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时任乐亭县委书记张子明为李大钊故居纪念馆开馆剪彩
李大钊故居纪念馆
李大钊故居纪念馆
最近，在整理相册时，发现了1958年7月1日李大钊故居纪念馆开馆仪式的一组老照片。这些照片，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依然十分清晰，它真实的记录了当时历史的宝贵瞬间，由此而引起了我的回忆。
（一）
1958年7月1日，清早，淅淅沥沥的下了一阵小雨，雨停后，天空一度阴沉着。在大黑坨村李大钊故居道南的空地上，预先搭建了一座席棚台子，作为大会主席台。会场布置的庄严肃穆，主席台中央是大钊先烈的遗像，左右两侧是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主席台前面悬挂着“庆祝大钊纪念馆开馆典礼”十一个大字。当天，出席会议的有乐亭县委第一书记张子明、副县长刘步林、县直属单位负责人、各乡镇党委书记、团委书记，以及大黑坨村及其附近村的群众和学校师生，共计4300余人。这次大会由我担任司仪。
上午8点钟会议开始，全体与会人员在李大钊遗像前肃立默哀了3分钟。之后，张子明同志代表乐亭县委、县人委讲话；县文教局副局长朱长安同志介绍了筹建经过；胡坨乡党委第二书记张桐生同志以及各界代表发言，纷纷表示：要继承大钊遗志，发扬大钊精神，把大钊故乡建设好。
接着，全体与会人员聚集李大钊故居门前，在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在一片欢呼口号声中，由张子明同志为李大钊故居纪念馆剪彩。随后，故居的两扇黑色大门敞开了，全体与会者，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列队依次进入到故居院内及各展厅参观展览，并认真聆听讲解员的热情讲述和介绍，秩序井然，神情专注，大约持续到下午3点钟，人们才依依不舍地慢慢离去。
（二）
1957年初，乐亭县委，县人委根据党中央和省、地的指示精神，经过多次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对李大钊故居进行修复，并搜集文物予以展示，以便教育后人。当时，在省、专文化部门的直接参与下，由县委、县人委、县直有关部门，以及当地乡、村代表，共15人组建成故居修缮委员会，负责全部领导工作，同时抽调专人，派驻现场具体组织实施。整个工作安排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于1957年底完成故居的土建任务，并尽力搜集整理李大钊的生平事迹；第二步于1958年上半年，在继续搜集文物的同时，全部完成室内、外装修及布馆工作，确保7月1日前全面完成建馆任务，向建党37周年献礼。
对于故居的复建工程，中央及省、专有关部门提出的原则是“以存其真”，强调用旧物、旧料，力争再现本来面貌。
李大钊故居始建于1881年，是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在东北经商挣钱后回乡修建的，历经几十年的风雨剥蚀、战乱糟蹋且长期无人居住，大门及院墙多有倒塌，房屋四壁及室内物品均破败不堪。因此，在施工前，首先由首都博物馆魏群同志亲自参与、指导，并邀请当地部分土木建筑专业技术人员，根据房屋的原貌，制作了全院模型，以后又经过听取李家亲属及本村老年人的回忆，将房屋布局、门窗格式、颜色，使用原料等考究准确，并报经各级领导审查、研究、批准，予以认定。在施工中，从县建筑部门选择了最优秀的能工巧匠，精心操作，一丝不苟。当时修复故居所用的砖，是从本村李海涛家的围墙上拆下来的，因此墙的砖和故居的砖，年代、尺寸、造型基本相似。故居二门的一块“压山石”两半了，原打算找一块完好的石料来顶替，可找遍了周围各村庄也没找到，最后只好将那块两半的石头粘好，又用上了。诸如门窗、锅台、炕的位置、高低；室内山墙的长短、簿厚；以及所用材料均与原物相似。其中门窗因腐烂无法使用的，就用相同树种的木料来代替制造；碾棚、猪圈也都是在原处恢复了原貌。在整个修建过程中，当时分管文卫工作的副县长高航舟同志，以及故居修缮委员会的成员们，多次听取专门汇报，帮助研究处理具体问题。尤其值得提出的是高航舟副县长，体质本不太好，但在这项工作中，他高度认真负责，精心思考，出谋划策，昼夜操劳，同时还经常骑自行车亲临现场检查、指导，使工程进行的十分顺利。后来由于身体状况欠佳，以致7月1日的故居开馆典礼都没能参加。
（三）
