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現實生活最有功利價值的科學，在它的發端處卻不是出自功利的欲求。在西方文化的視野中，科學首先是作為一種探求世界本原、安頓人類心靈的文化而存在，其次才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第一生產力”。也許，對科學抱有的功利性期待越多，距離真正的科學也就越遠。今天，我們回顧古希臘思辨傳統與西方科學精神的關係，正是要重新審視科學得以發展的文化土壤，從只把科學視作工具而一味應用的侷限中走出來，向人類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永不枯竭的思維源泉致敬——

閒暇和詫異

西方的自然科學是從古希臘的自然哲學中分離出來的，西方的科學精神也由古希臘的哲學思辨傳統直接塑造。亞里士多德曾經歸納過進行哲學思辨的兩個條件：一是閒暇的時間，二是詫異的眼睛。在這裡，“閒暇”是前提。如果一個人終日為生計奔波，吃了這頓飯，還不知道下一頓飯在哪裡，他是沒有心情來研究哲學的。當時，古希臘擁有比其他任何民族都要發達的奴隸制，貴族因此享有充分的閒暇。而絕大部分的古希臘哲學家都是貴族出身，他們不必為生計操勞，因此才能專門從事純粹思辨的活動。正如

哲學是貴族的精神，哲學家也是精神上的貴族。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求知是人的本性，哲學家研究哲學不是為了經世致用，而是因閒暇而沉思，因沉思而詫異，因詫異而求知，因求知而滿足：“不論現在還是過去，人們只是由於詫異才開始研究哲學，他們起初對眼前的一些問題感到困惑，然後一點點地推進，提出較大的問題。”

能夠利用閒暇從事哲學思辨，是古希臘人的特殊之處。古希臘貴族崇尚的高尚活動是戰爭、遊獵和思辨。最後一項風尚造就了一批職業哲學家。從詞源學上看，西文的“學校”（School），就是由希臘文“閒暇”派生出來的。學校是柏拉圖之後哲學家們活動的主要場所，他們在此研究和傳授知識。由於哲學在古希臘是一門獨立而崇高的職業，所以，這裡的哲學家不像印度哲學家那樣屬於僧侶階層，也不像中國哲學家那樣屬於官宦階層，而是

自由與真理

古希臘哲學家對思辨生活的態度體現了古希臘人對心靈自由的追求。拉爾修在《明哲言行錄》中記載說，最早使用“哲學家”一詞的是畢達哥拉斯。當弗裡阿西亞的僭主勒翁問畢達哥拉斯是什麼人時，他回答說：“一個哲學家。”他繼而解釋說：“在生活中，一些奴性的人生來是名利的獵手，而哲學家生來就是尋求真理的。”在這裡，畢達哥拉斯明確地將哲學家歸到了自由人的行列，從而也就把自由和真理聯繫在了一起：哲學是一門為知而知，為思辨而思辨的學問，它以真理為最終歸旨，而不服從於任何物質利益和外部目標，因而是唯一自由的學問。哲學家，過的則是一種心靈的生活，把玩的是純粹理智的思維活動，因而是唯一自由的人。

按照這種理解，純粹的理智思辨正是通向心靈自由和真理之路的不二法門。對於思辨的主體而言，哲學家們進行的是純粹理智的活動，這種活動不但不需要藉助外在的經驗，反而還要擺脫外在的經驗束縛。

比如，古希臘哲學家們提出的第一個哲學問題就是：世界的本原是什麼？這個問題不但在提問方式上是以認識論的形式提出的，而且在內容上也是超越經驗的。最早對這個問題進行回答的是伊奧尼亞學派的泰勒斯。他認為，水是世界的本原。據後來的亞里士多德說，泰勒斯之所以得出這個結論，大概是基於兩方面的考慮：首先，他觀察到萬物都以溼的東西為養料，熱本身就是從溼氣裡產生的，靠溼氣維持。再者，萬物的種子都有潮溼的本性，而水是潮溼本性的來源。

在今天的我們看來，這種對本原問題的猜測非常荒唐，甚至非常可笑。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以泰勒斯為代表的那一批古代哲學家是幼稚的。因為真正推動科學進步的並不是對“世界本原”這個問題的具體回答，而是對這個問題的持續追問。事實上，對於無限的世界而言，任何具體的回答都不可能具有普遍的意義。因為人憑肉眼，很難對世界得出超越經驗的結論。即使得出結論，也很可能是一種推測或者思維跳躍，很容易被推翻或證偽。因為我們僅僅能夠看到世界的一部分，而無法看到整個世界。而“世界的本原”這個問題，恰恰是對整個世界發問的。在這裡，經驗是無效的，唯有靠人的思辨。正因為此，後來的西方哲人和科學家都在孜孜以求地探究著世界的統一性問題，從而推動著科學在不斷證偽的過程中逐漸走向昌明。同時，追求真理而不佔有真理，也成為了塑造西方文化傳統的科學精神。

