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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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人生都需要一點壓艙物,避免在不斷流失之中失去重量地漂流。”英國作家尼克·霍恩比在《失戀排行榜》一書中作如是言。讀罷此言,我不禁在想,我的壓艙物是什麼呢?去掉身外之物,什麼才是真正屬於我自己的呢?或是,我的人生究竟能夠剩下什麼呢?正如尼采所言:“我們可以試著想象一下,倘若這些東西都被拿走後的情景。比如金錢、家庭、土地、依靠、朋友、頭銜、工作、名譽、年齡、健康等,如果這一切都不存在。那樣的話剩下的又會是什麼?剩下的是誰都無法拿走的真正的‘我們自己’。比如我們的感性、能力、意志、願望等,還有許多。”

我在北大當教授

《我在北大當教授》是一本人物訪談集,共彙集了20名北京大學教授。這些教授,知名度大都不高,很多都是年輕學者。不過,他們的侃侃而談,還是讓我讀得興致盎然。主要是他們各自所談的人生所得,是很值得思考的。

每個人的一生,都有自己獨特的故事,以及獨特的所學所遇所思所悟。而善於思考的學者的人生,就更多了幾分分享的價值了,更何況他們還有各自的學術見解。

我在北大當教授

徐凱文說:“為什麼會出現心理困擾,我會覺得是因為我們迷失了人的本性,我們以為外在的物質可以給我們帶來快樂和幸福,然後去拼命追求那些快樂,無論是物質也好,還是權力也好,如果回到人本真的狀態,那些困擾是不存在。”李四龍則言:“怎麼重新在當今的世界格局裡激活儒釋道的思想,構建一個新的中國文化,既能讓我們的老百姓滿意有自信,又能夠讓其他地方的人民接受喜歡,這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文學者應該關注的事情。”裴堅表示,科學並不總是對的。“科學本身無所謂對與不對,它強調的是發展,它強調的是後面的人可以否定前面的人。科學不是永遠正確的,永遠正確的東西是宗教,而且要求永遠正確的東西更是邪教。科學不是永遠正確的。”劉富坤說:“到了某個階段,做事情的高度是由人的思想意識決定的,因此有自己獨立思考的時間是很重要的,不管是做科研還是別的,思想決定你的意識,意識最後才決定你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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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此書,你會發現,很多大學教授思想很單純,比如陳春花如今還愛問別人夢想,陳春花說:“我見到年輕人時很愛問:你的夢想是什麼?他們覺得我挺奇怪的,就像人家問你幸福嗎,是無關緊要的問題。我一直問這個問題,不是問著玩的,我是真的想知道他們的夢想是什麼。因為夢想是可以牽引著你一直走下去的東西。不管你現在的生活環境、能力如何,都可以有一個遠一點的夢想。有這個夢,你就可以朝著這個方向一直走。”大概與工作環境有關吧?工作在象牙塔裡,可能就不太世俗化。陳春花還言:“在當下社會中,什麼能給你定力?那就是大學。我特別期待學生們或者回來學習,更重要的是回到校園感受那份寧淨,那份內在的價值給你的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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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岩誼教授有兩個女兒,都正在上學,他說:“對於女兒們的教育,我是持放養的態度,管得少。我覺得,健康、快樂這兩點是我對她們最大的期待,以後從事什麼職業是她們自己的事,也沒期待她們一定要選擇我從事的行業。我對人生沒那麼多糾結,該做什麼就做什麼,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這樣才有意思。”據我觀察,越是文化程度高的人,對子女的學習,越是持開明態度。他們不大逼迫孩子,願意尊重孩子的興趣和自主選擇。我想,大概他們的觀念與其視野有關吧,他們大致知道拼命學習的結果以及各種職業的人生狀況,所以,也就不大強迫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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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孝遠講的一個故事,很耐人尋味。朱孝遠在伊利諾伊州大讀書的時候,他的一個室友是學生會主席。這位室友獲得博士學位後,被一個一流水平的高端實驗室錄取。同學很佩服他,他自己也覺得很了不起。他到實驗室報到時,接待他的只是個小青年,他就覺得自己有點不被重視,沒想到,那個小青年對他說:“我是這個研究所的所長,手下有十來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在此工作。你準備選哪一位做你的研究導師?”室友一聽方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在選導師的時候,他選了一箇中國很推崇的老太太。這位老太太在20世紀50年代時發表過一篇論文,過了幾十年,她論文提出的設想被人證實了,她也因此被授予了諾貝爾獎。他對老太太說:“我就跟你。”老太太說:“我沒學問的,你要跟我幹,我就叫你每天做同樣的事,跑到田裡去,量一量玉米葉子回來幫我登記,我就做這個事,已經做了幾十年了。”老太太一輩子沒結婚,每天自己燒菜做飯,每天做的事情很簡單,就是到她的那塊田裡去測量玉米的葉子,然後再拿回來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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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做學問,還是做人,都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耐得住寂寞,才可能不隨波逐流,不為周圍誘惑所動,才可能有所不為,而有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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