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的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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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悅，從歷史的長遠角度來看，從使命感的神聖角度來看，對文人而言，是一種可得而不可常得，可有而不能常有的奢侈品。
當然，一個文人，在一些事情上，快活得不行；在一段日子裡，壓根兒用不著憂慮和恐懼；在一定範圍中，甚至連顧忌、戒備、防範、緊張，也是無須乎在意的，從而獲得相當程度，或一定程度的愉悅感受，是絕對可能的。但是，終其一生愉悅，從頭至尾愉悅，無日無夜不愉悅，無時無刻不愉悅，這種福星，中國沒有，世界也沒有，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古人說過，“人生識字憂患始”；古人還說過，“不如意事常八九”，這就說明生活本身，其實是並不愉悅的。因此，作為文人，愉悅難得，不愉悅卻常得，是太正常的事情。
不過，乾隆年間，江左三才子之一的袁枚（1716－1797年），這位隨園老人的一輩子，是幾乎接近於上述福星水平的愉悅文人。
在中國歷史上，在那個很難愉悅得起來，文字獄大行其道的年代裡，袁枚的出現和存在，應該說是一個奇蹟。這位老人家，不但他自己感覺到愉悅，享受著愉悅，同時代的人也都認為他，即使不算百分之百地愉悅，也足夠百分之九十九的愉悅了。很有一些同行，不但羨慕得直流哈喇子，還嫉妒得恨不能咬他一口。所以說，如果只是自己感覺到愉悅，也許是作不得數的，誰知你是強撐著的，還是假裝著的？唯有眾人都一致認為，那才是貨真價實的愉悅。
因此，不管你對袁枚的評價，是好是壞，他這種能夠獲得全天候愉悅的結果，有值得中國文人為之深思的地方。
其實說白了，袁子才的愉悅或不愉悅，與別人是並不相干的，愉悅是他，不愉悅也是他，幹咱屁事？為什麼人們要將他的愉悅當回事呢？因為這位老先生的一輩子，基本也是乾隆皇帝的一輩子呀！如果袁枚是個有他不多、無他不少的三流詩人，是個作品不多、廢品不少的末等文人，也則罷了，皇帝不會把目光投射到這班文壇小蟲子身上。可他卻是領袖群倫、左右詩壇、引導潮流、眾望所歸的龐然大物，乃舉足輕重之人、非同小可之輩啊！古語說，“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這樣一個大腦袋，在這位皇帝鐵腕文化政策的統治下，既沒有受過被摸頂的榮耀，也沒有捱過吃鑿慄的疼痛，細想想，該是多麼不容易了。那是一個“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的年代，是一個死了以後應該入土為安卻不能安的年代。結果，袁老先生在他的隨園裡，優哉遊哉，風花雪月，得其所哉地吃喝玩樂著，既沒有警察半夜敲門，也沒有便衣盯梢尾隨，能夠安然無恙地，逍遙自在地，甚至還是大搖大擺地，風風光光地度過一生，這豈不是奇哉怪哉，值得刮目相看的事情！這其中的蹊蹺，大家嘴上不說，心裡全都納悶兒：為什麼他在乾隆當政期間，居然成了個特例，難道這位老先生在陛下眼中，竟然成為一個隱身人嗎？