有用與無用

古希臘的思辨傳統，一開始就表現出了濃厚的超功利特徵。但這種超功利的取向，反而為西方帶來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和先進的技術文明，可謂無心插柳柳成蔭。

關於泰勒斯，有個故事。據說有一次，他邊走邊思考問題，不慎跌倒在水坑裡。一個婢女嘲諷他說：“真可笑，你連身邊的事都看不到，卻總是想天上的事。”泰勒斯一時竟無法反駁。後來，他用實際行動駁斥了那個庸俗的婢女。他夜觀天象，知道來年的橄欖將獲豐收，便事先租賃了當地全部的榨油坊。果不其然，橄欖豐收了。於是，泰勒斯將榨油坊高價出租，獲得了一筆巨大的利潤。亞里士多德對此曾有精彩點評：“哲學家如果想賺錢的話，是很容易做到的，但他的興趣並不在這裡。”而黑格爾的評語更是毫不客氣：“只有那些永遠躺在坑裡，從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會掉進坑裡。”

正是這種為思辨而思辨，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演繹出了西方“智”的傳統。

即使在學說方面，智者與古希臘早期的自然哲學家也迥然相異。智者關注的焦點不再是對自然的思辨和對宇宙本原的思考，而是對人生和社會的辯論。他們的精力主要用於口頭爭辯，而不是著書立說。正因為如此，“智者”幾乎成了“詭辯”的代名詞，遭到了歷代哲學家的鄙視，很快被打入了冷宮。而純粹的理智思辨卻登上了大雅之堂，不僅打造了西方兩千多年的形而上學傳統，而且直接成為了近代科學的濫觴。

有限與超越

在古希臘時期，對哲學思辨的崇尚之所以最終昇華為一種對科學真理的不懈追求，還在於古希臘人對人性本質的理解以及對生命價值的態度。這就意味著，帶有濃厚科學探索意味的哲學思辨不僅是少數貴族哲學家把玩的思維遊戲，而且還是一種能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和個體生命價值的文明路徑。從這個意義上講，西方意義上的科學，本身就是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於此，伊甸園的神話就是一個富有象徵性的文化隱喻。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由於偷食禁果的原罪，人將永遠受到沉重肉身的羈絆。柏拉圖也比喻說：人的靈魂本來就屬於上天的精靈，“那時它追隨神，無視我們現在稱作存在的東西，只昂首於真正的存在”。可後來，靈魂墜入了肉體，依附於軀體，因此而遺忘了過去的一切。因此，人生的意義根本就無法在現實的此岸世界裡實現，而只能依靠“靈魂”的力量到形而上的彼岸世界中去探求。前者是有限的，後者才是永恆的。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就在於掙脫有限，進入永恆和無限。這種尋求和超越的姿態，不僅表現在以基督教為核心的宗教信仰中，而且還表現在純粹的理智思辨中。

我們都知道，在現實世界中，無論怎麼在白紙上擺弄圓規和直尺，都無法畫出理想中純粹的“圓”。用柏拉圖的話來說，“圓的東西”並不是“圓”本身，只有停留在理性思維裡，落實到抽象概念中的“圓”，才是完美無缺的。相反，現實中一切圓的東西，由於受到物質材料的“汙染”，總是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陷。與此相對應，我們眼睛看到的，耳朵聽到的，鼻子聞到的，就是一個充滿虛假和錯誤的世界。而唯有理智和思維，才能讓我們完全擺脫感性的束縛，進入到那個理想的純粹世界。正如巴門尼德所說，“能被思維者與能存在者，其實是一回事情”。思維和存在是同一的，一方面，唯有思維中的東西才是真正存在的東西，而我們感官所感覺到的東西都是一些將我們導入歧途的“意見”，不是“真理”。另一方面，所謂的“真理”，真正的存在，唯有通過智力活動才能達到，除此之外，別無他途。

至此，我們似乎可以理解為什麼古希臘人如此熱衷於抽象的哲學思辨了。因為，正是依靠純粹的思辨，有限和無限之間才得以架起一座互相通約的橋樑。它不僅給人帶來一種純粹思維的樂趣，而且還是更深層次的安身立命。難怪德謨克利特說，發現了自然界的一個因果聯繫，比作波斯國的國王還要高興。亞里士多德也說：吾愛吾師，更愛真理。

理性與非理性

輕感性、重理性的思維取向，在促使理性科學在古希臘率先發達起來的同時，也潛在地侵蝕著理性科學得以確立的基礎。因為理性無法反過來證明自身的合理性。由此留下的空白，最終只能由非理性的信仰來提供支撐。正因為此，西方科學的發展，自始至終都伴隨著宗教的庇護。非理性的宗教情感，看似是理性科學的天敵，而實際上也為科學的發展提供了動力。

維特根斯坦曾說：“令人驚訝的不是世界如何存在，而是世界竟然存在。”科學知識的發展雖然能夠令人類更加精確地描述世界，但卻永遠也無法給出世界“為何如此這般”的正確解釋。對此，人只能保持近乎神秘主義的敬畏和信仰。正如愛因斯坦所說：“自然最不可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是可以理解的。”

