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祈：民族音樂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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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祈是我國五四運動前後到抗日戰爭之前的近20年中文化界一位著名的愛國主義音樂學家。將東西方之音律，東方各民族之音律進行比較研究，始創於王光祈，這無疑是中國音樂學上一大貢獻。”這是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呂驥在《王光祈音樂學上的貢獻》一文中對他的重要評介。
1892年8月15日，王光祈出生在四川溫江，他童年時代就會吹簫、笛，對音樂產生濃厚興趣，讀中學時又醉心於川劇。這為他後來從事音樂研究奠定了基礎。他早年讀私塾，15歲考入成都第一小學堂高年級。他勤奮好學，才思敏捷。清宣統元年（1909年），考入成都四川高等學堂分設中學堂丙班，與郭沫若 、李劼人、周太玄等人為同窗知己，是班上的高才生。一次他們一起到成都東郊菱角堰周太玄家聚會，仿桃園結義，相約死後同葬此地——後來王在德國逝世，李劼人果然設法將其骨灰運回安葬於該處。
1912年春，王光祈畢業於成都府中（現石室中學）。1914年考入北京中國大學，學習法律，1918年7月以優異成績（第二名）畢業。在京求學期間，還擔任了幾家報社的記者、編輯等職，結識了李大釗、陳獨秀等，在其主辦的《每週評論》的創刊號上發表社論，積極從事社會活動。
1915年秋天，王光祈考入北京中國大學專門部學習法律。當時，他寓居北池子一間狹小簡陋的小屋，過著半工半讀的艱苦生活，課餘兼任成都《群報》(後改名為《川報》)的駐京記者。正是藉著這個機緣，王光祈結識了李大釗，當時李大釗正主編《晨鐘報》副刊，他們一見如故。李大釗對王光祈非常欣賞：“光祈是一個能想、能行的青年，極有志氣。”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秘密簽訂了《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激起留日學生的激烈反抗，遂有留日學生救國團的成立以及團員歸國的壯舉，先後有三千多名留日學生罷學回國，在這些人中就有王光祈的好友雷眉生、張夢九、曾琦。就這樣，一夥中學時的同窗好友又見面了，他們常在川中老鄉、留日學生陳愚生家裡聚會，談論時局。他們認識到，單憑一腔熱血是救不了國的，必須做一些基礎性的準備工作。王光祈提出，救國的長遠辦法，“應早日集結有志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經過磨鍊，成為各項專門人才，始足以救國建國各種實際問題之解決”。正是基於這種認識，成立少年中國學會的想法誕生了。周太玄回憶少年中國學會的緣起時說：醞釀發起少年中國學會的主要動因，就是都感到現狀不能容忍，“必須由自己聯合同輩，殺出一條道路，把這個古老腐朽、呻吟垂絕的被壓迫、被剝削的國家改變為一個青春年少、獨立富強的國家”。
這年的6月30日，王光祈聯合從日本歸來的曾琦、雷眉生、張夢九以及陳愚生、周太玄，在順治門(即宣武門)外南橫街岳雲別墅張文達祠召開少年中國學會籌備會。由於李大釗在思想界、新聞界的威望，他被邀請參與活動並列為7個發起人之一。王光祈起草了具有規約性質的《吾黨今後進行意見書》，獲得大家的贊同。因此，大家公推王光祈為籌備處主任兼會計，周太玄為文牘，李大釗為臨時編譯部主任，並委託王光祈組織籌備處。
周太玄後來在《王光祈先生與少年中國學會》一文中這樣回憶：“從此以後的光祈，便真入一新境界，得著一新生活，他的全部光陰精力都用於會務，會中的大小事件都由他一人悉心擘劃”，“簡直可以說他的整個人生都寄託在這個學會。我常說光祈沒有這個會，便無生趣，這個學會若沒有光祈，便沒有靈魂”。
1919年7月1日，五四運動兩個月後，按照籌備會的計劃，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回回營陳宅召開成立大會，王光祈任大會主席併發言。根據王光祈、李大釗等人的提議，學會宗旨確定為：“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由於王光祈在籌備期間做出的巨大的貢獻，他被一致推舉為學會執行部主任，總理對內對外一切事務。王光祈在《少年中國之創造》一文中寫道：“我們要改造中國，便應該先從中國少年下手，有了新少年，然後‘少年中國’的運動才能成功。”這一取向和當時的時代思潮十分合拍，因而吸引了大批有志青年。少年中國學會成立後，迅速成為五四時期影響最大、分佈最廣、持續時間也最長的全國性青年社團。蔡元培就曾經說過：“現在各種集會中，我覺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國學會。”這可以說代表了時人對少年中國學會的普遍看法。
少年中國學會盡管人數不算太多，其鼎盛時期有會員107人，但可謂精英薈萃，名士雲集。共產黨方面，有毛澤東、李大釗、惲代英、鄧中夏、高君宇、劉仁靜、趙世炎、張聞天，“中共一大”四分之一的代表囊括其中。國民黨方面，除了先為共產黨，後為國民黨的周佛海，還有楊亮工(官至考試院院長)、吳保豐(官至教育部次長)，沈怡(官至南京市長)，以及後來青年黨的核心成員左舜生、李璜、陳啟天，更有科學、教育、文化界的名流朱自清、宗白華、田漢、張申府、許德珩、李劼人、方東美、舒新城、楊鍾健、康白情，甚至還有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船王”盧作孚，以至於當時有人說，當今中國已是“少年中國”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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