在李大钊故居土木工程修缮的同时，故居的文物搜集工作也相应展开。最初，主要是把散落在院内外、室内外，以及旮旮旯旯的物品搜集起来，加以清洗、修整，妥善保护起来。当时，大钊用过的一些物品，大钊夫人陪嫁的衣柜、掸瓶、座镜等，都是东一件、西一件散落在各处，且均破旧不堪，就连大钊母亲与夫人先后使用过的那台旧式木制织布机，也是缺胳膊少腿，经过搜集散件，修补后才完善起来的，后陈列在东厢房屋内，恢复了原貌，成了重要的历史文物。继而，就是广泛发动群众，特别是通过动员附近学校师生，开展搜集大钊遗物活动，取得了显著效果。现陈列在东正房屋炕上的那张“小方桌”，于1947年被大钊次女李炎华卖出去了，后经知情者提供信息，知其流落到董庄乡的乐亭铺时，便派专人通过工作赎了回来。这张“小方桌”是李大钊幼年时期爷爷教他读书写字用的桌子。
1958年5月，县里把在文教局工作的刘荆山同志派去任故居纪念馆馆长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搜集文物及布馆工作中，遍访了大钊的亲友和当时的老党员、老干部，一次他找到了富各庄村大钊的表姑薛范氏，老人已经80多岁了，但她清楚的记得大钊平时对亲友们讲的生活五鉴：粗布以御寒，晚食以当肉，茅屋以栖身，缓步以当车，无罪即是福。在访到老党员荣光时，他仍记得大钊殉难时，乐亭各党支部纷纷举行悼念活动，当时木瓜口村党支部还写出了墙报：一切的热泪，一切的牺牲，一切劳苦工农的觉悟，一切反压迫的活动，都是你那身壳的余影，你今死于残暴军阀之下，何等的悲痛，何等的激愤，可是你那未竟的事业，我们要努力，我们要继承，我们要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的努力，不怕流血，不怕牺牲。由于刘荆山同志的不懈努力，使许多文物得以保存下来。李大钊坐过的藤椅，去北京修复时，不慎在玉田县境内丢掉了，司机师傅说：“那破玩意，丢就丢了呗，到北京买个新的。”刘坚持说：“那是文物，非找回来不可，如果找不到，就得到玉田县委去，请他们发动群众帮助找。”结果，往返几十里路，从路旁边沟里找到了。李家的祖先“牌位”，在修复门窗时，被木匠当“支窗户棍”给弄坏了，刘发觉后，见李任荣（大钊父亲）的名字下面，只剩下了出生年月，而出生日期没有了，少了三个字，成了永远的遗憾。1958年6月，刘荆山经国家文化部介绍，来到北京松云阁书座，购到了十分难得的全套《新青年杂志》，丰富了馆藏内容。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找到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当时这里正搞一个李大钊殉难30周年的展览，当筹备处的薛雯同志，得知故居正在进行布展的情况，便帮助将李大钊殉难30周年展览的图片，全部进行了复制，并请上海雕塑家肖传久同志为李大钊塑了石膏像。这些图片的“相框”全是在北京制作的，并没花多少钱，同时，还抄来了全部讲解词。正因为故居纪念馆展出的李大钊事迹，是国家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提供的，其内容极为丰富，水平也是极高的。这些宝贵资料的取得，为故居纪念馆适时开馆起了重要作用。
（四）
李大钊故居纪念馆开馆以后，全国各地参观人员络绎不绝，特别是节假日期间，一些单位和学校集体组织大批干部、师生，远道赶到馆内瞻仰遗像、参观图片、聆听讲解员的具体讲解，使参观者受到了极其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有的单位还在大钊像前，举行入党仪式，举手宣誓，场面极其庄严。在参观人员日益俱增的情况下，故居的场地极不适应，许多人只能在街头等待、游动，偶遇风雨突至，参观者无处躲风避雨，困难极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60年初，县委、县人委做出决定，在故居对面路南的那块闲置空地上，修建了一座可容纳500左右人的简易礼堂，以供参观者临时休息。该礼堂于1976年地震震毁，1984年又在此处建起了现在的接待站。
1991年，为纪念建党70周年，经中宣部批准，在故居大门内、二门外，又雕塑了大钊半身铜像一尊（作者系清华大学宋泊教授），供参观者来到像前瞻仰。
1982年7月23日，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大钊故居列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8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大钊故居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者马玉林，原乐亭县副县长，上世纪五十年代任县人委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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