勤且毅，而求其所自得者，诚不可及。”
据其孙葛绍洛云：“先大父著述，如《禹贡图说》《明堂备考》《学校备考》以及井田、祭祀、宫室、衣服、车制诸备考等书，指示及门，尚未脱稿。粤匪扰后，原稿半遭兵燹，所存惟《寰瀛山水略》《乾象汇编》《声律定宫》《河洛正宗》四部而已。”这四部书稿原藏于曾孙葛树堂家，也不幸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十月毁于火。今唯存《寰瀛山水略》四卷及《古今声律定宫》八卷。后来葛宅建造文化礼堂，又意外发现《乾象汇编》《河洛正宗》两部书稿，皆为葛绍洛手抄本。
《寰瀛山水略》为光绪五年（1879）葛氏家塾镌本。光绪元年筹划付梓，其时葛铭已逝，李品芳慨然为之作序，并揽责统阅全稿，各卷次分别由葛铭学生张振珂、程文选、刘炳辉、钱埙、程炳暹、赵允丹、蔡云霄、周洪涛校对。该书乃葛铭用力最勤之书。以《水经》之体例，述华夏山水之脉络，乃我国地界先尊之作。
葛铭于家族亦贡献良多。道光十二年（1832），官修本《道光东阳县志》付梓。葛铭应邀“为邑乘补其遗”，增入先祖葛洪行略三千余言，及《靖懿公》《好古斋记》等篇。道光二十八年（1848），“为家庙葺其旧，爰妥先灵，倡修家庙奂一新。”道光三十年（1850），“上则置春秋崇祀之田（纠百顺会置祀田若干亩），下则肇耕读贻谋之产（纠肇庆会以为后日义田义垫计）”，并撰写《兰桥大宗祠百顺会叙》。
葛铭“究心堪舆家言，卜吉多中，业岐黄着手成春”，推及村落布局，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便一览无遗。在他的呼吁下，葛宅首先“井间纡客，辙移矮屋以辟通衢”，自迁居以来，最大规模的聚居地改造工程由此展开，历时数十年，拆屋通街、溪水东流、夯筑水口，终让村落具有鲜明的江南风貌特征。
葛铭一生虽不曾在科考上扬眉吐气，以明经终老，然其手泽所存，卓卓如是，称道勿衰，可谓一生无憾。
（东阳日报□记者 吴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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