弘曆（1711－1799年），比袁枚早生五年，晚死兩年，是位厲害的皇帝，也是位愛挑剔到吹毛求疵程度的皇帝。隨便舉個例子，乾隆十三年（也是袁枚辭掉公職再也不做朝廷命官的一年）十月二十日，翰林院撰孝賢皇后的冬至祭文，這本是一篇例行的應景文章。但文中出現了“泉臺”這樣的字眼兒，弘曆一看，挑起刺來。“泉臺”二字，加之常人尚可，豈可加諸皇后之尊？皇后歸天，只能去西天極樂世界，哪有進十八層地獄之理？簡直混賬至極！也許，九五之尊，不會出此粗口，但他心裡會這樣申斥的：什麼混賬東西，你們以為朕是草包蛋，是外行領導內行，想蒙我、唬我嗎？
結果，張廷玉、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為此俱著罰本俸一年，連基本生活費也不給。由此來看，這樣一位咬文嚼字的皇帝，必然也是一位特別愛好收拾文人的皇帝。這一點，與他的父親雍正、祖父康熙、曾祖父順治，同出一轍，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雖然到他在位，大清江山，已經坐穩一百多年。然而，一個人的根，紮在血脈之中，非一朝一夕形成，也就非一朝一夕能夠改變。如果不幸這根是劣根的話，那就成了劣根性。清朝歷代皇帝，那種發源野蠻的諱莫如深，文化落後的恥於齒及，滿漢大防的不可逾越的劣根性，根深蒂固，不可改易，盤根錯節，無力掙脫，遂造成這個種族最後的沒落，這個國家最後的衰敗。所有出身於草根階層的頭領，莽原部落的渠首，即使登上權力巔峰，都難免這種抱殘守缺的愚執。有什麼法子呢？試為乾隆以及其父其祖著想，統治著人數、地域大於自己，文明、文化高於自己的漢民族，如何不被同化，如何不致淹沒，戒備防範都來不及，忌慮抵制還來不及，焉能有將國家、民族進入世界之林的宏圖大志？所以，這些整日疑懼不安，心理複雜變態，充滿過敏反應，深感危機叵測的帝王來說，面對漢族精英分子，在清洗上之不擇鉅細，在剷除上之不遺餘力，在屠滅上之不留死角，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而弘曆在這方面，可以稱作青出於藍勝於藍的一位。據故宮博物院早年出版的《清代文字獄檔》，順治在位十八年，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雍正在位十三年，乾隆在位六十年，加在一起，共計一百五十二年，清代的中央政府一級，或政治運動式的大規模，或消防滅火式的中規模，或追查撲殺式小規模，先後共製造了一百六十餘起的文字獄案件，平均不到一年，也就是十個月的光景，對漢族文人開刀問斬一次。在這種皇帝欽批的詔獄裡，坐大牢的，掉腦袋的，株連九族的，流放寧古塔，或更遠的黑龍江、烏蘇里江，給披甲人為奴的，每起少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加上地方政府一級的擴大戰果，層層加碼，法外行刑，斬盡殺絕，恨不能挖地三尺，人人過刀，以邀功求賞，用這些無辜文人的鮮血，染紅自己頂子。全中國到底關、殺、流、坐、立決、凌遲、斬監候多少文人，恐怕是個統計不出來的巨大數字。
所以袁枚生活在每隔十個月，就得收緊骨頭一次的年代裡，不但毫髮無損，皮毛未傷，而且相當愉悅地活到了八十一歲，壽終正寢，能不教人吮牙花子，嘖嘖稱羨嗎？能不令人視為奇蹟，吶喊叫絕嗎？要知道，乾隆如果想修理的話，是絕對來得及的，因為袁枚嚥氣之後兩年他才嚥氣。但這位陛下，百密一疏，竟讓這位“倡性靈說，天下靡然從之”的大文人，在文網羅織、詩獄頻仍的年代裡，逃脫那一雙鷹隼般捕獲獵物的眼，簡直不可思議。
所以我特別欽佩這位老滑頭，頭大且滑加之老，俗話說“老了的兔子不好拿”，他就屬於這種讓乾隆沒轍的老人家。
說實在的，他的名氣，大得不可能不讓當局對他注意有加，他的行狀，其招搖，其響動，其出格，其影響，不可能不讓當局對他置之不理。據李元度《袁枚事略》：
