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許鞍華執導的電影《黃金時代》上映以後，31歲英年早逝的近現代作家蕭紅成為了人們熱議的對象，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感慨蕭紅顛沛流離、貧病交加的一生，討論蕭紅的私生活，討論蕭紅周圍的男人——未婚夫汪恩甲、表哥陸哲舜、老師魯迅、前夫蕭軍、丈夫端木蕻良……——討論蕭紅為誰生過孩子，甚至是她的相貌，大多數觀眾在對蕭紅的人生津津樂道的過程當中，反而忽略了使之成名與流芳的文學創作。
就連作家劉震雲在談及蕭紅時的反應也是“（她）不是一個美女”，這讓美國漢學家葛浩文有些意外。“端木蕻良這個人好不好看？沒有人問過。到蕭紅（人們）就要問了。”在《馬伯樂》的新書發佈活動結束之後，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接受媒體群訪時說道。
葛浩文一直鍾情於蕭紅作品研究，早在他作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作品的英文譯者而聲名大噪之前，就以蕭紅研究而在學界聞名。作為翻譯家的他還陸續翻譯了英文版的蕭紅作品《呼蘭河傳》和《生死場》。如今，他更是用英文續寫了蕭紅的長篇小說《馬伯樂》。
《馬伯樂》是1940年蕭紅在逃難暫居香港時創作的，講述了主人公馬伯樂與妻子兒女在戰爭期間逃亡的過程，馬伯樂出生於青島一個有錢且信洋教的家庭裡，是一個滑稽的人物，一個“中產階級的阿Q”（葛浩文語）。第二年，蕭紅開始在香港文藝刊物上連載發表的《馬伯樂》第二部分，講述了馬伯樂一家從上海逃亡到漢口，並想著逃亡至重慶的故事，末了有“第九章完全文未完”的標記。然而，在香港淪陷一個月以後，蕭紅因庸醫誤診開刀而不幸去世。彌留之際，她在紙上寫下了“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下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的字句。
葛浩文在《馬伯樂》（完整版）的序言中講述了自己在續寫時的考慮，續篇中故事發生的地點都是蕭紅本人去過的，如從上海到漢口、武昌到重慶而後轉赴香港。“如果《馬伯樂》是蕭紅對魯迅《阿Q正傳》的一種回應，那我在續篇納入蕭紅個人的逃難過程，也可喻為是我跟蕭紅的生平作品的隔代對話，”葛浩文說。續篇描述的事件有真也有假，增添的人物有真人也有純屬虛構的。另外，他也儘量收入了蕭紅一些散文作品的片段，如“長安寺”、“滑桿”等，使得蕭紅的影子貫穿其中。
葛浩文用英文續寫了蕭紅遺作《馬伯樂》，他的夫人、翻譯家林麗君又將續寫部分譯成了中文，全書日前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魯迅博物館常務副館長黃喬生認為，《馬伯樂》的這番續寫和譯介“不僅是跨世紀，而且是跨文化的”。以《馬伯樂》（完整版）出版為契機，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採訪了葛浩文、林麗君夫婦，聽他們講述了一直以來蕭紅受到的誤讀，以及中國文學在走出去過程中遇到的難題。
反覆被窺探的私人生活“和她寫小說有什麼關係？”
“從照片看，確實蕭紅老師不是一個美女，相貌平平，”在“跨越世紀的書寫——《馬伯樂》（完整版）文學沙龍”現場，為本書作序的作家劉震雲感嘆道，蕭紅不是美女，卻“遇到了中國不同類型的男人”，“愛情非常豐富”，甚至在生命垂危時，“在香港瑪麗醫院還是有不同的男人在喜歡她”，必然有吸引人之處。劉震雲得出的結論是，蕭紅雖然“無貌無錢，一直過的是貧苦的生活，但她卻有一個別的人沒有的特點，那就是有趣”。