這種神秘主義傾向，早在古希臘科學發展中就初露端倪。比如，畢達哥拉斯學派就是一個以研究數學著稱的哲學學派。但匪夷所思的是，這個學派也是一個有著各種荒誕禁忌的神秘主義宗教組織。畢達哥拉斯認為，世界萬物的本原是數，而不是其他東西。

這種近乎瘋癲的舉動似乎切中了“哲學”一詞的原初意義。從詞源學上考察，“哲學”這個詞最早出自希臘文philosophia。這個詞由兩部分組成，即“philo-”（喜愛）和“sophia”（智慧）。顧名思義，“哲學”就是“愛智慧”。柏拉圖曾經借蘇格拉底之口說：智慧這個詞太大，它只適合神，而“愛智慧”這類詞倒適合人類。“愛智慧”，不是“有智慧”，更不是“求智慧”，而是對“智慧”抱有一種非理性的炙熱情感。正如柏拉圖所說，理性的最佳狀態是一種瘋狂，最高境界則是一種稱之為“愛”的情感。但是，無論是“愛”還是“瘋狂”，都是靠一種神秘的直觀和體驗來實現的。頗具諷刺性的是，直觀和體驗，恰恰是對理智的背離。就這樣，當理智走到了盡頭，無法為信仰提供支撐時，科學與信仰、理性主義與神秘主義就不期而遇了。畢達哥拉斯、柏拉圖，還有後來的黑格爾，都是以理性思辨著稱的哲學大師。可是，他們卻都在自己學說的影響下集體走向了瘋狂。瘋狂地去愛，最終成為了他們無法擺脫的命運。

現實與未來

一種精神，只有深植於文化的沃土，體現為對生命意義的理解和追求，才能真正地開枝散葉。正因為此，那些將真理視為生命的西方科學家們，才前赴後繼地演繹出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科學史話。當羅馬大軍攻陷敘拉古城時，阿基米德正在沙地上演算幾何題。面對敵人的兵器，他鎮定自若地提出請求：“稍等一下，讓我解完這道題。”為了確立“日心說”，哥白尼幾乎耗盡了後半生的精力，在彌留之際終於使《天體運行論》一書公之於世。而為了堅持這一科學結論，布魯諾曾不斷遭受處分、監禁，直至被綁在火刑柱上燒死在鮮花廣場……

反觀今日之中國，雖然追求科學已經成為了一種時尚和潮流，但為科學而科學的科學精神並沒有真正在中國紮根。近代以來，中國經歷了亡國滅種的危機，拯救中華的情結已深入國人骨髓。於是乎，帶有強烈目的性的知識學習迅速演變成了經世致用的技術訓練。這使得我們的學習和教育至今還帶有濃厚的“培訓”色彩，而對科學的理解也大多停留在功利層面。上個世紀，針對二三十年代的“留學熱”現象，陳寅恪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今則凡留學生，皆學工程實業，其希慕富貴，不肯用力學問之意則一。而不知實業以科學為本，不揣其本，只治其末，充其量，只能是下等之工匠。”辜鴻銘也說：“是什麼原因促使人們去追求科學呢？多數人會以為是出於對鐵路、飛機一類東西的需要導致了對科學的追求。實際上並非如此，當前所謂進步的中國人為了鐵路、飛機去追求科學，他們永遠也無法懂得科學的真諦。在歐洲歷史上，那些真正獻身科學、為科學的進步而努力的人們，那些使修築鐵路、製造飛機成為可能的人們，他們最初就根本沒有想過鐵路和飛機。他們獻身科學併為科學進步作出貢獻，是因為他們的心靈渴望探索這廣袤宇宙那可怕的秘密。”

帶有功利色彩和目的預設的科學理念，雖然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促進了科學技術的發展，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弊端也日益顯露。比如，當前被列為“冷門”專業的不僅是文、史、哲這些文科專業，那些進行基礎性研究的理科專業也是“門前冷落鞍馬稀”。原因很簡單：文科專業無法轉化成直接現實的生產力，而基礎理科專業，則是不能在很快的時間內轉化成生產力。殊不知，沒有基礎性理論科學的發展，怎麼可能會有技術的革新和突飛猛進？沒有為科學而科學的超功利精神，怎麼會有重大的科技成果重磅出爐？翻開歷史不難看到，凡是真正的劃時代的科學家，無一不是對人類文明進程有著深遠影響的大思想家。萊布尼茨對於二進制的研究，正是得益於中國古代《周易》思想的啟發。愛因斯坦在其自傳中也坦率地承認，他之所以能夠建立相對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對哲學特別是斯賓諾莎哲學的偏好。

也許，文化土壤的改良，超功利心態的培養，機制體制的改革，才是中國科學進步與發展的必由之路。

文 / 祝和軍

【來源 / 光明日報 2012-06-27 & 2012-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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