所作隨園詩文集，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重之，海外琉球至有購其書者，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享文章之名，未有及先生者。
這份張揚，這份排場，這份氣勢，這份聲譽，尤其不可能不讓中國文學史上首屈一指的，詩產量最高的乾隆皇帝，漠然視之，心不為動。然而也怪，他快活欣喜一輩子，舒暢自在一輩子，吃喝玩樂一輩子，風流瀟灑一輩子，相對於他同時代的那些愁眉苦臉，焦慮恐懼，擔驚受怕，坐臥不安，惶惶然不可終日的同行，那天壤之別，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弘曆好作詩，這是這位皇帝的毛病，做你的皇帝得了，幹嗎非要擠進詩人隊伍裡來？乾隆十四年（袁枚辭官後的次年）六月，他的處女作，《御製詩初集》問世，共四十四卷，收其自元年起到十二年的詩共四千一百五十首。此後，越寫越多，欲罷不能，到了咸豐年間，他當太上皇了，還在寫，一生寫詩達四萬多首，超過《全唐詩》所錄的唐人詩篇總量，這實在是驚人可怕之多。一位如此強烈喜好寫詩的皇帝，對文人來講，我相信，福的可能性很小，禍的可能性反而很大。固然，皇帝愛好文學，馬屁文人得以施展其溜舔功夫，但那些非馬屁文人，拍不上馬屁的文人，馬屁沒有拍好拍到了馬腳上的文人，就不會有好日子過。大學士張廷玉，因為一紙祭文，用了“泉臺”二字，罰俸一年。由此可以瞭解弘曆，必是一位非常精細，非常尖刻，非常不容人，非常挑鼻子挑眼，非常具有侵略意識的人。如果他不是帝王，是個普通人的話，第一，不能共事；第二，也不能交友；第三，當他的上級可以，做他的下級，你就沒命了。因為這種唯我獨尊的強人，幾乎不能容忍超過他，勝過他，對他不敬，對他的存在構成威脅的另一個。在太廟歷代清帝的肖像之中，乾隆這張臉，是最不面善的。
袁枚辭職，未必受到北京城裡乾隆對於張廷玉五大臣罰款影響，但下決心打報告自炒魷魚，他肯定了解這位懂詩的皇帝，對於詩人的存在，絕不是什麼福音。果如其料，第一，對錢謙益，乾隆三十四年下令銷燬他的《初學集》《有學集》，四十一年彙輯《四庫全書》時發佈上諭，“錢謙益等人，實不足齒，其書自應概行焚棄”。同年，命國史館編列明季《貳臣傳》，收入錢謙益，將其徹底搞倒搞臭，打入另冊。第二，對沈德潛，乾隆二十六年，將這位老夫子由蘇州招至北京，因為陛下正處於詩歌創作熱潮之中，急需一位捉刀人為其大量製造詩篇。歸愚先生雖年近古稀，但乾隆對他破格提拔，恩庇有加，授編修，擢中允，五遷內閣學士，官至禮部侍郎，以年老乞休。乾隆許原品致仕，並賜詩送行，作為御用文人，得此殊榮，可謂登峰造極。然而，四十三年，徐述夔《一柱樓集》詩案起，乾隆以其曾為作序的罪名，儘管已死多年，也不輕饒，“撲其碑，奪其諡”。其實，大家都明白，沈老先生告老還鄉之後，管不住自己的嘴，透露他為陛下代筆的秘辛，這才招來刨墳掘棺之災。就這樣兩位詩人的下場，能不讓袁枚不寒而慄嗎？
現在，弄不懂袁枚是一種自覺行為，萬萬不能跟作詩的皇帝玩文學，那可是一種危險的遊戲；還是袁枚下意識的本能規避，似乎總是躲著這位陛下，形成他的生存準則。所以，他做官，也只做江南的官，如溧水、江浦、沭陽等小地方的縣令。偏偏兩江總督尹繼善，器重他的行政能力，賞識他的詩詞才華，雖一為上司，一為下屬，但同為斯文，倒也相處得不錯。從袁枚的《隨園食單》裡，可以看到他在總督府裡，吃過鱘鰉魚、風豬肉、鹿尾等諸多大菜的記載，可證他們除了詩詞上的唱和，文字上的投契外，還是一對很對胃口的食友。隨後，尹繼善就“劇調”他到江寧就任，以示倚重，也算擢用。江寧是個大縣，是官員們仕進南京的跳板。因為南京是清朝政府控制江南的重地，為乾隆所關注，後來，他六下江南，都落腳於此。但袁枚卻不領情尹兩江的這種安排，很快就請假，“引疾家居”。