在次日接受媒體群訪時，林麗君表示，除了關注蕭紅的外貌以外，還有更多讀者“關注的是蕭紅和許多男人的關係，根本忽略了作家的作品”。她說，尤其是在《黃金時代》出來之後，蕭紅文學作品的重要性被忽略了，人們的關注點更加聚焦在她的私人生活上。“可是這個和她寫小說有什麼關係？”林麗君反問道。
更令人費解的是，“不要說別人了，就連和她在一起的作家都很少提到她的作品，”葛浩文回憶說。在《蕭紅傳》中，他曾經得出這樣的結論，蕭紅“一再以身許給自私而又麻木不仁的男人”，她一生所遭受的不幸“是屢受男性的欺凌所致”。在接受採訪時，葛浩文更是直言，蕭紅的前夫蕭軍是一個“大男人”，即便知道自己寫得不如蕭紅，也不會直接講，因此很少提到蕭紅的作品。而同為東北作家的舒群、蕭紅去世前44天的陪伴者洛賓基等人，亦是如此。葛浩文曾幾次採訪端木蕻良，彼此熟識，可是端木只要談到蕭紅的作品，一概大談蕭紅如何受到他本人的影響。“端木蕻良不是暗示的，是直說的。”以上種種情況，葛浩文稱，使得“與蕭紅最接近的朋友只談生活，很少談到她的作品”。
他進一步坦言，當年對蕭紅周圍人的拜訪對自己的研究沒有什麼幫助。上世紀70年代，他寫作的《蕭紅傳》“裡面主要寫的是蕭紅，不是寫他們，也不是她和他們的關係”。等到80年代他與蕭軍等人熟悉起來之後，依然有些問題不敢問。葛浩文回憶，在1981年，為了慶祝魯迅誕辰100週年，美國多所大學舉行了“魯迅遺產會議”，蕭軍等作家因此來到美國。由於已經見過幾次面，他壯起膽子問蕭軍，據說有人到你家去，是蕭紅開的門，當時她眼睛都被打青了，是不是你打的？“蕭軍火了，差點把我的眼睛都打青了。”在那之後，葛浩文學乖了，不再碰觸敏感的問題。
“中國文學不擅寫人物心理，《紅樓夢》不是好novel”
葛浩文對蕭紅的喜愛與她對人物的塑造有關。他曾在《我行我素：葛浩文與浩文葛》中透露，“讀她最好的小說，你會追問人物為什麼（why）要那麼做，不僅僅知道人物做了什麼（what）和如何（how）做到。”他尤其稱讚蕭紅對農民角色的塑造，在《蕭紅傳》中，葛浩文寫道，蕭紅大部分成功的作品中，農人的故事極佔分量，“那些農人既可憐可悲，又勇武可愛。他們受盡虐待，但又極端頑強。”《馬伯樂》這部作品中的主角馬伯樂也令人印象深刻。“馬伯樂在書中僅被塑造成供作嘲弄諷刺的工具，不算是一個複雜的角色，但他那種胡作非為的舉動，卻令人難以忘懷。”
不過，即使是馬伯樂，也“沒有經過小說人物發展的特別過程”，其舉動也沒有令人驚異之處。葛浩文認為，蕭紅在人物創造上也存在弱點，這種弱點普遍存在於中國當代文學的書寫之中。很早以前他就曾指出，“中國當代文學真能深入美國社會的根本沒有。”之所以如此，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當代小說深受中國傳統小說的特色的影響，幾乎不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寫，人物缺少深度。他向界面文化進一步解釋了這一點。在印第安納大學就讀時，他研究的就是中國的古典小說，葛浩文說，“我的導師是柳亞子的兒子柳無忌，他的專長是元曲。我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元曲，所以對中國經典的小說、戲劇比較熟悉。”他注意到，中國傳統小說當中的敘述是通過故事和行動來推動的，對人物心靈的探索非常少，人物描寫常常比較扁平，“從開始到結束就是這樣一個人。”但對於西方敏感的讀者來說，人物的形象是否躍然紙上是評價小說好壞的一個標準。
