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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時期我黨廉政建設的成功經驗在於綜合發揮了榜樣、信仰、制度和監督四種力量的作用，是中國共產黨人廉政建設的早期探索。它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基因，屬於一種複合型的反腐敗方略。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1927年11月—1929年1月）和中央蘇區時期（1929年1月—1934年10月）是我黨開始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根據地政權和局部執政的時期。有了政權哪怕是局部的政權，就有了腐敗的可能性。我黨因此早在革命根據地初創時期就積極加強廉政建設並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廣為傳唱的歌曲“蘇區幹部好作風”反映了當時蘇區幹部良好的工作作風。歌曲中唱道：“蘇區幹部是好作風，自帶乾糧去辦公，日穿草鞋幹革命，夜打燈籠訪貧農”，生動形象地反映了當時蘇區幹部勤政為民、廉潔奉公、無私奉獻、艱苦奮鬥的良好作風。
歌曲的創作來自於生活原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啟耀響應中央號召自帶伙食幹革命。他妻子怕他餓著，給他挑糧食，並開玩笑說：“老公老公，飯要我供。”他回答說：“革命成功，吃穿不窮。”兩人的俏皮話在蘇區傳為佳話。在突圍時，他揹著省委交給他保管的大量銀元，自己卻靠沿街乞討維持生計，最後終於把珍藏的鉅款交給組織。他被人稱為“腰纏萬貫”的討米人。
蘇區幹部的好作風在隨後的根據地政權中得到了繼承和發揚，這種良好作風成為我黨戰勝敵人的一大“法寶”。共產黨、人民軍隊和根據地政權之所以能不斷髮展壯大，最終贏得革命的勝利，就是因為他們始終堅持悠悠萬事唯人民利益為大，一個局部執政的廉潔的政黨、一支廉潔的軍隊、一個廉潔的局部地域的政權，在與腐敗的執政黨、腐敗的軍隊和腐敗政權的較量中，由於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持和擁護，力量倍增，最終贏得了勝利。
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時期我黨廉政建設的成功經驗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它們共同促成了這一時期我黨廉政建設的成功。
毛澤東、朱德等根據地領導人以身作則，勤儉節約，同甘共苦，為根據地黨政軍民作出了表率。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敵人對革命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毛澤東號召全體軍民厲行節約，並向全軍宣佈了一個關於用油燈的規定，團、營、連部晚上辦公時用一盞燈，可點三根燈芯，他自己本來可點三根燈芯，但卻一直用一根燈芯辦公、看書、寫文章，還常常忙到深夜。就是在這樣的燈光下，毛澤東在井岡山寫下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鬥爭》等光輝著作。朱德上井岡山時已經40多歲，紅軍在山路挑糧時他也和大家一起挑糧，一些幹部戰士怕他年歲大吃不消，藏起了他的扁擔。他重新做了一根扁擔並刻上自己的名字。
朱德和官兵一起挑糧，極大地鼓舞了士氣。毛澤東、朱德等根據地領導人的示範作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根據地幹部的工作作風。
有信仰有氣節的共產黨幹部做到了廉潔自律。唯有有信仰有氣節者可以自律。真正的共產黨人篤信共產主義，堅持為勞苦大眾而奮鬥，這樣在個人利益和組織要求發生矛盾時、在家和國不能兩全時以及公私利益衝突時他們能夠作出合乎道義的選擇，舍小家顧大家。方誌敏在《清貧》一文中曾這樣寫道：“我從事革命鬥爭，已經十餘年了。在這長期的奮鬥中，我一向是過著樸素的生活，從沒有奢侈過。經手的款項，總在數百萬元；但為革命而籌集的金錢，是一點一滴地用之於革命事業……矜持不苟，捨己為公，卻是每個共產黨員具備的美德……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他的話代表了許多革命者的心跡。
依靠嚴明的紀律和法律約束人們的行為。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為紅軍制定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其中大多數條款都是有關廉潔紀律和群眾紀律的內容，正是嚴明的軍紀保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不損害群眾利益，處處維護群眾利益，群眾才能對這樣的軍隊“擁護又喜歡”。中央蘇區還制定了專門的法令來同根據地的貪汙浪費行為作鬥爭。1932年12月制定的《關於懲治貪汙浪費行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第26號訓令》明文規定“貪汙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處以死刑”。從1932年4月至1934年4月，先後查處了中共勝利縣縣委書記鍾聖諒和該縣蘇維埃主席鍾鐵青貪汙腐敗案、“二蘇大會”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雲貪汙案等一系列蘇區幹部貪汙案，分別判處有關人員以死刑，在中央蘇區開了“殺戒”，引起極大震動。在查處大案要案的同時，對其他貪汙浪費行為也予以堅決查處。
厲行民主集中主義的制度，加強民主建設，發揮好各種監督機制的作用。在民主集中主義的制度框架下，井岡山和中央蘇區一方面加強黨對軍隊和政權的領導，另一方面努力加強民主建設發揮好各種監督機制的作用。毛澤東強調發揚黨內民主，在黨內通過民主生活會努力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一些不良思想傾向在批評監督中被及時發現和糾正。政權建設中反對簡單委派軍隊幹部擔任政府領導，強調通過工農兵各界代表推舉或民主選舉產生政權。在政府內部建立代表會和委員會會議的運作機制。軍隊中設立士兵委員會參與軍隊管理，維護士兵權益，官兵平等，激勵士氣。同時，努力健全各種監督機制。中央設立黨務委員會，省縣設立監察委員會，以便與各種不正確傾向和腐化現象作鬥爭。政府內部設立工農檢察部，實行上級巡視或檢查，建立中央審計委員會實行審計監督。在輿論監督方面，蘇維埃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設立“突擊隊”專欄，軍隊《紅星報》開闢“鐵錘”專欄，《青年實話》開辦“輕騎隊”欄目，《蘇區工人》設立“反對貪汙腐化”專欄，以揭露和譴責各種貪汙浪費現象。在群眾監督方面，工農檢察部設立控告局接受群眾檢舉揭發控告。在民主監督方面，對不稱職的代表，選民們有權將他們撤換、召回。
蘇區廉政建設多措並舉收到了明顯的成效。1934年9月11日，中央審計委員會在審計中央各部5—8月份的經費開支後發佈的審計報告中自豪地宣佈：“我們可以誇耀著：只有蘇維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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