吳敬梓著的《儒林外史》中有一句名言：“南京是餓得死人的地方。”同樣，在袁枚眼中，南京的官場，也是能整得死人的地方。乾隆十三年九月，兩江總督尹繼善與兩廣總督策楞對調，這場權力角鬥，使袁枚看透了，政治這玩意兒，文人還是不宜沉溺其中為好。如果你不是玩家，而且你也玩不過人家，淺嘗輒止，也就夠了。況且，尹文端赴嶺南就任，他在這個能餓得死人的南京，就不大好待了。儘管尹繼善不是他的保護傘，但“朝中有人好做官”，可是放之四海皆準的道理。遂生頓悟，拉倒吧！索性連官也不要做了。不做你的官，不端你的碗，自然也就不受你的管。這時，吏部下文起復，要調他到陝西去任職，他就藉口“丁父憂歸，遂牒請養母”而致仕。
這位乾隆四年的進士，到乾隆十三年就辭官了，那年他應該是三十二歲。袁枚的舉動，確有驚世駭俗之意義。試想，如今那些耳順之年的官員，掙扎著不肯讓位，那些古稀之年的幹部，撲騰著發揮餘熱，更甭說那些四五十歲仕進得意之輩，幹得正熱熱乎乎，怎能金盆洗手？那些五六十歲求得大發展之人，還打算繼續崢嶸一番，豈能歸隱山林？所以，袁枚為徹底不受羈束，離權力中心遠一點，再遠一點，離是非旋渦遠一點，再遠一點，實在極明智、極清醒的選擇。於是，急流勇退，退出政治，躲開乾隆皇帝。老實說，不是所有考得進士出身的讀書人，都捨得拋棄前程，做得到這一點。據《清史稿》：
年十二，補縣學生。會開博學鴻詞科，海內學者二百餘人，枚年最少。試報罷，乾隆四年成進士，選庶吉士。
這正是登高望遠、前途無量之際，學而優則仕，不就等著這個階梯嗎？但他“卜築江寧小倉山，號隨園。崇飭池館，自是優遊其中五十年。時出遊佳山水，終不復仕”。從此，他的活動範圍，足跡所至，始終囿限於長江下游、江浙兩淮一帶。
不做到這點決絕，他也不能獲得他想要的愉悅。果然，他辭官以後，一心經營他的隨園，廣造聲勢，廣結善緣，廣交朋友，更以他的《詩話》，廣為擴大影響。據姚鼐《袁隨園君墓誌銘》雲：
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古，幽深靜麗，至欞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勝。
又云：
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
那時候，老先生退隱在隨園裡，左擁佳人，右列美姝，談笑鴻儒，往來俊秀；山珍海味，花舫堂會，茗茶美酒，水榭唱曲；官員慕名來訪，商紳絡繹於門，門牆桃李攀附，造請座無虛日；書商靠他掙錢，刻局賴他賜活，名流借他增光，詩壇由他主盟。他可以說是乾隆年間中國文人的風流魁首，引導時代潮流的浪漫先鋒，那時，既無文聯，更無作協，但他卻成為眾望所歸的不具領袖名位的實際文壇領袖。
他稱自己：
好味，好色，好葺屋，好遊，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名人字畫，又好書。