過去，中國、韓國的小說在西方並不特別受歡迎，而日本、印度、越南的小說要稍好一些。不過近年來，韓國小說在美國市場風頭漸盛，林麗君指出，韓國作家韓江憑藉小說《素食者》（The Vegetarian）捧得2016布克國際文學獎（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可見西方讀者對韓國小說的接受程度正在提升。
葛浩文告訴界面文化，雖然胡適之、巴金、茅盾、魯迅等人曾經受到西方影響，開始描寫人物心理變化，但是到現在，中國文學又變成了以故事為主、不善展現心理的狀態。“這不是缺點，這是文化。”他進一步解釋說，有些國家的文學擅於描寫風景，有些長於講述故事，而有些側重刻畫人物。在中國，《紅樓夢》算是人物塑造的傑作。雖然它極其難得地呈現出了對人物的鮮明描寫，但依然缺乏多樣性。實際上，“《紅樓夢》是一個了不起的章回小說，但不是一個特別好的novel。因為作為一個西方概念，novel對結構和人物有著基本的規定。”
“連譯帶改”把中國小說賣到美國市場
“中國人的小說和西方人說的novel是兩種很不一樣的文學模式，我們（譯者）等於是要把中國的小說套在西方模式裡，總是有很多無法完全磨合的地方。”林麗君稱，如果用更為功利的、商業化的眼光來看，中國的作家可以把小說當成是一個商品，“把商品賣到別人的市場中去，當然要符合別人的需求。”
為了將中國小說賣到美國市場上去，作為翻譯家的葛浩文和美國出版社也做出了一些努力，具體說來就是“連譯帶改”。在一次採訪中，他曾回憶說，李銳有一部小說，開頭就把從頭到尾發生的事情都交代了，“出版社不幹了。我就問李銳，出版社問可不可以把頭一章裡把後來要發生的事都刪掉，不然大家看了一段後面就不用看了。李銳說可以。” 葛浩文在翻譯劉震雲的《手機》時也遇到了相似的麻煩。《手機》第一章是過去的事，第二章是寫現代。他於是發郵件給劉震雲，問能否在開篇一二頁寫現代，然後再譯過去那部分，劉震雲答應了。“為了適合讀者的口味，要他們第一眼覺得這小說不錯，我就改了，但沒有把書改壞。”
同樣地，英文讀者讀到的小說《馬伯樂》開篇，是1984年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的歷史。葛浩文在這本1941年創作的作品之前，加上了一段主人公馬伯樂的兒子發生於1984年的故事，或許亦是一種試圖通過歷史連接引起西方讀者興趣的嘗試。
然而，譯者和出版社“連譯帶改”的做法是否有將中國文學變成美國文學之嫌呢？面對這樣的提問，葛浩文語調上揚，顯得有些憤憤不平：“這不是我們的意思，但這就是編輯部的意思。他們很想把中國文學就變成美國文學當中的一部分。我們和他們爭了，吵了，甚至要打起架來了，說不能把中國作品刪掉這個，添加那個，可是他們要的就是那樣子。最後，編輯部說了算。”
他發現，不少中國臺灣、中國香港等地的作家會旅居英國、美國、法國等地，用當地語言寫小說，他們的英文並不差，可是出版社卻要求他們刻意使用“Pigeon English”（洋涇浜英語，英漢夾雜語），使得文字顯現出一種“怪樣子”、一種異域風情。可是，另一方面，在翻譯中國文學作品時，他卻收到了截然相反的指示——譯文一定要通順流暢，和英文小說水準差不多，出版社才滿意。葛浩文舉例，他曾經把“井底之蛙”直接翻譯成“frog in the well”，希望保持中文原來的味道，意思一目瞭然。可編輯卻認為這個詞太奇怪了，應該用一個英文差不多意思的詞。
“這是互相矛盾的做法。”葛浩文說，但他也只能表示憤慨。雖然出版社“一個懂中文的也沒有”，但最終還是“編輯部說了算”。正如林麗君的感慨——“把商品賣到別人的市場中去，當然要符合別人的需求。”
……………………………………
歡迎你來微博找我們，請點這裡。
也可以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閱讀更多 界面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