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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新军的装束。（路德-那爱德摄于清末）
1911年11月27日，成都民众涌入贡院（皇城）参加大汉军政府建立仪式。（路德-那爱德摄）
成都贡院至公堂、“ 旁求俊乂”石牌楼前聚集着参加大汉军政府建立仪式的民众。(路德-那爱德摄于1911年11月27日）
四川大汉军政府正都督蒲殿俊（左）、副都督朱庆澜（右）。（路德-那爱德摄于1911年11月27日）
四川都督府都督尹昌衡。（路德-那爱德约拍摄于1912年）
成都提督街口。（1910年代）
正在建造的华西协合大学加拿大建筑赫斐院 （合德堂）。赫斐院是加拿大美道会为纪念最早到西南传教的美国人赫斐秋（Virgil Chittenden Hart）而捐建，1920年竣工。（1917年夏西德尼-甘博摄）
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华西协合大学校园。
成都协合大学的学生正在上化学课。
四川美国卫理公会（美以美会）会议在成都陕西街教会存仁医院召开。（约1910年左右）
成都九眼桥（宏济桥）。
成都的两姐弟。
成都新军在北较场阅兵。
1911年辛亥革命后四川内乱不停、命运多舛。各路军阀、地方实力派为争夺四川、成都的统治权，多次在成都大打出手，把个美丽的蓉城搞得千疮百孔、血流成河，百姓流离失所。1917年护国战争后的这一年，驻守成都的川军刘存厚、滇军罗佩金和黔军戴戡为争夺四川的经济、政治、军事权而你争我斗，枪炮并用。4月爆发的“刘罗之战”在成都进行巷战，使数百人毙命，市区多处民居被焚；7月再起的“刘戴之战”持续10多天，更使繁华成都毁于一旦------
“刘戴之战”后的成都贡院大门。“刘戴之战”时黔军据守皇城内，川军从外边攻打10多日，最终以黔军退出而告终。图中可见门口用石条垒起的工事还没清理完。（西德尼-甘博摄于1917年夏）
战乱的结果使成都贡院内外到处残墙断壁，瓦砾成堆，这是皇城坝周围民房被毁后的惨状，成片的民房已被焚为废墟，百姓流离失所。（西德尼-甘博摄于1917年夏）
这是被川军炸开的贡院（皇城）城墙，豁口处站满了看热闹的居民，到处是破烂的家具和房架。（西德尼-甘博摄于1917年夏）
成都一家旅店小院。（西德尼-甘博摄于1917年夏）
成都文殊院在室内打坐的和尚。（西德尼-甘博摄于1917年夏）
成都水车汲水。 这是成都最早的自来水取水装置，位于成都南门外的南河上，照片中水车的背后可以看见南门城楼顶。成都自古城内水井水质不好，居民饮用水多是购买城周府南河的河水。清末年间，成都有关衙门在南门外的南河修建起直径达十米的大水车，把南河水打上来，穿过城墙，引入城内的一个大蓄水池里，再通过引水管把池里的水引到各条街上的蓄水井中。引水管用的是一节节粗大的竹子，用苎麻捆绑连接后再敷上水泥；蓄水井的周围及井底用木板作护壁，防止井水往外渗漏或井外的水浸入。当时，这项工程也是成都当局引以为傲的典范。
成都基督徒举行新式婚礼的合影。（1919年）
四川军阀杨 森,1920年在成都 。1924年杨森下令修建成都春熙路。
成都万里桥（南门大桥）下。（约摄于1920年代）
成都望江公园。（约摄于1920年代）
成都金河岸边洗衣的妇女、儿童。（戴谦和摄于1935年）
手拿烟袋的出售烟草的成都儿童。（戴谦和约摄于1935年）
成都街头新生活运动张贴画。新生活运动，简称新运，是指1934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推出的国民教育运动，横跨八年抗战。新运以”礼义廉耻“重要思想为主，使人民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从根本上革除陋习。（福尔曼约拍摄于1935年）
成都街头小吃摊。（福尔曼约拍摄于1935年）
成都街头店铺门前。（福尔曼约拍摄于1935年）
成都一群市民在围观运输客车。（福尔曼约拍摄于1935年）
成都一家照相馆门前正在搭建脚手架。（福尔曼约拍摄于1935年）
成都大街上的行人和黄包车。（福尔曼约拍摄于1935年）
成都东大街（？）的十字路口。（福尔曼约拍摄于1935年）
成都一家缝纫店铺。（福尔曼约拍摄于1935年）
成都蜀绣店铺的男孩。（福尔曼约拍摄于1935年）
成都一家蜀绣店铺的女孩。（福尔曼约拍摄于1935年）
成都街头拉垃圾车的男孩。（福尔曼约拍摄于1935年）
成都街头围观的人群。（福尔曼约拍摄于1935年）
1935年成都,蒋介石夫妇在华西协合大学参加毕业典礼。
成都助产学校一群未来的助产士（约1939年 ）。1931年，美国卫理公会的女医生满秀实深感中国的旧法接生危险性过高，在成都文庙后街创办了第一所培养助产士的医学校，在四川推广新法接生和产妇及初生婴儿的护理。后迁往小天竺街，设附属产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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