可這世界上，最是文章不值錢，好風雅，無一不需要大批銀兩來開銷打發。 特別是那座園林，是要有相當雄厚的物質基礎，才能上規模，成氣候的。他甚至大言不慚地說，曹雪芹《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就是以他的隨園為藍本的。我們都知道那榮、寧二府，為迎接元春省親，將“銀子花得像淌水似的”。由此，我們對於這位隨園老人，就像我們評價歷史人物一樣，活得磊落與行為的苟且，講得好聽與心裡的齷齪，想得達觀與性格的卑下，看得清高與慾望的強烈；乃至於文章道德與聲色犬馬，詩情畫意與庸俗無聊，正直不阿與低三下四，鐵骨錚錚與軟弱缺鈣，都可能合二而一，並行不悖。有什麼辦法呢？這就是那個封建專制社會里面一個文人，不準備拿雞蛋往石頭上碰，還想活得長久一點的處世哲學。心裡想的，嘴上說的，身體力行的，絕對不可能三點成一線，像小衚衕趕豬那樣直來直去的。在中國，有幾個文人，不多好幾個心眼兒呢？
對袁枚的評價，魯迅先生持苛刻的態度，認為他不過是位清客。清客，即幫閒，一幫閒文人而已。不過，他也認為，清客，還是要有清客的本錢的，雖然有骨氣者所不屑為，卻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漁的《一字言》、袁枚的《隨園詩話》，就不是每個幫閒都能做得出來的。而胡適先生的看法，則比較肯定得多，也能理解之所以這樣，乃性情之故，他統評乾隆朝三位才子，袁枚、趙翼都是絕對的天才，性情都很率真，忍不住那種矯揉的做法和法式的束縛，故多能成大家。蔣士銓以《臨川夢》為最佳——知道他是一個第一流文人，不愧他的盛名。
其實，人之一生，就是一根直線和一根曲線並行的軌跡。直線是本真的我，曲線是社會的我。社會的我隨客觀世界的變化而生出適應的曲曲彎彎，本真的我雖受天性和本能的支配，但無論如何也不能排除曲線的影響。智者之智，在於曲線雖曲，不致太曲而扭曲，在於直線應直，不致太直而愚直。這位隨園老人，自是智者無疑，不過，他的這兩條平行不悖的線，為了他的愉悅，曲得有些過頭；同樣，也是為了他的愉悅，直得顯然不夠。歷史，大概就是這樣定位沒有被乾隆捉進文字獄的袁枚。
於是，無論在他健在，還是身後，他都是議論分歧、眾說紛紜的人物。
隨園生前，才名遍海內外，高麗琉球，爭購其詩。其實借名詩話，以結納公卿，招致權貴，頗有一種狡猾手段。當時同輩如趙甌北等，已多詆哄之。至其身後，詬之者猶眾。袁之門生某，嘗私刻印曰：“隨園門下士。”後受輿論攻擊，乃復刻曰：“悔作隨園門下士。”張問陶初亦崇拜子才，名其詩集曰《推袁集》。袁歿後，更名《船山詩抄》。
——民國佚名《慧因室雜綴》
當然，生前追捧，死後唾棄，忽然覺悟，劃清界限，是無可厚非之事，也是這麼多年來，“城頭變幻大王旗”之後，那些聰明人事所難免之舉，已是大家司空見慣的花頭精了。袁枚終究是位智者，聰明就在於他看穿一切，而且知道歷史是一面篩子，一過性的閒言碎語，過眼煙雲，花花草草，汙泥濁水，會被淘汰出局，而有斤兩的，有價值的，抹殺不掉的，誅滅不了的東西，會長時期地傳承下來。
在他的《隨園詩話》卷一里，有這樣一則故事，表達出來他的這層意思：
予戲刻一私印，用唐人錢唐蘇小是鄉親之句，某尚書過金陵，索予詩冊。予一時率意用之，尚書大加呵責，予初猶遜謝，既而責之不休，予正色曰：“公以為此印不倫耶？在今日觀，自然公居一品，蘇小賤矣。誠恐百年以後，人但知有蘇小，不復知有公也。”一座囅然。
我不大相信袁枚會如他所說的那樣，正言厲色地與一品尚書辯駁，但是，他所堅持用長遠的歷史角度觀察，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還是很有道理的。同樣，雖然袁枚這位江左才子，可詬病之言，之行，之詩，之文，很多很多；但他在乾隆年間，那高壓的政治氣氛，那低迷的文化環境，那恐怖的鎮壓手段，那無望的帝國統治之下，能發出一點來自性靈的心聲，並且靡然成風，將這位皇帝的四萬餘首詩，給擠到角落裡去，成為人們不聞不問的文化垃圾，不也是一種消極抵抗嗎？
一個文人，赤手空拳，能對皇帝做些什麼？在嚴酷的、嚴密的、嚴厲的精神控制，文化鉗制，意識形態壓制下，存活下來，讓弘曆逮不著把柄，捉不住破綻，而且，在他的眼皮子底下，還相當程度的愉悅著，該是多麼不容易啊！
清人陳康祺在其《郎潛紀聞》裡，對他的評述，還是較為公允的。這是由他的一幅《隨園十三女弟子湖樓請業圖》說起。此老時年已八十有一，但春心猶在，找了一位畫師，定要將這些名媛仕女，畫在圖上，團團圍住這位恩師，衣釵裙帶，國色天香，他在奼紫嫣紅的女弟子中，享受著那一種只能算是柏拉圖式的滿足。這大概是當時許多正經人對他最不以為然的德行了，可他，這位愉悅主義者，堂而皇之，張而揚之，才不在乎別人說三道四。《郎潛紀聞》的作者，對此倒無異辭，而是說：
康祺以謂隨園風流放誕，充隱梯榮，詩格極卑，碑版亦多不根之作；其著述，唯駢體文差強人意，餘無足觀。其攀附公卿，提倡騷雅，志不專在獵名。蔣苕生蠅營獺祭之詞，趙雲松虎帳蛾眉之檄，同時雋彥，都已窺破此老心肝。唯生際承平，天假耆壽，文名蓋代，福慧雙修，殊為文人難得之遭遇。湖樓請業一圖，香粉琴尊，丹青昭映，不可謂非湖山韻事也。
但是同為清人的劉聲木，在其《萇楚齋隨筆》的《論袁枚出遊》一文中，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其實並不完全愉悅，並不絕對愉悅的隨園先生。
袁簡齋明府枚，以詩文小慧，當乾嘉全盛之時，坐享山林之福者數十年，後人羨慕之者眾矣。實則隨園當日廣通聲氣，肆意逢迎高位，以為己用。下材又奔走其門，以為間接之光榮。隨園遂藉此為漁獵之資，收為點綴山林，放浪霰骸之用，其用心亦良苦矣。觀其後半生，大半出門遨遊，在家時少，實為避難而起。不知者，以為真好山水也，殊為所愚。細審隨園之出遊，皆在劉文清公任江寧府時，欲實行按治驅逐之後。當時雖有人為之關說，未能實行，然隨園知不容於眾議，是以終年出遊，以避他人指摘；且恐又有人實行案治者，終難漏網。隨園雖自言於詩集，明示不怍，實因其事早已道路喧騰，不得不自言之，以示光明磊落，計亦狡矣。予觀其詩集，檢其出遊之歲月而始知之。其出遊系出逼迫，非出心願，是以隨園心終不懌。臨終詩有云：“我見玉皇先跪奏，他生永不落紅塵。”在他人方羨其遇，在隨園深知當日之行為，已苦其艱，但難為不知者道耳。不然，隨園果何所不足意，而欲不再生人間世耶？其故可思矣！
他愉悅嗎，這位隨園先生？我不禁想問一聲。
所以愉悅對於文人來說，的的確確，是一種奢侈品。
✓本文選自李國文《歷史不忍細說：李國文講最後的王朝》
推薦：《歷史不忍細說：李國文講最後的王朝》
[作者]李國文 [品牌]新華先鋒
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獲得者李國文
在文化中追問歷史，於文學間透視人生
©內容簡介：本書是李國文的歷史散文精選集，選取了李國文著作中談及中國古代著名文人的部分作品，篇目有二十餘篇，其中包括李白、韓愈等詩人，也有張居正、譚嗣同等改革家。文章深入淺出，語言嬉笑怒罵，漫談一代大師、風流才子與忠臣佞臣，並以嚴謹的歷史相間敘說。
©作者簡介：李國文，生於上海，祖籍江蘇鹽城。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理事。長篇小說《冬天裡的春天》於1982年獲首屆茅盾文學獎。
# 互 動 時 間 #
你認為袁枚是個什麼樣的人？說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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